想起教改十年

 ◎馮喬蘭

很多關心的朋友會問—這所謂十年教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尤其是對教育、教育改革保持著期望的人，總是疑惑著「那ㄟ阿捏」？改革總會遇到反撲，我們都了解，就像民主政治面臨開明專制的挑戰，而出外工作或當志工的女人們也還在面臨傳統價值的要求與評論，這些，我們都明白。改革難免會遇到鐵板，但，從沒有鐵板會自己跳起來、打過來的。鐵板不就是拄在那兒，讓改革者去踢到的嗎？怎麼教改的鐵板，是自己衝過來打遍所有人？顯然，事情沒那麼單純。

既是不單純，便就是千頭萬緒了，既是千頭萬緒，無論從這個頭那個緒想起，也都是從頭了，那麼，就讓我們從李遠哲的道歉想起吧。

李遠哲為「教改」道歉？

二○○五年，在立法院的質詢裡，面對李敖追問「你有沒有需要向我們認錯的事？這十年來，有沒有做錯嚴重的事，需要認錯？」「要不要向我兒子及女兒道歉？」李遠哲公開道歉說：「社會對教改會有這麼大的期待，而我卻沒能做到，這點我需要道歉。」隔天的報紙用「李遠哲首為教改道歉」當標題，當然提到李遠哲「承認」教改未能減輕升學壓力，反而增加。而在同一個場子裡，李敖還公開罵管碧玲醜八怪。

消息一出，各方各有評論，也有不少朋友認為，李遠哲不該道歉。該不該道歉，我們不敢論定，但我們試著想想，如果當時李遠哲回應李敖的道歉要求，是這樣說：「我無法為對的方向道歉。教改會希望鬆綁，希望教師提昇專業，希望打開升學管道，這些都是對的方向。你的孩子半夜讀到十二點，是不對的，你應該去叫老師向你小孩道歉。這不是教改要的方向，是教改要改革的教育現實，我們可以檢討如何做更好，如果有錯，只是對的事情做得還不夠多。」那接著會發生什麼事情？李敖可能跳腳罵李遠哲嘴巴臭，而來不及罵管碧玲⋯如果真的這樣回應，隔天的輿論會怎樣講呢？當鐵板會自己跑來打你時，說理好像是艱困的。但，又能不講理嗎？

李遠哲可能認為他只是為「學生升學壓力仍然很大」認錯道歉，並不是承認教改錯了，但學者顯然不了解媒體的語言、政治的語言，以及民眾的反應。這麼多年下來，大家記得的，就是因為教改所以李遠哲道歉，誰又能仔細分辨道了什麼歉？

道歉是個事實，然而，他到底為什麼願意道歉呢？或許在當時一片撻伐聲中，李也被伐得心虛了起來。為什麼心虛呢？我們猜想，這是有個歷程的。畢竟，李遠哲一直以來並不是個教育改革者。倒不是說李對教育沒有不滿或沒有意見，只是他並沒有實戰經驗，在形成教改計畫與政策時，對校園現場環境的判斷來自於想像—空白的想像。而在他身邊圍繞的也多是類似的「學者」，以至於面對各種反撲時也只是不斷呼籲「教改不能走回頭路」。

李並非封閉的人，所以在第一年，他到處辦教改座談會聆聽基層的聲音，可惜的是，並沒有一個具備實戰經驗的人，可以幫忙解讀這些聲音，包括解讀這些聲音背後所代表的力量與利益結構。聽到了眾多聲音，但仍未能掐住阻礙教育的關鍵。後來反撲風起雲湧時，缺乏解讀基礎的李遠哲也就「順勢」被這些聲音包圍了，而他身邊的學者，沒有人能做出有力反擊，都概括承受了，沒有辯駁能力，更是委屈在心。因而，被不顧臉皮的所謂立委羞辱之餘，氣餒之下，選擇息事寧人的態度，說不定李在心頭還對自己說：和這些不可理喻的人有什麼好辯的？他要個什麼，給個口頭的什麼就好了⋯

教改溝通不足？忽略基層與師範體制？

一旦道了歉，到底是心虛所以該被罵，還是被罵到有理說不清而心虛，也很難弄明白了。包括批評者不斷說「溝通不足」。當時的全教會副理事長在報上回應：「現在道歉不覺得太晚了？再美好的政策，也應聽基層的聲音，教改當初並未充分遊說基層老師。」言下之意是「跟我說好了，就好辦嘛。」而李遠哲在立法院是這樣說的：「我願意向各位道歉，因為社會對教改會有太大的期待，而不瞭解其實教改會所能做的，只是將諮議報告書提交給行政院，之後我無法著力。但⋯」

在李的想法裡，教改會負責提出方向要求、政策、制度等等，但報告書送進行政院，要如何推動、如何與反對者溝通、如何與基層溝通⋯是屬於行政院教育部的事情。這種想法忘記了教育改革要改的正是現在的教育，教育部自己都是該被改革的對象，如果沒有一套完整的推動方略，就丟給教育部，還期待他能推動？如果教育部能辦到，哪還需要教改會提教育改革方案？殊不知，教育部對辦事的定義是「我已經發公文啦」。交給教育部的結果，就是教育部只是等待命令行事。

整個過程也並非都沒有進行溝通，然而溝通的對象也還是出了問題。有可能李他們認為，要和上層意見領袖溝通太困難；也有可能誤判，以為「人家」跟自己意見一致，所以跨過上層，直接和第一線老師去溝通。和第一線老師溝通是對的，但仍然面臨具體問題：第一，誰去和老師溝通？第二，如何面對老師的反彈？結果，行政體系當然安排原有人馬，也就是師範教授去進行政策溝通，但這些人自己對教改的反彈都還缺人溝通呢。這種安排的結果，恰好是反彈力量的結合，形成更強大的反撲。最後黃光國等人看到這股暗潮，就登高一呼，還有李慶安（當時很多人還不知道她的美國人身分）等也趁機裡應外合，形成一場大反攻。黃光國、李慶安有他們各自的盤算，而原有體系要的無非是能繼續過去的美好日子，獨尊封閉、不需改變。

這樣回頭說來，要基層點頭才能進行的改革，恐怕常是殘廢的改革。這並不意味著不要溝通，處理反彈仍是改革的實務工作，然而在剛開始的擬定裡，沒有將此納入考量，就帶來了更多的坎坷。

這個溝通問題，也有一說是「沒有充分和師範體系溝通」。本來這是林清江的責任，可惜早逝壯志未酬，雖然李他們原來以為，可以靠林這個大老搞定一切，但我們也懷疑，一旦開始和師範體系溝通，也許他的龍頭位置就坐不穩了。事實上，我們不是沒有看過體制內的心懷改革的大老，像當年大力推介夏山學校的教授，後來當上師院院長，他一貫的說法是教育部也堅持不可走回頭路，到了現在的教育部（推動一綱一本的吳清基部長），他還是這樣說。怎會這樣咧？不知是真糊塗還是難得糊塗。我們想，答案很明顯，當龍頭、當大老的代價，就是不能真的站到改革那一邊去。

美國猶他州的教育廳長到台灣訪問，特別約了史英談森林小學，會談中，史英反問他一個問題：「像你這樣懷抱開明進步教育思想的人，如何能坐上『那個』位子？」廳長聽了第一句話是：「你是問我如何出賣我的靈魂嗎？」他們後來會談，談了些什麼並不重要，因為到底國情不同，美國教改的困難和我們不一樣，但只憑他直覺反應的第一句話，我們就知道，他自己大概是時時都在想這個問題，才能直接脫口而出。問題是，我們這些體制內的大老們，誰有此心胸？而不是集體心虛了。

左言右語太玄妙，視野開闊最重要。

李遠哲可能到現在都無法體會，他的道歉所造成的傷害。已經混淆的價值更加混亂，好不容易撐出的進步空間被否定。在李道歉前，這些亂象都存在，只是在他道歉後，辯駁反擊的空間瞬時縮小。這些被傷害到的人，是不可能像李的敵人那樣把自己的傷當成鹽巴，跑去找李遠哲在李的傷口上再抹一層。所以，李可能到現在聽到的都還是冒充基層的復僻聲音。背負著這層傷害，各個關心教育的個人或團體仍在尋求各種突破的可能性。

譬如有人提出教改應堅持左派路線，並以此檢討過去教改犯的錯誤「即是不夠堅持左派」。這一提，將本來就複雜的教改問題，用抽象語言搞得更難懂了。例如常態編班是左還是右？反對體罰是左還是右呢？讓每個小孩升學這樣可以算左了吧，但如果恢復成，所謂可以讓一級貧戶有機會上台大的所謂公平的聯考，這是左還是右？如果多元入學如李慶安等人說的是多錢入學，那是右嗎？但如果不去挑戰是誰把它弄成多錢入學，誰在其中上下其手，不等於是維護現狀，甚至變相恢復成聯考，這樣罵罵多錢入學又能說是左嗎？

其中還有離奇的是，把老師組工會稱之為左，無論從經濟層面或從權力層面，在教育之中或社會之上，教師都絕對要算是菁英，今天菁英要組成工會了，可以向「資方」（不知是家長？學生？還是掌控稅收的政府）爭取權益，我們並不反對，但這整件事情中，有左味嗎？

如果我們就教育改革的各項問題，逐一檢討是否照顧到多數學生，特別是經濟上與學習弱勢的學生，這不是比較清楚實在？弄一個模模糊糊的左右問題，好像四一○當年犯了右的錯誤？而李遠哲等人，做為社會的精英，其所思所行所決策，無疑是個右了，這麼一來，不就一舉取消了這些年來教改的正當性了嗎？

例如九年一貫課程，無論它多麼「不可行」，或完全不曾考慮到因應體制反彈的策略（如前所述），但其基本精神，要以能力指標取代知識指標，要採取以人為本的創新教學方式，這能算是右嗎？而像李家同教授所領導的校園輔導計劃，大量派出大學生，免費去幫助偏遠學區的學生，這算左吧？但這所謂「幫助」，是完全在既有的記憶抄寫式的學習模式下進行的，而且，有意無意地維護了舊教育的正當性，那這左或右能為教育帶來什麼進步？

我們當然知道，以上所說的這些，絕非提出左右問題者的原意。然而，在一片反撲聲中，不帶敵情意識的任何檢討，都恰恰好是授人以柄，讓復僻派有更好的理由來反對改革。更可怕的是，改革派陣營裡也流行起這些談論，而且用著看起來更為高妙的語言。如果說李遠哲被批評時有些心虛，那麼我們許多改革派的朋友，則更為徹底些，是找到了心虛的理論了。

清楚是非，總是需要的。

近來，十二年國教是教改界的重要主張。甚至有人認為，當初四一○就該直接主張十二年國教，現在也不致如此灰頭土臉。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九年國教的教訓。當時為了紓解國小升學的壓力，完全不去考量教育的實質面，直接改為九年國教。看起來讓國小可以鬆口氣，然而，本來用來壓小五小六生的手段，變本加厲地移到國中。僅僅改變升學制度，並不能改變升學壓力，頂多是將壓力換一個時段發生。也因為如此，四一○將改革主力放在教育哲學、教育方法、教育本質的改變。

然而，改實質內容，確實容易踢到鐵板，就像現在這樣。於是，大家又開始覺得必須先紓緩國中端升學壓力，就算壓力移到高中，也先認了，否則，一切理想，幾乎免談。這倒不是在否定之前的教改，如果不是有這番踢到鐵板的教改，直接提十二年國教，社會還不見得支持呢？譬如反對者可能就說：為何不把資源投入改革國中環境就好？

但經過這些失敗的改革，大家已經認識到，國中環境是很難弄好的，不如退而求其次，先解救國中的小孩吧。同時，人們多少也了解，所謂教育改革，絕不只是解決升學壓力而已，正如現在小學並不直接面對升學壓力，但仍需要改革教育的內容與方法，而其改革指標也漸確立，能有如此見識，無非這些年來教改所致。

所以，現在力推十二年國教，是正當其時，但它也不是萬靈丹，它只是清理戰場不可少的步驟而已。它或可斬斷某些復僻的言語紛擾，然而，斬斷亂麻也只是改革的第一步，還是得要奮力落實教育的理想、教學的改變等教育實質面的改革。

如今想起來，當初連戰他們找李遠哲實在有點智慧，不為別的，就為了他的「遠」。心遠地自偏，自然就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戰士。魯迅說，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士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炮。他毫無乞靈于牛皮和廢鐵的甲胄；他只有自己⋯對於理想與改革的堅持，總還是得「以身相許」的。

真正的戰士也可能包裝得非常文雅，但骨子裡，是絕不會混淆了是非的。想起教改十年，便想起，我們需要這樣一些戰士。倒不是人人都需要成為戰士，但清楚是非，總是需要的。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5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