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總再起？校園行為自述書問題研討會報導-下 / 數學想想免費體驗活動一月份場次─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July 30,2019

警總再起？「校園行為自述書問題研討會」報導（下）

自述書，夾帶多少校園問題？

﹀「校園行為自述書問題研討會」現場紀錄

◎紀錄整理／人本基金會秘書處

研討會名稱／是「學校」，還是「警總」？！---校園「行為自述書」問題研究

時間／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四樓會議室

主持人／朱台翔（森林小學校長）

與談人／

林佳範（台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李茂生（台大法律系教授）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

薛化元（政大歷史學系教授）

黃惠貞（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發言人）

周香羽（學生代表）

（本文承接上集---請查閱上一期電子報。）

李茂生：自白的內容，往往只是詢問者的意見。

李茂生：

書面是我們在思考的時候，輔助我們言語不足的地方，讓我們可以緩下來。書面其實非常重要，但學校裡面就要被要求寫悔過書、自述書，是一件奇怪的事。取得自述書的過程從法律人的觀點來看，就是違反法律程序的。

二十幾年前我剛回國的時候，寫過一篇文章叫〈自白的結構〉，所謂的自白，應該是在審判溝通的過程裡，警、檢、辯三方及被告，互相就提出來的證據的異議，互相討論溝通，形成一個共同主觀，這個共同主觀被寫在書面上，自白應該是這樣的東西才有用。

在我寫那篇論文的時候，正好發生蘇建和案的抗爭活動。蘇建和他們被分開在不一樣的偵詢室，每一個人都有好多次的自白，每次自白都是經過警察的作用串連起來，到最後，每個人講的自白是一模一樣。一開始就尋求自白的話，其實那個內容，並不是那個人經過思考的產物，而是詢問的人的意見。

二十年前，我剛碰到的蘇建和案是這樣子，這一次的案例也完全一樣。到現在為止，我們司法裡面還有好多的案子都僅憑自白就判刑。即使法律規定除了自白以外要有其他物證，但我們的作法是從自白裡找到物證，所以判決的理由，只有自白而已，那個物證只要是稍後被洩露出來的一些事情就可以。

回到教育現場。我們現在這樣教育小孩子，他們長大以後，會不會用小時候所吸收的知識，繼續做下去？我們都說，解決這個問題，要從教育開始著手，沒有錯！教育是核心，我們要多元、要開放的環境，但是要怎樣去弄出一個多元開放的教育環境？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台大最近有學生要成立「綑綁性愉悅」社團，有好幾個老師覺得這個很糟糕，講得好像只要成立的話，台大就毀了。從討論的過程就可以看到，一個號稱「開放、自由」的校園，竟然連學生要表達他的言論自由、性向，都做出一個很糟糕的示範。

黃惠貞：校園威權化，導致人們只要形式上的結果。

黃惠貞：

本來我以為我們今天的焦點會是「校園當中的特別權利義務關係」。今天在高中裡的老師、主任、教官，絕大多數沒有經歷過警總時代，警總其實是在社會文化裡以鬼影的型式存在。法律上已經有好幾號大法官有關於特別權利義務關係的解說，可是在高中以下的校園，恐怕連絕大多數的家長都認為，老師、教官在校園內，對於這些未成熟的、未成年的孩子，有特別權利，而學生有特別義務。

學校的學務人員，包括學務主任、教官，在教育部輔導管教辦法時，都被告知：第一，這不能做為定罪的唯一根據，可是剛剛李教授講，在國家的司法系統裡，受過訓練的警察、檢察官、法官都做不到這件事，而學校裡面受過「另一方面」訓練的教官，或沒有受過犯罪偵察訓練的老師、學務主任，他可以怎麼做？第二，對教育人員來說，所謂的自述表，其實最大的作用是「保險」：避免做了懲處後，學生，甚至是「恐龍家長」不認帳，所以變成教育部勉強可以接受的東西，訂了辦法讓學校做。但其實各校操作的差異很大。

我們要想的是，如何可以改變這種文化。我們的教育體系，包括國文歷史科，都還在教儒家。我們對教育的假設是人性本善，這一點多美好呀！相信人有向善的本能。為什麼那麼多學校的悔過書裡講「坦白從寬」？因為我們認為你良心未泯，所以可以悔過，如果之後不二過，我們就把你的錯忘了吧，然後你繼續當好寶寶。

所以人性本善的文化，造成學校裡面老師們難以忍受犯錯。特別是現在的師資培育法裡面培育出來的老師，幾乎是清一色非常順利的「好寶寶」。老實講，老師犯錯的經驗比學生還少的時候，怎麼處理犯錯的事情？他沒有辦法在犯錯這件事情上做身教，全部都是言教。

再者，在這概念下，法律理當保障好人，你是犯錯就不是好孩子，所以不會被法律保障。然後，犯錯悔過了之後，我們是把它「忘記」，所以沒有「原諒」這件事。這也反映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狀態：更生人是不會更生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掩飾你犯過的錯。這樣社會的實質文化，反映在學校裡頭。這個社會共構的威權體制文化，讓幽魂不散，讓特別權利義務關係在司法上、在大法官解釋上都得不到一個完整的澄清。

我以為今天的主題應該在整個社會經過解嚴之後，沒有得到轉型正義。我們沒有重新回頭思考，過去在歷史上哪些事情犯了錯，哪些文化造成錯誤。

我今天想提供的方案是：加強法治教育。聽起來很空泛，但除了這條路，沒有其他的辦法。今天學生還被這樣對待，以後換他這樣來對待別人，而且不會覺得有錯，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那麼多案例，我看到裡面覺得最悲傷的字眼就是，老師被告後，不管被判有罪無罪，辯詞都是：「我是善意的。」天底下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基於善意，卻害死了孩子。哪一個老師、教官在拿自述書給孩子寫的時候，想導致悲傷的結果？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扮演一個他自己不知道的權威。

我帶著這些憤怒和悲傷，進入工會，但全國有一半的老師無法加入，因為私立學校都是由董事會控制，他們的薪水只有我的一半，他們是被剝削的，我們的公民有一半的人是私立高中職畢業的，當老師也被剝削的時候，他們要怎麼教育學生有權利？我們長期以來容忍這件事情，這才是我們最悲傷的校園威權化，我們只要一個形式上的結果，哪怕是口語的或是書面的。

王浩威：孩子犯錯，往往是一種呼喊，希望有人幫助他。

王浩威：

青少年這個階段，就是自我認同的形成，我們看看青少年的比方說比較會敢發言的青少年或者是年輕人，他們期待完美的時代。

我從小調皮搗蛋，玩火把香蕉林燒起來，這件事其實我爸媽到現在也都不知道，因為我自己忘記了︱遺忘是我保護自己最好的方法。現在有網路，所有的人都會擔心說我的文字跟影像會不會被留下來，那如果被留下來的話，會不會我這輩子要永遠帶著這個污點走下去？所以悔過書，在過去跟現在的意義恐怕就有很大的不同。這當然會影響心理的。

反過來講，我們看到很多小孩子想要追求自己的完美，對他來說，這輩子這個烙印可能再也沒辦法去除；這種情況之下，小孩子就可能產生兩個方向，一個就是產生悲劇，結束了我這個不完美的生命，另一個就是我就壞到底，我們看到很多行為偏差的少年，也就是這樣被逼出來的。

其實青少年的犯錯或偏差行為本身，在心理學來說，都是一種呼喊：「我在這個社會、這個世界被忽略，我希望大人能看到、聽到、注意到我的靈魂狀態。」如果我們看到偏差行為就馬上說：「你這樣不應該，你應該寫悔過書。」當一個人發出聲音希望有人來幫助他的時候，我們又完全拒絕聽，就真的會把他推下深淵。如果他選擇當幫派少年，這也代表他已經對大人完全棄絕了，如果他選擇自絕生命這條路，不只代表他被世界棄絕，也代表他對世界的棄絕，那是更悲慘、更無法挽回了。

學校這些年來真的很難為，我想這都是結構的問題。本來是老師教學生，結果變成學生影響家長、家長影響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影響校長、校長影響老師，所以老師想很單純的去關心小孩，實際上變得非常難，不管他怎麼動作，他永遠都要擔心會被怎麼解讀；所以很多老師和學校，會不自覺的有越來越多的保護機制。

學校甚至常常會說，我們要維護其他同學的受教權。站在一個精神科醫師的角度，在接收到的個案裡面，當這個教育體系越來越重視「其他同學」的受教權時，我們其實也越來越失去了多元文化的態度。成長的過程中，七八成以上的人都有撒過謊、偷過東西。但是事後我們沒有被發現，或是被發現也沒被貼上標籤。而孩子寫自述書就以為自己被烙印、有拿不掉的標籤，以為這輩子就毀了。

薛化元：政治已解嚴，學校解嚴了嗎？

薛化元：

我認為教育體系裡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特別權力關係。我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寫有關的文章，因為學校對於我們課以不確定的義務，動不動就要處分，沒辦法對抗、救濟。

常有人質疑：「你沒幹，為什麼要自白？」所以我做口述歷史時，就常問前輩們：「為什麼你會自白？」曾經有人回答：「要不然我來偵訊你，你就知道我為什麼會自白。」因為到某種程度真的沒辦法，乾脆自白算了。自述書的可怕就是：他可能不自願、內容不是事實，而且會拿來當懲處依據。這是完全不對的。有的學校更嚴重，我知道有些私立學校會有固定的份量，老師要收一定份量的自述書。

所以我們歷經了戒嚴，我們看似自由化、民主化高；但像我出生在戒嚴時期，二十多歲以前都生活在戒嚴，現在宣布解嚴了，那我解嚴了嗎？我們一些行為模式會留下來。就像過去特別權力關係被批判，但很多行為模式還是一樣啊。體制要正常化，解除特別權力關係的壓制很重要。

化解這個危機不只是學校的改善，應該是要由適格的人來做這些事情。我們應該要多聘一些專業人員，而不是用傳統的、高壓的、師傅教授徒弟的方式，這樣可能減少更多的悲劇發生。

＊現場尚有許多精彩問答，礙於篇幅，無法一次呈現。我們將在近期另行刊出，敬請期待。若您對自述書有任何想法，也歡迎您與我們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