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傳陽：媒體近用權　擴及社團組織

　　第二個創造內容多元的方式，是直接從「內容補助」來看。內容補助是以西歐國家為主，希望贊助多元文化的內容產製，或由公共電視輔助製作團隊，包括紐西蘭也是。這是以社會福利的方式從事內容多元產製，這個模式引進台灣恐怕也有問題，因為台灣是移民社會，或者說是比較多元文化群體構成的社會。在台灣政治藍圖中，會有它的對抗性。這種對抗性質使得內容資助的過程產生正當性的問題，而又延燒到政治。因此在法律上或政策輔導面，在時程上會比較delay，而沒辦法改善市場環境。

　　在這樣的管制缺口底下，我們怎麼看待數位電視？數位電視不只是類比訊號數位化，重要的是它有technology information，政府必須適當輔導市場與產業生態，其方式有三個面向。首先，因為數位電視可以提供資訊服務，除了提高影像的數位品質，其實可以導入更多資訊。例如在web2.0時代，很多年輕人每天晚上都在網路上開party，以多方對談的方式，討論今天社會的議題。例如最近葉署長在日內瓦，PTT就有一些人在討論。web2.0有個概念，就是information也是內容，而不只是information。譬如你在看PTT的笑話時，你會看推文最多的，看到86篇你就點進去看，所以information不只是information，它也是內容。

　　在產業面上，我比較會注意到數位電視平台的新業務與舊業務怎麼互補。因為數位電視不斷在發展新業務，以前傳統影像製播可能是舊業務，兩者怎麼互補產生新價值，這也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譬如民視你看《娘家》這個節目，這可能算是舊業務；可是如果你是用「飛來訊」車用電視，它是新業務。特別是我們國家在談知識經濟，知識經濟透過數位通訊外銷其實是滿重要的。我們談文化創意，有些是偏向區域化，例如九份、集集，車用電視又如何導入區域化的知識經濟？你可以開車到地方旅遊，並利用車用電視，收看當地地方文史工作者製作的節目或資訊，我想這樣可以增加旅遊文化的深度。 

　　第三，在新的媒體生態，我們如何談「近用」概念。在數位傳播權時代，我們必須把「數位近用權」從個人的角色，提昇到社團、組織的層次。因為這幾年，我在做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的閱聽人研究，我覺得很多地方的文化工作者其實需要資助。需要訓練如何進入到web2.0的層次。過去談到近用，大都放在個人角度，如何實現民主，是一種公共領域的概念。如何把公共領域的概念協調到文化生產領域，特別是一些藝術，像是客家、原住民創意文化如何獲得近用，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程宗明：弭平數位落差　發展多元文化節目

　　三月三十一日簽署的《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引入不同趨力發展。我認為是以國際法規的層次來影響我們國內法。這幾天，衛生署長葉署長在日內瓦的表現也很讓人矚目，讓我們對聯合國也開始注意了。這個由馬總統通過的公約，到底對我們國民有什麼影響？當然到傳播議題上不會這麼快，因為它先是從法務部的角度，去思考公民審判、人人平等自由等人權保障。可是如果我們超前一步，這是很進一步的象徵。不管是業界、學界、政府相關部門，都在想這件事的話，這對國內傳播法是很重要的思考導向。

　　《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很多部分不是在傳播上，不過它定義了公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以及公民參政的自由。對於孩童、未成年者的保護，也保障種族、宗教、語言的少數，參與文化權利的地位。每個公民也都應該確保參與的自由，同時能接近使用政府提供之公共服務項目。在《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重點是讓每個人都能夠參與文化生活空間，尊重自由不可分割。國際性的文化領域合作交流對該國人民有所幫助，必須給予重視。另外，簽約國於一年之內，必須諮詢相關國家或組織，依循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的發展計畫，提出分階段的規劃。這對台灣來講，至少這是重要的行政程序。

保障公民權利　數位傳播管制新定位

　　從《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定位，可協助我們定位管制數位傳播。在歐洲的經驗，依據《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規範，後來成為歐洲人權公約第十條規範，也就是保障積極言論自由。傳播事業發展這麼多年來，傳播事業的集中化與其蓬勃發展，是否與多元主義發生抵觸。要維護多元自由，還是產業發展，這裡就碰到選擇性的問題。

　　在眾多的分析裡，我提幾項給各位參考。以歐洲理事會的文獻，與相關專家的看法。一般競爭原則雖然在數位匯流時代慢慢產生，可是它只能在常態上保障多元，但針對多元社會價值(pluralism)問題，並沒有辦法單靠一般競爭原則。相對而言，針對個別媒體特殊管制 (media-specific regulation)，這部分還是較有效保障「個人人權與民主參政之權利 」(human and democratic rights)。在歐洲的經驗裡，明顯看出個別媒體管制還是不能放鬆。不管國內外團體，都會對多元、多樣性、公平、公正、社會責任、高品質節目等種種規範，還是強調在數位匯流時代保存下來，但它可以用不同的競爭策略，讓它得到更好保障。歐洲理事會的專家報告提出幾項看法，建議在諸多水平、垂直整合的新匯流媒體秩序中，其實有很多management可以設定，兼顧產業發展，也兼顧pluralism（多元）理想。

　　舉例而言，相對急速擴展的大媒體潮，我們可以容許這樣發展存在，但我們也要看看是否有強大獨立的公共廣播事業組織做平衡。第二點，相對於數位新平台倡議不屬於必載適用範圍，唯有在公共廣電頻道與服務，皆能透過無線傳輸讓所有民眾便利地接收下，才可同意。第三、舒緩媒體所有權集中的管制，但更要重點移向媒體瓶頸資源或設施的近用控制 (access control)，加以嚴格規範 ，譬如一定內容幅度的可得性，或使用任一媒體都可獲得對等服務。

數位優先方向　社經文化活動

　　從《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去思考，我覺得它可以協助我們設定數位建設的優先方向。我們都知道社經文化權利，可以彰顯實踐文化生活這類的功能。我可以直接看到，也許我們在數位管制中，需要促進文化活動。但我想提出更直接的概念就是，如果我們從公民權理論來看，社經文化權利其實不是狹義的文化活動，它是公民的能力（capabilities）。除了在文化事物上的享受，自己處事的能力是否能來自數位傳播應用服務，這才是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彰顯。我們現在數位傳輸管制的結果，是不是能產生相對的頻道或應用服務，促使能力的提昇。

　　撇開節目不談，我舉三個指標。第一個是國內資訊的傳遞，再來是對國際局勢的瞭解，第三個是語文能力，當然是英語為主。特別是國內英語的環境，在台灣，如果你要接收英語的國際資訊，幾乎只有CNN這個選擇，其他不是沒有，而是較難得到。其實在2005年，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法務部長陳定南還在行政院會上公開批評，我們的國家只剩下CNN，其他外語國際資訊一般民眾是不容易獲得的。

　　有線電視數位化不成功，類比又只放CNN，我們數位管制的結果，到底有沒有提供給人民更多的選擇，認識國際社會而有能力掌握自己？很好笑的是，有線電視無法提供這些服務，卻把機上盒送給英國、德國、法國、新加坡等使館，這是「寧與外人不與家奴」的現世版。我們這樣的進步國家，人民要得到資訊卻要花費高昂成本，去訂數位有線電視、衛星電視，或自備iphod、mp3 player等。這不是變成，一切新媒體可以看到，就是一般媒體看不到，這變成價格上的近用門檻。單就這點來看，我們似乎沒有彰顯國際普遍認同的人民需求，特別這些需求可以提昇人民視野與能力，我們反而都交給商業勢力決定，要付更多錢，才能看到（得到）更多的知識或觀點。　

　　我們往前看，還是有一些東西可以在數位管制的理想下得到發展，我想舉一個廣播環境的例子。其實大家需要很多行車資訊，我們是否能利用數位管制下的新服務，更有效地提供行車資訊。行車資訊對很多民眾都是必要的，而現在數位電視的「車機」越來越普遍，是不是能把交通資訊轉為數位視訊資訊的服務，而且是Free to All？所有駕駛人不必買衛星導航設備，就能接收這些基本資訊。它與衛星導航的市場是不太一樣的，是屬於公共、全面性的資訊提供，不是所謂的分級，或是個人化。就這點來講，也可以做為延伸的思考，這部分不能依賴市場的機能，要從政策法規去創造。　

數位轉型服務　多方諮詢借鏡

　　我們應該在一年內，去諮詢有關社經文化的委員會，對這方面的規劃。這裡我舉一些例子，聯合國的正式組織「亞洲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轄下有一個廣播電視發展機構，在一九七七年成立，簡稱AIBD(，全名為Asia-Pacific Institute for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它以教育訓練為基礎，但近年在公共化政策與數位化發展著力甚多。我想這是值得諮詢的組織，因為它以亞太地區的經驗，去提供資源與指導。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會員，但如果我們要遵守當前簽署的公約，我們應該要主動去看AIBD對亞太環境如何提出指導文獻，怎麼發展數位化下的轉型與服務。AIBD現在最主要的諮詢與指導文件，是2003年透過亞洲各國達成的曼谷宣言，它指引亞太地區的數位化廣播事業如何邁向資訊社會，包括文化多樣性、加強公共廣播電視服務、弭平數位資訊落差，以及人力資源開發等四大項，這些與我們面對的問題相當有關。

　　簡單來說，文化多樣性就是必須兼顧文化活動的多元性，同時也要文化生產權利擁有者當享有適當的授權版稅額度。因為我們現在新媒體管制，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文化生產者有很多授權機會，可是人民近用卻必須花很多錢，這要取得一個平衡。公共廣電服務可能不需要多講，但很重要的是如何結合基金制度，自從廣電基金被廢除之後，整個影視產業的生產基金制度可能還是要加以關注。弭平數位落差應該也要視為一個普及化的基礎建設，人力資源開發還是在提昇國內業者對於外元文化的專業尊重，更重要的是如何與國際間合作，提昇這方面的技能。

　　總結來看，這兩項公約要引進國際規範，然後導入國內修法提昇的方向。我個人認為，政府應該在數位管制上，解決有線電視壟斷內容的問題。開放公民授權的契機，才能鼓勵平台競爭發展，另一方面，應該訂定觀念性的內容發展項目，供給實質基金以及扶植公共廣電，透過國際交流刺激台灣人提出本土觀，也具有國際觀的多元人文節目，以及其他應用服務，在落實這兩個公約上，就能夠達到明確的方向。

胡元輝：數位電視發展　政府規劃應負責

　　台灣的數位無線電視在2004年正式開播，從我擔任台視總經理的時候，就進入到數位無線電視試播。因為我剛好在業界服務，就看得很清楚。整個數位電視發展進程，不同業者為不同利益著想，這是台灣數位電視發展的障礙，這是事實。由於有線電視獨大，傳播產業生態對數位化的抵制，也造成台灣數位電視發展的障礙，這也是事實。

　　雖然有這些現實，政府在其中是不是能扮演數位化的助力？這個角色雖被大家期待，可是以我親身經歷，我必須說，看起來是有點混亂。我用的是「失能」這兩個字，我有時候甚至想這叫做「失蹤」，好像政府不見了。在台灣數位電視推展中，我們看不到政府。對不起，這裡有幾位政府官員，我想他們也參與規劃，也認真推動，可是我認為政府應該要出現的時候，我看不到它。

　　在「製、播、傳分離」這件事，我在2000年到台視服務時，就知道政府正進行研議大型計畫，還防我們業者怎麼看這件事。如果我印象沒有錯的話，一度在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條例中，也想要把這個「製、播、傳分離」政策放在立法裡面，當然最後的版本沒有。這樣重大的政策，從2000年到現在2009年，我想很清楚的是，現在這件事好像沒有人在說了。

　　另外，過去我們講北部共塔這件事，我記得還有新聞局長等、政府官員，還有業者，盛大其事地組團到各國參觀共塔作業，對不起，兩年前我收到一紙公文：小組結束。這十年來到底是如何物換星移，我們看到很多文件上的理由，可是這也不免讓業者，或是有心想要參與推動的人想，到底政府政策跑到哪裡去了？是因為業者利益不同，政府就不見了，還是生態不允許？科技進步？我們其實看不到充足的理由。　　

推動數位化　政府引導角色模糊

　　又譬如「共同傳輸平台」，當我還在公視服務的時候，很多同仁，包括董事會，就認為「共同製、播、傳」這件事，假如在商業推動有困難，公共廣電是不是可以扮演一個角色。因此我們與當時的謝長廷內閣談過，雖然很匆促，但最後通過公共廣電的兩年計畫，把共同傳輸平台的基礎放進去，也就是希望透過公共電視為無線電視搭建傳輸平台，到後來再透過新的特別預算加入，也包括高畫質電視。進一步我們提出計畫，讓電信業者，或者是無線電視廣播業者，也有機會進去建構一至二個共同傳輸平台。進行到現在，這兩年計畫我不敢講是支離破碎，但也不知變成什麼樣的情況。

　　我的意思是說，在台灣廣電數位化的過程中，業者當然會不同意見，傳播生態當然有很多狀況隨時在改變，可是政府做為引導者的角色卻必須確立，這件事其實並不困難。我引用歐盟2005年，提出如何加速廣電數位化的政策文件。文件指出，從類比到數位廣電的轉換時間越早，時程越短，轉換的好處也越快實現。因此它除了不斷檢視歐盟各成員國的數位時程表，令其定期公告，也有許多政策上的建議與要求，都在說明政府要協調廣電業者儘早完成數位轉換程序，而且各成員國不能只依賴市場引導的策略，還需要清楚明白的公共行動。

　　我拿歐洲角度的原因是，它有很多資訊可以做台灣的參照。歐盟非常清楚政府在數位轉換過程所應扮演的角色，有相當的認知與行動。台灣政府有沒有這個認知？其實也有。我去查了一個文件，在2005年行政院通過數位無線電視發展條例草案，總說明裡面提到：「世界各國發展數位電視雖然國情各異、進度不一，唯皆由政府制定明確的無線數位電視產業政策，及優惠措施等，使數位電視快速導入市場，完成數位轉換，並帶動相關產業蓬勃發展。」這看起來與歐盟文件許多精神文字幾乎符合。

數位轉換　創造優質廣電環境

　　我們批評廣義的政府，其對有些公務人員其實不公平，他們可能因為政治對立、政府變遷，使得公共政策沒有辦法達到一致、明確、即時的決議，但無論如何，我要說政府有時真的是不見了。我們談傳播人權，程宗明先生特別把兩個公約的基本精神拿到台灣對比。很清楚的是，我們要進行數位轉換這件事，其實不是單純技術的轉換，把類比訊號轉為數位訊號就大功告成。因為我們要數位轉換，目標是為了要得到更好的廣電環境。

　　在歐盟文件裡講得很清楚，數位廣播可以透過增進技術的字幕、聲音、符號，讓年長者或身心障礙者得到更好的閱聽環境，而整個數位轉換也應該對文化多樣性，以及媒體的多元主義產生貢獻。如果不是這樣，數位轉換的目標就只是科技的遊戲。

　　我很快地陳述幾個建議給大家參考，第一是希望提供所有的平台，促成各平台間的良性競爭。雖然我現在於某公司擔任顧問，與MOD有點關係，但我稍微補充一句，剛才提到黨政軍退出這件事，像IPTV的發展，我們NCC的政策，是任何可能沾上邊的事情，它都認為會產生黨政軍沒有退出媒體，我其實不是很能理解。因為四大基金在市場上買了某公司的股票，然後就說黨政軍進入媒體，像這樣的行為會造成傳播環境的混亂，讓有心工作者無法在適當環境推動。這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要採取這樣的標準，讓台灣幾乎只有一個IPTV產業。

　　所以像第二梯次開放數位無線頻道，一個負責的政府，應該把時程儘快架構出來，而且落實一定程度的開放競爭，而不是保障無線電視頻率。應該儘速修訂相關法規，落實授權無歧視原則，讓平台不再能隨意綁架頻道，例定手持電視執照的發放時程，讓官民業者做好準備與相互協作。我覺得經濟景氣當然是一回事，但我認為重要的時程表，還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去做的。

普及公共服務　加重公廣集團功能

　　另外，以公視協助公共網路做基礎，並與其他商業無線電視業者，推動建置共同傳輸平台、營運平台，逐步實現製作、播送、傳輸的水平整合。也應提供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充足的數位頻率，包括族群頻道、文化藝術，兒少教育、新聞體育等頻道需求。插一句，因為鄧司長說，有很多頻道，只要公共電視有能力做，這是鄧司長非常大的好意。我記得我還在公視服務的時候，就向鄧司長拜會過，也說明這樣的情形。我們有頻率，也有能力，可是我們沒有錢。這就代表國家整體政策不見了。以前數位兩年廣電計畫，不只是國民黨政府，從民進黨政府時就不認帳了，真的很奇怪，整個國家完全沒有一致的政策。應依平台獨立原則，普及公共服務。

　　同時制訂必要規範，以保障年長者與身心障礙者的收視權益，以及一般民眾的近用權，促進文化多樣性與媒體多元化。各類商營頻道系統或頻道業者，提供一定比例的營業額，成立影視基金，以推動數位內容的創新產製。最後一點是公共廣電的角色，應讓公共廣電做為台灣數位電視發展的支力點，新政府必須好好思考。舊政府時期表面上好像有政策，但實際上是支離破碎。現階段新政府應該好好研究，否則整個數位電視發展套譜就不見了。

　　我引述一份2006年的研究，英國學者Petros  Iosifidis特別對歐洲國家的數位轉換，提出三個結論。第一，增進消費者對數位電視服務的興趣，並降低他們的誤會與恐懼；第二，帶動無線電視數位化的發展，並使之成為主要的數位接收平台；第三，讓類比訊號的回收更顯可能。這篇研究也證明，因為這樣的參與，所以歐洲的PSB，更能夠在未來的數位時代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也證明它在數位時代的公共價值。我們鄧司長可能很有想法，NCC可能也有很好的見解，可能行政院、經濟部、新聞局都有想法，可是誰來做好分工架構，這是我最後要再呼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