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談判中的台灣電影業發展：問題不在配額，在合拍片（上）／張時健（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官方一貫宣稱，對中服務業貿易協定（簡稱服貿）是經濟大補丸，有助台灣走出發展停滯困境。不過既然各國間的比較利益有別，在貿易談判上桌必然有進有退，有的部門得利而有的犧牲，那麼所謂「經濟大補丸」當然不可一概而論。然而今年七月在官方公開之《兩岸洽簽服務貿易協議對我總體經濟及產業之影響評估》的敘述中，幾乎所有受影響產業是只進不退，關於負面影響的評估多以「不致於」作結，很是奇妙。

臺灣影視產業能夠這樣被犧牲嗎？
不過這如果單用來論台灣影視產業，倒不見得離譜。這個部門原本體質不佳，在經濟總值中的比重有限，出口貢獻更是微乎其微，若我方只求總體利益最大化，在對外貿易談判的優先順序中將之排在末位就不令人意外，好比台灣加入WTO時視聽部門幾乎毫無保留地讓步，開放程度領先國際水平，大約是認為這部門棄不足惜。

泛泛地說資本主義具有世界性，「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所以說我國承載民族精神的文化事業理當遭到消滅，並不充份。資本家間的競爭關係既然內生於資本主義，則資產階級為了參進世界市場或保護市場而動用民族主義也是理所當然的。

文化和經濟是帝國擴張的兩條腿
衡諸歷史，帝國在世界市場的擴張除了有槍桿子撐腰，得靠文化與經濟手段的兩條腿併進才能竟其功，則工業先進國在擴張時彼此的磨擦齟齬，不免在文化領域上可見端倪，有如歐美間視聽部門貿易談判上「文化免談」說之流行且有力。不比先進國間得以「文化免談」，上個世紀七○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群起推動的「世界資訊傳播新秩序」，要求保護各民族文化與傳播權的完整性，但被美國人以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要脅並截斷經濟支助而功敗垂成，國際間文化流通的不平等被解釋成後進國傳播技術的落後，所以輸入先進技術就偷換了反對剝奪的主張。

按此論，強勢的文化輸出國當然反對「文化免談」，但若後進國裡占據國家機器的資產階級具有買辦性質，那麼他們跟著精神上的或經濟上的宗主國呼籲開放自身的民族藩籬，反而就符合他們的階級利益。台灣的經濟發展自戰後深刻嵌入美日工業生產鏈中，資本積累唯自由貿易一途是問的意識狀態如此普遍，那麼貿易談判代表自願搗毀虛弱的文化工業僅有的壁壘（又或國民健康，比如美牛）奉上市場，以換取更多的工業加工品與金融服務輸出優待，可說是「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口號的階級內容。它的翻譯是：「我們作為在買辦構造下最大化經濟利益的階級，還要排除諸位losers參進政治領域。」

文化是皮，皮之不存，毛焉附？
帝國文化產品的輸出不須避諱自身的特殊性，正因為它要把特殊性變為普遍性，才有利於為自家出口的產品鍛造世界市場；只有為買辦階級綁架的國家，才會心虛又理直氣壯地放棄自身的文化特殊性向帝國的偽普遍性看齊。既然帝國文化已經被內化，那麼帝國文化產品還能被認識與學習（而不是反省）的就只剩它的工業技術與生成邏輯。然而文化特殊性的發達與這個工業技術的發達是皮與毛的關係：皮之不存，毛焉附？

僅管如此，我們的文化事業主管機關卻常表現一種莫名自信，以為台灣提早經驗與親近了帝國文化工業產品的技術與邏輯，就擁有後進國不及的創意與人才優勢，以之鼓勵進占其他後進國市場，即使那個創意與人才必須擱置此岸特殊性，即使作為「想像的市場」的後進國通過審批制度並不擱置它緊抓的彼岸特殊性。在這裡指的是中國。如果說帝國與買辦階級挾持的附傭國在文化／影視部門採取了一主動一被動的兩樣發展路徑，則當美國的影視產業大資本磨刀霍霍向著中國市場時，體虛多病的台灣竟以為可以效法分食之，豈不謬然？(請進一步點閱 本文-下)

環境科學新聞看卓新：金門高梁酒糟再利用(環境與廢棄物)

內容提要
過去商品製造過程所產生的大量廢棄物，往往被視為是沒有價值，還會增加環境成本。但金門酒廠把製造高粱酒所產生的廢棄物再利用，發展出一套能有益環境又能增加經濟效益的新生產模式。
正文

新聞報導
金門高梁遠近馳名，成為金門縣民金雞母，讓金門成為台灣福利制度迷人的縣市，高梁蒸釀後產生的廢棄物高梁酒糟，則可能成為金門下一個生財利器﹗

金門酒廠每年消耗掉五萬公噸高梁，加入水的重量，產生的高梁酒糟估計十萬噸，有時候一天即可產生二百五十多公噸，金門酒廠秘書歐陽良義說，這些生產高粱酒後所產生的「廢棄物」，一半成為畜產業養牛、養豬、養羊的飼料，另一半以每公斤不到一元低廉價格發包出售。

眼看這些高梁酒糟淪為低價料，金門大學食品科學系助理教授賴盈璋、林志芳發揮巧思，嘗試將萃取的高梁酒糟粉末添加在烘焙產品之中，製成麵包、餅乾等，為酒糟找尋第二春。

兩人以對比方式檢驗麵包添加酒糟粉後的食物保存效果，發現麵包放三天後，添加酒糟粉的麵包硬度與聚合度出現緩慢下降趨勢，膠性也明顯下降，研判酒糟粉添加在烘焙食品中有開發的潛力。

出身業界，具有豐富烘焙技術與經驗的林志芳說，每公斤高粱酒糟可以萃取10~20公克的高粱酒糟萃出粉末，他嘗試將酒糟粉末，添加在麵包、餅乾烘焙過程中，研究各種配方比例。

林志芳說，酒糟偏酸，容易弱化麵筋結構，製作麵包過程，份量若沒有拿捏好，麵包常無法膨脹或變形，很多人在此失敗無法突破，將酒糟粉末加入餅乾烘焙，比例若不對，餅乾味道容易偏酸，難以入口。

經過反覆試驗，林志芳調配的酒糟烘焙粉末，可以成功添加在烘焙產品之中，無論是麵包或餅乾，都散發出酒糟的淡淡香氣，口味不會太酸，風味獨特。　

林志芳表示，相較於很多食品添加人工合成防腐劑，高粱酒糟中的酚類化合物具抗氧化及抗菌功效，可應用在烘焙、醃製蔬果、飲料等食品加工領域，健康又美味。

除了添加在麵包，酒糟還有其他功用。根據嘉義大學林?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環境機能材料研究室教授林翰謙研究，高梁酒糟進行水蒸氣活化之後，一百公斤絕乾的高梁酒糟，經過高溫裂解之後可以製造出約二十五公斤的活性碳，在適當環境之下，可長期保存，未來可以用於食品級防潮材料。

賴盈璋表示，高梁酒糟每公噸市價不到二百元，但製造成活性碳產品，譬如口罩，價格提升十倍以上，且運送體積大幅減少，深具市場性。

林志芳也積極研發添加酒糟粉的健康醬油，他先將黃豆蒸熟，再與炒熟碾碎的小麥混合後加入菌種，一起放入陶甕，並加入酒糟、鹽水，待醱酵六個月後，過濾殘渣就成生醬油，經過調味煮熟成醬油。這種天然健康醬油，養生又美味。

兩人表示，這些研究成果，都在申請國家專利中，希望尋求廠商合作，提高商品價值，讓離島金門多一些特色產品。

在學者的努力之下，原本是廉價的高梁酒糟，搖身一變，成為天然食品添加物，這也讓廢棄物再回收利用，增加一樁成功案例。

新聞中的環境科學知識
環境負載力(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的觀念，首見於1921年學者羅伯‧帕克(Robert Park)及恩尼斯特‧伯格(Ernest Burgess)關於人類生態學的研究中，是指在一定範圍的生活環境、土地，所能生產糧食和容納廢棄物的最大能力，此概念可用來說明土地能夠供養生物的極限。

環境負載力的高低，會隨著時間、空間和經濟行為而有所變動。聯合國在2011年宣布全球人口已達70億，大量人口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是講求迅速、便利性的消費生活，為滿足這樣的生活條件，必須要有大量商品被製造，如此才能夠使市面充斥著許許多多商品，讓大量、異質的人群依不同需求進行選購。這樣的經濟行為連帶會產生大量的垃圾，過期、滯銷的貨物也淪為廢棄物。此外，科技的快速進步，讓商品不斷推陳出新、相應也不斷淘汰舊商品，產品生命週期越加縮短的結果，不但會加速人類對自然環境與生態資源的使用，廢棄物亦會相應增加，無疑是加速地球環境惡化。有科學家預估，只要超過環境負載力的極限，接踵而至將是糧食短缺、廢棄物處理更加困難，這將形成更嚴重後果。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帶來的災害，也高度影響人類與土地既有的依存關係。因此建立回收再利用等新生產制度，避免超出地球環境負載力、朝向永續發展的關鍵措施。

因應廢棄物帶來的環境問題，綠色供應鏈則是另一個重要的發展。傳統的商品供應鏈，商品從製造端產出，經消費者使用，最終成為廢棄物而造成環境負擔。但是在綠色供應鏈中，製造商對產品有回收、再利用、降低環境衝擊的責任，因此，廠商在設計時，就應預先規畫好如何回收、拆解成為廢棄物的商品。因此綠色供應鏈裡的組成者，除了傳統供應鏈中的製造商、供應商、經銷商、零售商與顧客之外，還包括回收商與廢棄物處理商，使得商品製造到銷售過程，從原料物產出、設計、製造、銷售與使用，到舊品的回收，能盡可能降低對環境衝擊。（本文由國科會補助?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環境科學傳播與新聞產製?執行團隊編譯）

責任編輯：張春炎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校編：曾耀寰 | 中央研究院天文所
審校：胡元輝 |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電訊研究所
新聞來源：記者劉力仁採訪報導
標籤：環境負載力、綠色供應鏈

延伸學習：
Cao, Shixiong, Li Chen and Zhande Liu (2007) Disharmony betwee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 Historical Review, with an Emphasis on China. A Journal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36(5):409-415.
陳建成、陳建佑(民98)，綠色供應鏈管理影響因素之初探性研究，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12(2)，1-19。

貿易談判中的台灣電影業發展：問題不在配額，在合拍片（下）／張時健（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事實上獨獨台灣的電影製作能量確實很難討得到便宜，所以台灣官方的說法是鼓勵合拍引進資金活水，還可混水提早切入中國市場。

看看香港 電影業已被邊陲化
然而以香港為例，中國內地與香港簽署的CEPA在2004年生效後，常見類比為香港電影業的「還魂丹」，辦法正是擴大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港商取得在中國內地的影片發行權後，以內地品味為師並以內地資金為本的製作計畫大量出現。然而按香港發佈的統計材料，九○年代初作為全盛時期的香港電影產業，提供就業機會達七千餘人，而後因為東南亞與台灣市場的萎縮而衰退，直至回歸後漸有起色，二十年後重新達到七千餘人的就業水平。然而九○年代初的香港年產兩百餘部電影，二十年後的現在，加計合拍片的港產片僅約五十餘（又有說僅三十部），而且還未必在香港境內開拍。

按此，雖然欠缺細部的職類組成資料，不過仍可推斷2012年的七千個工作機會與1991年時的組成十分不同。而按相近類別但較粗的「電影、錄像及電視節目製作、錄音、音樂出版、節目編製及廣播活動」的平均工資統計，即使在2012年產業最發達時，實質工資約僅為1999年產業低點時的80%。

前些日子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馬逢國聲明，已有20%至25%的香港電影人長住北京（不計移住上海等其他大城者），而專為港產電影設立的專門基金有助吸引人才回流。雖然中國電影總票房以年增率三成的速度持續高速發展，但是香港電影業的業務收益指數（Business receipts index）以及計入生產毛額的附加價值（value-added），都在成長至08年後明顯放緩，並沒跟上內地的發展速度。高端人力移住內地趨勢不減，而CEPA補充條文新近開放香港為內地電影進行後期製作，大約可說這個部門的平均技術水平降低的趨勢已經到需要公部門挽救的地步。

香港影人抱怨港產電影的原味不再，是與前述的經濟統計材料互為表裡的。或可說，原本待斃的香港電影業吞了合拍還魂丹後又站了起來，但已經面目全非。為了迎合內地市場而失去港味的合拍片，還能與內地影人的作品有什麼不同？可預見的，這個趨同與香港影業的邊陲化、衛星化併進。


想想臺灣 服貿是補丸還是假藥?
而台灣？儘管我國不遵守已承諾的WTO項目對中樹立一年15部電影的進口上限，而中國卻大方地取消輸入台灣電影的配額限制，讓台灣官方可誇口說談判並未自失立場。然而實務上非合拍片的台灣電影苦於中方審批制度，輸中數量還遜於純中國電影輸台。

台灣官方在服貿宣傳中聲稱的中國電影在台票房，也明顯是低估，因為不計中港合拍片（而中港合拍片確實是中方認定的國產片）。在香港經驗中，作為主導發展要因的合拍片制度，在台灣官方的公開說法一概將中台合拍片認定為台灣電影，遮蔽了合拍片牽引市場導向與技術人力再配置的可能性。

然而這種可能性已在台灣傳播業的經濟統計數據中可見癥候，台灣與中國合拍電影的起點遠早於ECFA簽署前，大項的「傳播業」顯示近十年來的投資與盈餘都有增長，但只看最接近的「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業」就業人數，2012年也才恢復到與九○年代中後期相當，工資則自2004年高點後反向衰退，至今僅及1995的水平，這絕不能說是正常現象，官方號稱的「經濟大補丸」並未對此發揮作用，若按香港經驗，可能是正好相反。特別是在中國市場的電影票房與版權收入能有若干反還到本地生產者上，值得再追究

故步自封不可取，但是跨文化的交流也不能一面倒。若主管機關若沒有意識到文化差異性與自主性的必要，一如過去作為先進國附傭時輕率處理文化主權問題，讓文化政策唯市場是問，則在面對大型異地市場的吸引下，朝向趨同的目的前進是恐怕是無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