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人權系列座談】「服儀解禁的問題研究」座談會

【敬邀教育現場的老師們來集思廣益，為教育找出路】

【主辦單位】國立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財團法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時    間】105年8月6日下午2時~5時

【地    點】國立師範大學教202國際會議廳(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2樓)

主持人：史英(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座談人：

林佳範(國立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李真文(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助理教授)

魏希聖(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郭復齊(公民老師)

【報名方式】分為「教師」與「一般人士」兩種

(選擇以下其中一種管道報名即可)：

1.  【教師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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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提供教師研習時數申請，課程代碼：203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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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絡方式】02-23670151 分機174 施宜昕 或 sinnia_shih@he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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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與教育－從威權到民主

◎林佳範（台灣師大公領系主任）

                  制服和頭髮，都是學校服儀規範的一環，猶記得十年前，學生就已到教育部前，要求部長簽署「護髮令」，當時的部長即表示「教育部早就沒有髮禁」；換言之，問題是出在第一線的學校與老師。而後來，教育部更在教育基本法中增訂，必須尊重學生的人格發展權與身體自主權，且要求不得因頭髮處罰學生，髮禁的爭議才逐漸平息。頭髮長在彰顯人格的頭部，就法律上的權利主張而言，比制服更具重要性與說服力，畢竟制服下課後就可以換掉，但頭髮則一直在頭上，學校較難合理化其管制。

                  然而，在台灣的中學校園，有關制服的爭議仍層出不窮，如幾年前台南女中的「脫褲子抗議」或最近北一女爭取進出校門能穿短褲；學生所爭取者並非不要穿制服，而是給學生更大的自由空間。若細究其原因，往往都是校方或新來的教官，未徵詢學生的意見，即頒布新的規定而遭反彈。此除顯示軍人在校園內的不合宜外，更須檢討者乃其背後的威權管制心態。換言之，本文並不想從法律的角度，來討論學生針對制服的權利主張，而欲從民主法治教育的角度，來主張學校應給予學生更大的自由與自主之空間。

引起爭議的不是制服本身，而是威權管制心態

                    制服，作為集體認同的彰顯，或成為集體秩序的一環，乍看下不管在民主或威權體制下，似乎都是不可或缺的團體紀律。因此，就算是民主社會，不管是在工廠、公司或社會團體，仍然看得到需要穿著制服的時候。其實，在台灣的小學或中學，亦有不要求穿制服的學校，惟這些學校並非即無制服，而是在特定的場合，如在球賽或校外教學時，為彰顯集體的特色或認同，學生仍會穿上制服。換言之，這些穿制服的要求，在目的、方式、結果上等，整體的考量並無不合理，學生被要求穿上制服，大概都不會抗議；有的甚至不必特別要求，即樂於穿上制服，且不必事先開會或討論，即認為理所當然。所以，會引起爭議者，並不是制服需不需要，更在於其背後的威權管制心態與其教育觀。

                  有這樣的說法：要求學生穿制服並遵守規定，是一種「法治教育」；若學生不會遵守校規，更難期待其長大後會遵守法律。

                  乍聽下，這好像言之成理，但正突顯其對於近代法治或教育概念的簡化認知。首先，近代民主法治的理念，其重點並非在盲目的遵守法律或服從公權力機關；法律若違反人權的保障，憲法亦授權可以反抗或不服從之；事實上，憲法更強調公權力機關之守法，以保障人民的權利。再者，法律的本質，並非在彰顯其強制力，更在於其本身能實踐公平與正義；因此，僅強調用法律的強制來威嚇學生，並非法治教育，蓋其無法使學生內化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價值。最後，現在校園規範的形成，往往欠缺學生的參與，一般仍係由上而下的命令，並非由下而上的共同生活規範。

                   從民主法治教育的角度，現在校園中的制服管制，視學生為被管制之客體。就算是學生表面服從學校的規範，亦非真正的認同或內化學校的規範價值；除規範之型態仍是上對下的統治者命令外，這種威權的管制心態本身，更是一種反教育，且與校園外的民主化發展，大相逕庭。

讓學生思考並參與，規範才能順利運作

                  在民主法治的社會，學生不應僅被視為被管制的客體，更應是法律與學習的主體。有謂學生心智不成熟，不應成為權利的主體，甚至認為不應教學生「權利」的概念，而僅需教導其「責任」或「義務」。然而，若有人不懂「權利」，又如何可能期待其去尊重別人的「權利」？其實「權利」並非「特權」，只有自己可以主張，而他人則否；相反地，其必須有普遍性與正當性。可是不管是教學生「權利」或「責任」，都不是重點，蓋其僅是法律上不同角度的主張，其本質上係一體的兩面。更重要的是教育上的理由︱惟有透過學生學習主張利益（縱使是自私或偏頗的利益主張），老師才有機會透過提問，引導其反思自身主張之限制，才可能開啟其價值認識與認同的內化可能性。

                  其實，不管是中學生或小學生，甚至幼稚園的小孩，學生的民主法治教育學習，端視學校或老師是否給予其公共審議和參與規範治理的機會。以幼稚園搶玩具為例，小朋友能否學習到民主的參與或法治的規範，端視學校和老師的處置與引導。首先，我們如何看待搶玩具的行為？有些人會視為那是學生個人的偏差行為，而給予其處罰或訓誡。可是，學生可能僅因為害怕處罰或老師的威權而改變其行為，並非真正理解行為之錯誤或願守規矩；如此，規範的公共性面向反被簡化為私人關係（如「不要惹老師生氣！」），而扭曲學生的規範與價值認識。

                  相反地，老師或學校何不視搶玩具為「有限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問題」，且需要訂定公共規範，來確保大家的共同遵守？老師可以集合所有的小朋友圍成一圈，將問題丟給學生來討論，而主動提問：「剛才有小朋友為玩玩具而搶成一團，怎麼辦？大家可以怎麼做，才可以不用搶而都能玩到？」換言之，學生可以直接面對更基本的社會規範問題，而非個人的行為問題而已，規範不是「老師的命令」而是「共同的行為期待」，係為了避免社會衝突而存在。小朋友或許會有不成熟的回應，如：「我在家裡都可以直接拿了就玩！」老師則可以引導其反思，如：「可是，這裡是學校或家裡呢？」這個年紀的孩童，可能尚未能區分場所與所有權之不同，因此，可以如此引導：「家裡的東西，家裡人可以自己拿，但學校的東西，要給同學大家使用，每個人都要搶的話，最後大家都不能玩到，所以我們要來訂定規定，大家都遵守規定，每個人才都可以玩到！」透過如此的互動，才可能引導學生認識規範的本質與重要性，且可以讓小朋友參與規範的形成，如可以提問：「我們要怎樣訂定，每個人才都可以玩到？」其實，規範的公平性、可行性、合理性等等問題，在訂定的過程讓學生反思與討論，才是完整的民主與法治教育，蓋規範運作的各個面向，學生都可能會受影響，都能事先參與，才能確保規範運作的順暢。

校方法治教育落後，才使學生費力爭制服

                   最後，學校或老師為保護學生或擔心其心智不成熟，往往會幫學生做決定而要求其服從，可是如此的作法，實際上會剝奪學生的學習與成長機會。因為久而久之，他們會認為這些決定都與他們無關。如哈佛大學的米爾格蘭教授（Stanley Milgram）在其著作〈服從權威：有多少罪惡，假服從之名而行？〉（註）中指出：「一個人自己視為他人期待的工具，因此不再認為自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服從意識與欠缺責任感，對民主與法治社會的發展不利，甚至可能是危險的，蓋其可能成為專制極權的溫床，如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 Arendt）檢視納粹在德國的興起與取得政權，特別在一九六一年媒體報導納粹戰犯艾德曼（Adolf Eichmann）之後，她提出所謂「平庸的邪惡」來提醒世人，不是很邪惡的人才會做出邪惡的事，一般人若不加思索地服從邪惡的指示，仍會做出邪惡的事。換言之，重點不在學生的年紀或心智，若不給與其自由與自主決定的空間，無從培養其判斷力與責任感，僅會促成其畏懼與依附於威權的心態，甚至自己也成為威權。

                  制服不若頭髮的問題，在學生權利的影響上顯著；惟在法律上沒有問題，並非表示在教育上即正確。特別是學校仍殘留著威權管制的心態與做法，並不利於校園民主法治教育的推動。學生雖然年紀輕或心智不成熟，然就其相關的事務，給予其自由與自主的空間，才能開展其判斷力與責任感；且透過公共的反思與討論，才能促進其民主與法治的規範治理能力。在民主化與全球化的時代，其實在社會上有更多的公共事務議題，比制服更值得學生去關心，學校和學生若仍耗費許多心力在此議題上，只是突顯學校的落後，不僅欠缺民主與法治理念的認識，也欠缺教育的包容與專業的做法。畢竟，教育在給學生增權（empower）而非削權（dispower），不是嗎？

註：該書由經濟新潮社於二○一五年出版

✜本文載於《人本教育札記》第3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