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喬蘭（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在父母成長班裡，有一位家長追問我：「你怎麼知道你和孩子談的道理，是真的？」很好的追問吧！

對呀，你怎麼能確定，你告訴孩子「讀書很重要」、「這年紀不適合談戀愛」、「不要放棄任何一個上第一志願機會，免試、會考、超額比序…都要顧」、「老師有他的苦衷啦」、「反正，你以後就知道」…是真的？

等一下，我們在談的是「和孩子說道理」，倒不是「和孩子說教」或是那些圭臬的建立呢。或許，將姿勢調成「和孩子談論道理」，就比較沒有「唯一真」，或說，「維持尊嚴」的問題。

但這個問題，仍然應該追問。

先說這個追問是怎麼來的。

在課堂上說了個故事：一次愛智之旅，和孩子們到慕尼黑大學，這是反對希特勒的白玫瑰黨年輕人散發傳單以及被抓的地點，孩子看到實景，果然震撼。走在樓梯、迴廊上，邊和孩子們在腦中設想當時的場景，討論這些大學生（白玫瑰黨）的心境—明知死亡逼近，他們為什麼會持續做危險的事情？他們又要如何相信這些傳單有用？

巡禮過一圈，孩子們想要繼續走走，我在一樓大廳等著。突然，從樓上傳來孩子們叫我的聲音，見他們手上拿了一堆紙（也不知哪弄來的），興奮地說：「你看！你看！我們像不像白玫瑰黨！」原來，他們想要仿效臨被捕前，白玫瑰黨人從樓上往大廳一灑最後的傳單，讓停戰、反希特勒的呼籲從天而降的場景。我趕緊出聲，請他們別灑，等我上去找他們。

到樓上，我先表明我不贊成他們這樣丟，請孩子猜為什麼。孩子說：怕製造垃圾。我說，撿起來就好啦。他們想不出別的理由。我便說了：「我不只不贊成，我其實有點難過。這樣的作法是嘲諷，不是紀念。當時這些人是冒著生命危險，反抗威權，他們丟傳單是為了讓思想可以活著，因為他們即將死亡。這麼樣一件驚心動魄的事情，你們一模仿，反倒成了遊戲，而且是嘲笑了這樣一個歷史事件。你們剛剛叫我的聲音是開心的，因為這是在玩。」

有孩子說：「我們一開始是想要紀念的，才要重回現場。」我接著說：「怎麼樣是紀念？怎麼樣是遊戲呢？我們剛剛邊走校園邊討論，是某一種紀念；有些人被他們的精神感動，開始在自己裡生活裡去推動某些事情，這也是一種紀念…」有孩子這時插話說：「可以去反髮禁啦！」感謝他插話，大家終於輕鬆了點，你一言我一語扯起紀念的方式。

我接著說：「像剛剛講反髮禁，真的有國中生在學校發傳單，要同學一起反對髮禁。你們要丟的這些，只是廢紙，不是傳單。傳單要承載思想，是因為你有話要說，你想要召喚些什麼，而這些紙上頭沒有思想，只是個遊戲器材。我知道你們丟下去，一定會去撿起來，然而，我對於這樣丟，會覺得不好意思，相對於歷史事實，輕浮了點，而這一丟，你們最開始來到這裡的感動，也好像被輕蔑了。所以，我才急著趕上來和你們談。」

這些談話結束在，孩子們主動將他們之前拍攝的「灑紙花影片」刪除掉。事實上，如果他們不自己提起，我根本不會知道，他們已經撕碎一些紙，在走廊上往空中灑，紙花飄滿身也飄滿地…但在談完想法時，孩子們說：「有點丟臉，那影片…」對於他們竟然有這樣的發展，我也實在好佩服。

我真的覺得，多和孩子討論這些事理，比起一直叮嚀他、教誨他，有意思多了。而思想的啟動，也比起矯正一個行為，影響深遠多了。

至於，怎麼知道是真的道理？老實講，我一開始沒想過。如果談得不夠充分，小孩不就會反問了嗎？如果我抱著「我講的是最對的」這種態度，那我當然無法聽到小孩的反問。君不見，孩子小時，你要他坐好，他一定問「為什麼」，只是漸漸地「社會化」後，他不問了。

但也不能都說我沒有想過。思考的習慣，不就讓我們常要追問自己：是這樣嗎？為什麼？有別種可能嗎？怎麼知道你講的這個是真的呢？假使不是願意常常去想，又怎能在那當兒，和孩子談論起道理呢？

我常常會問，當孩子不再需要在生存上、經濟上依賴父母時，是什麼奠基了、維持了親子關係呢？大家一定會想到「情感」，不只是因為血緣，還因為共同生活、經歷、彼此認識、了解、接納…的情感。事實上，還可以加上「思想」，一種可以交流想法、追究觀點、討論事理…的聯繫。不只是一種愛的表達，更是一種陪孩子上學的方法。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77期

◎吳麗芬（人本教育基金會數學想想國總監）

上回刊出〈師無能，孩子需自保。〉一文後，獲得不少家長迴響，其中對於「孩子被罰不能下課時可以怎麼辦？」的討論，最為熱烈—有人說，讓孩子帶故事書去學校，下課不能出去玩時可以看；有人想起小時候玩的捲紙迷宮遊戲，一張紙捲起來，開一點頭出現兩條路讓人選，每條路都畫上陷阱或者新的岔路，隨著捲紙逐步開展，看誰最後走到有寶藏的終點，這也真是在教室能玩的好遊戲啊！還有人說要教小孩猜謎語、比手畫腳、在紙上射飛機…

正當大家聊的希望無窮時，一位媽媽神色黯然地說：「這些方法都幫不了我的孩子，因為他們老師規定，被罰不能下課時，什麼事也不能做，只能趴在桌上休息…」頓時，四下無語，「好可憐喔！」一個孩子的聲音同情地在一旁響起。

不只好可憐，而且好殘忍啊！下課不能玩就算了，還只能坐著，加上上課時也得坐著，小孩上學和坐牢有何差別？即便是遭受緬甸政府軟禁的翁山蘇姬，都還能在家中走來走去，孩子究竟犯了什麼錯，有必要受這般殘忍的對待？這種對待究竟有何教育意義？希望孩子經驗何種受教歷程？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心，讓一個受過專業養成的教師做出這樣的決斷？

那孩子都怎麼辦呢？這位媽媽繼續說：「發呆和生悶氣啊！他哪天只要對我亂發脾氣，鐵定是當天被罰了不能下課，我雖然同情孩子，但其實也覺得孩子也要去適應老師啦，既然老師有規定，幹嘛不配合呢？」到底，孩子都違了些什麼規？「上課玩彩虹筆，理由是無聊；上課講話，因為老師教的他都會了；和同學吵架，但只有他受罰，因為老師說是他引起的；還有一次忘記帶筆向同學借也被罰，最令他不服，口口聲聲說『為什麼問題解決了還要被罰』…」聽起來孩子沒有一次對受罰是服氣的，我能想像學校老師飽受挑戰的被威脅感！

我問家長：「平時你和孩子相處也會覺得他挑戰權威、不服管教嗎？」她說：「他確實沒那麼容易聽話，要他做什麼，理由都要很充分，但我們沒辦法要求老師和我們一樣，一直去向孩子說理啊！」一個需要理由的孩子，碰上講不清道理的老師，這就是問題所在，解決的辦法要在大人身上下功夫，而不是小孩，讓小孩面臨殘忍的處罰，只想要換得他的「聽話」，是教育工作者的徹底失敗。

能請老師廢除這樣殘忍的處罰嗎？我知道家長心中的害怕，然而，有人願意孩子提前學習當政治犯嗎？此時，能幫上孩子忙的，只有家長的勇氣！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