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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ws.url.com.tw · March 13,2018倡議媒體,但是怎樣的倡議媒體?/蘇正平(先驅媒體新頭殼董事長)
從來,新聞媒體就是具有倡議成分的資訊傳播媒介,只是濃淺程度不一而已。倡議的方式,或公開,或隱而不顯,隨著時代轉變呈現不同傾向、不同面貌,甚至發展成一種新聞媒體的時代精神。
小冊子作家的年代,毫無疑問,倡議是傳播媒體出現的根本動機。只有在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市場成形,才讓利潤的動機有可能凌駕倡議,成為媒體發展的主要 驅動力量。但循資本主義櫞制運作的新聞媒體,生?和交易的是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訊息或意見商品,倡議的元素從來沒有消失過。況且,在這樣的年代,也從來不 缺以倡議為主要目的的媒體,只是它們無法成為主流而已。
倡議的元素沒有消失,但倡議的方式卻有明顯的變化。不管你喜不喜歡,市場確實是推動這變化的主要力量。
激烈的倡議方式固然可以激勵人心,但也可能嚇跑人。利潤的追求需要更大的市場,當利潤的動機超越倡議,倡議的強度,若不利於媒體市場的擴大,就必須在利潤的考量下退位。但以危言聳聽來刺激市場的,也所在多是。
把市場的商業邏輯發揮到極致,並且從裡面獲得巨額商業利益的媒體,它的報導內容除了經常訴諸感官刺激之外,也通常呈現強烈右派傾向,強調族群意識、國家擴 張主義、男性沙文主義,同時反對社會改革,尤其是社會運動。讓墮落、邪惡的倡議為利潤服務,有很長時間這是商業媒體賺錢的勝利方程式。
但是黎智英的蘋果日報似乎又是另外一種典型。
作為倡議與利潤共同追求的對象,民眾的素質其實也隨著時代有所變化。思想的啟蒙和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一般民眾的知識水平,他們心中同時存在彼此競逐的價值觀,對資訊和意見的需求也更多元,這種發展通常會讓民?對媒體資訊有更高的要求,同時市場也變得更分殊化。
在某一個幸福的社會階段,倡議進步價值,似乎也能夠獲得市場的青睞,而讓新聞工作的專業化成為可能。在德國七O年代的編輯室公約運動,多少表達了這種專業 與利潤可以共存的樂觀思想,可惜時間驗證的結果不盡然如此。許多不同國家的所謂「質報」,大概都面對類似的命運。但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或許新聞專業沒有像 某些行內人士推崇的那麼神聖,但也一定在「理性的公民」那一面顯現的時候,會留下一些藉以評斷的刻度。
當然,網路時代的來臨,更對傳統媒體造成摧枯拉朽似的破壞。這個破壞如何發生,它的結局會是如何,不是這裡討論的重點,這裡關心的是,這個發展是否帶我們又回到美好的大倡議時代,如果是,這個大倡議時代又會呈現怎樣的面貌。
確實有幾點有利的因素,讓倡議式媒體在網路時代更加活躍。
首先,現在更多人了解了商業媒體的運作邏輯。大媒體公正客觀的迷思被解除了。小媒體在許多特定新聞事件上,反而常常小兵立大功。
網路時代相當程度降低了了新聞媒體的進入門檻,尤其是資本門檻。一個有效能的倡議媒體,可以短時間內號召志同道合的義工,很便宜,而且迅速、便捷地把訊息或觀點傳達出去。
由於網路世界互動密切,意見型的訊息,比純粹的新聞會更容易被分享,也獲得更大的反響,因此更容易壯大倡議型媒體的影響力。
但是,網路世界不會只是一面倒,如果傳遞的訊息是錯誤的,很快地會被推翻。太過矯情的觀點也很容易被網民嗤之以鼻。沒有厚實的調查能力、敘事能力,沒有經得起考驗的理論實力,媒體影響力來得快,去得也快。
所以從倡議媒體實踐的角度來看,有幾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是議題的掌握能力。抓對了議題,找對了切入點,站對了立場,扮對了角色,就有機會捲起風潮。其實,倡議媒體興盛的年代,總是和政治、社會的變局息息相關,像是八?年代的台灣,今天的香港。現在的中國也是,只是它更缺少透氣的空間,就像六O年代、七O年代的台灣。
其次是如何處理好真實與價值的問題。倡議型媒體要發揮影響力,不能只在同志之間相濡以沫,必須走到市民中間,建立一定的公信力。其實資深的媒體人都知道, 一篇真實又搔到癢處的報導,遠比文辭堆疊的評論,具有更強大的破壞力、影響力。為了配合倡議的方向,而勉強扭曲的報導,會嚇跑潛在的支持者。加加減減,不 見得划算。
還有忽焉報導者,忽焉運動者的問題。我們認知到媒體或報導者都難免有倡議者的成分,但無法避免是一回事,主動積極在運動現場變換角色又是另外一回事。新聞 現場有許多情況,或許無法一概而論,但若從運動所要達到的目標來看,違反社會一般的期待與認知,不能沒有很好的理由,而且長期來看,應該是有害無益。
總體而言,有變局的地方,一定是倡議媒體蓬勃興盛的年代,聲音雜沓,此起彼落。但就個體來說,如何讓一個倡議媒體活得久、活得有存在感、活得有尊嚴、活得有意義,這才是最真實的挑戰。
倡議媒體或媒體倡議的時代/葉蔭聰(《香港獨立媒體網》創辦人、執行委員)
我們今天許多有關新聞及媒體的概念,很大程度是19-20世紀所形成的。我這樣說,並不是要求大家與時並進,重新界定21世紀的新聞與媒體,相反,我想大家先看一下19世紀之前的新聞與媒體。大家也許覺得我這個舉動有點怪,但是,我以前讀新聞傳播時,我的老師說,與新聞學最接近的學科,其實就是歷史。
小冊子(pamphlet)
19世紀之前,尤其是18世紀,西方已經有現代報章雜誌的雛型。但比它們更悠久的是「小冊子」,有歷史學家甚至發現,在古騰堡的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以前,14世紀的英國已有「小冊子」,報導英國國會的議事,成為少數精英政治生活的一部份。
在西方,「小冊子」作為重要的媒體維持了好幾百年,它完全不能用我們今天的新聞媒體或書籍雜誌來理解。它有幾個特點與我今天要談的有關。我這裡用英國作為例子。
首先,它大部份都不是定期出版,它的出版頻率及形式有點像今天的書籍。通常,政治動盪之時特別多,例如,英國-西班牙之間在16世紀發生戰爭,許多小冊子報導戰事;英國內戰發生之後的20年(1640-1660),共有超過20,000種小冊子。英國另一個小冊子高峰期大概是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數量更多,也與政治有關。例如,我下面會談到潘恩(Thomas Paine),一位影響大西洋兩岸的小冊子作家(pamphleteer),用今天話來說,他是人權活躍份子,他的《人權論》一紙風行,他批評英國王室、保皇派、審查制度、殖民政策等等。
小冊子作家有些像潘恩那樣有名,有些名不經傳,有些根本是匿名的。許多本來寂寂無聞的人,利用了廉價的出版技術及材料,甚至簡陋至只有一張紙,造成廣泛的傳播。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小冊子的內容不一,既有政治、也有文藝與宗教,有記事、有評論,有宣講道理的,更多的是以上內容混雜在一起。而與我們後來的新聞媒體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倡議(advocacy)的成份非常重要,不管倡導的內容是宗教、道德還是政治的。那時根本沒有以客觀中立、平衡報導這些準則,這些都是19-20世紀的新聞專業媒體觀。例如,潘恩支持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的同時,告訴讀者那裡發生甚麼事,而讀者也是在強烈意見及衝突之中接受資訊,他們沒有我們今天仍然或多或少保留的距離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偏頗。
我們不妨看一下1792年一位英國人的書信中如何描述小冊子與政治的關係。
「伯納德城堡中有大量的人對憲法表示不滿,諸如「不要國王」、「自由」和「平等」這樣的口號寫在市場十字路口。不久前希爾茲和桑德蘭的船工騷亂時,他們向蘭布頓將軍問道:「你讀過湯姆?潘恩的小書嗎?」「沒讀過。」「那麼就讀讀它,我們很喜歡它。將軍,你擁有大量財產,我們很快就會把它瓜分掉。」」
大家不妨注意以下幾點,與我們今天的傳播環境很相似。
第一,潘恩的小冊子在工人間流傳,有許多粉絲,有很多讚好;
第二,粉絲把小冊子的內容,簡化成口號並再轉貼到街頭,就像臉書的分
享與Emoji(繪文字);
第三,它與抗爭行動的共生,就像今天談的網絡動員;
第四,它傳遞的力量似乎不在於有很好的市場推廣及行銷,而是有一種政
治迫切感及壓力,不只工人有這種急迫感,沒有看過潘恩著作的將
軍或其他統治階級,他們受工人及工人抗爭的催迫與威脅去讀它。
第五,工人跟那位將軍說的話,像不像網絡欺凌(台灣叫網絡霸凌)?
這就是我說,小冊子的政治倡導之意。所以,資訊科技的發展,帶來的不只是新的媒體機構,而是透過新技術發展,復興了一種傳播的傳統──倡議。這並不是說,今天所有媒體都成了政治或社會運動組織,我只是認為,今天大部份媒體都有倡導元素,只是每一個媒體的處理方法不同而已。而對新興的媒體來說,它最重要的存在價值往往在於倡導。
網媒,香港獨立媒體網
今天香港人大講「網媒」,媒體遇上網絡始於何時?我認為香港要比台灣落後。1999-2000年香港出現了科網泡沫,也有一些在網絡裡催出來的媒體,但大部份已不存在了。許多人與我一樣,也認為香港「網媒」的轉折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術或經濟決定的,搞網媒,是因為有了倡導的需要,所以,這段歷史只能從2003年談起。
2003年,五十萬人反對二十三條(反對國家安全法)立法的大遊行,像我們的香港獨立媒體網便是2004年創辦的,那個時候,出現了許多今天稱為「網媒」的東西。2003年的反23條立法的確很重要,也是倡議與媒體結合互生的時刻。我再舉一個簡單例子,那一年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市民拿著《蘋果日報》隨報附送的海報在遊行。自此之後,我們經常看到《蘋果日報》出版抗議海報,例如,2012年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的海報。在此前,我只注意到《蘋果日報》是個八卦小報,自2003年,我在它身上感受到倡議與媒體的關係。
事實上,由2004-2010年,我們參與了大大小小的抗爭,有時是抗爭現場的旁觀者或戰友,有時更會親身上陣。有時是公民記者,有時是媒體行動者,包括:
-2005年,反世貿抗議
-2006-2007年,保衛天星及皇后碼頭運動
-2009-2010年,菜園村反高鐵運動
我們自2010年後,相對上較多扮演傳統的媒體功能,但與整個香港社會運動及政治仍然關係緊密,例如,前年的2014年雨傘運動時,突然間我們的Facebook專頁成為全城注目(之後又回歸平靜)。但是,我們跟社會及政治運動之間到底是甚麼關係呢?我也說不清。我不妨用我們一位成員朱凱迪作為例子看一下其中一個可能性。
1999-2005年,他是一位剛入行的記者,他後來去了伊朗做自由職業記者,採訪過伊朗大選。因為供稿的報館容納不了他的過萬字長文,所以把文章及照片給我們。他回港之後成了我們成員。
2006-2007年及2009-2010年,他都是我剛才提及的兩場運動的組織者。在這段期間,他以義務記者及編輯身份,寫了大量非常或過份詳盡的關於城市規劃、土地問題等等的調查報導。
2010年後,他開始淡出香港獨立媒體網,專心搞他的運動,他參加過兩次區議會選舉,都輸掉了。他現在的運動手法及議題,其實與他在我們機構裡做的差不多,這可能是他輸掉選舉的原因之一吧。
我們網站的規模沒有變大了許多,但是,在我們機構裡打滾幾年後,出去做其他社會運動及政治運動的人有許多。朱凱迪的例子不算是典型,有更多的人,原來已是社會運動組織者的人,因為要倡議的原因,與我們發展了短暫緊密關係,之後他們獨立發展了。
簡單來說,我們與過去十年出現的一種關注城市規劃、土地及文化的社會運動是共生的,是香港反對運動的一支,或泛民主派的一員,但又與政黨,以至近年興起的本土派有不少距離與差異。
我一直認為,我們的媒體內容沒有甚麼很出色的,只有在運動期間你才覺得那些文章寫得特別好,照片特別好看。就你今天拿出潘恩的小冊子來看,讀不出甚麼出色的理論,文筆也不算好,你要想像自己是當年英國的工匠,才能讀出他的小書的意義。
媒體倡議或倡議媒體的年代
香港不經意地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媒體倡議或倡議媒體的年代,從一個宏觀角度看,是19-20世紀的商業媒體模式轉型或沒落的結果。我們在香港經常開玩笑,香港媒體愈來愈不賺錢,投資開個小攤賣小吃,比開一家媒體還是賺錢。
可是,在舊有的媒體消失之時,卻又有一些新的媒體陸續湧出,有些人說,它們都有政治目的,但像香港獨立媒體網這樣的公民媒體又何嘗不是?只是我們的政治目的、信念不同而已。我會說,媒體成立的動機,「倡議」的成份愈來愈重要,否則,誰還要辦媒體?
我希望大家不要誤會,以為我讚賞所有倡議型的媒體,我不是說倡議就是好,我更不是為最近新成立的一家標榜「倡議」的香港網媒打廣告(我個人更喜歡「端傳媒」),我要說的是媒體以至傳播裡的一個元素,一個傳統──「倡議」,它並不單單是指鼓吹甚麼,而是它與社會、政治及思想運動的深層次的互動。我也不是推崇近年香港出現黨派色彩濃厚的一些網媒,有些人甚至認為它們是宣傳機器,但是,它們的湧現的確說明了「倡議」的重要性。我以為,今天要思考的是,怎樣才是好的媒體倡議或倡議媒體。
例如,把倡議變成情緒發洩當然不好,但情緒在媒體及傳播裡不能沒有;把倡議變成單一立場宣示當然不好,但立場的衝擊對立是無可避免的,甚至是如今認識世界的方法及途徑(所以,我覺得有些香港媒體,強調要放下社會撕裂,完全不必要)。當倡議成為思考媒體的重要元素時,要判定一個媒體好壞的標準便變得不是那麼簡單,又或者不需要太深究。例如,你問我香港獨立媒體網是個好還是壞的媒體,我會說,時好時壞,我其實並不那麼在意它或其他媒體本身是好還是壞。我比較在意的是,在不同特定的議題及爭議之中,我們扮演或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我們如何回應當下。
因此,19-20世紀所形成的新聞倫理,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其中一個思考點是,我們不應,也無法再去預設一種抽離的理性公民,今天informed citizen,同時也是emotionally charged citizen,充滿情感的公民。我們要為他們提供甚麼?我們要怎樣跟他們互動?我們如何讓他參與到媒體或傳播的實踐之中。當中涉及到技術問題,也有倫理道德問題,這些都要與19-20世紀的媒體模式一併思考,而不能截然二分。「倡議媒體」當然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個問題,到底怎樣才是一個好的媒體,恐怕亦比以前更複雜,更不容易判定。
今天許多媒體願意或不願意地利用社交媒體,讀者離不開社交媒體來閱讀認識時事,例如我教的大學生。這便說明,我們處於一個紛亂的傳播環境,事實、情感、謠言、強烈觀點、不假思索的關鍵詞交雜在一起,這正說明,我們活在一個倡議媒體或媒體倡議的時代。
BBC白皮書揭示未來發展綱領/何鉅華(資深媒體人)
英國政府發表了關於公視英國廣播公司(BBC)未來十一年的發展綱領,主要內容如下:
一、BBC賴以維持的主要收入–電視牌費收入將凍結五年至2022年,每年維持於三十七億鎊水平。
二、英國的電信監理機構(OfCom)獲賦予新的權力可對BBC新聞進行規管。
三、撤銷對地方電視網絡的資助。
四、BBC將每年撥款八百萬鎊與各地方報業合作,共同招聘150名記者,分佈全國各地,專門採訪地方施政新聞。
五、所有電視和電台的外包工作將以公開競投方式進行。
六、民眾不交電視牌費仍屬犯上刑事罪行。
據分析指出,根據BBC白皮書揭示的發展綱領,因電視牌費收入凍結五年,BBC未來將須繼續撙節,不過,有些認為BBC經營規模或將遭重大收縮的顧慮顯然將不會出現。
BBC新特許狀(charter或譯皇家憲章,英皇御准之意)為期十一年,至2027年12月31日為止。故意訂為十一年,是為使未來的檢討在進行時免於與國會大選週期太過接近。
電視牌費現為一年145.50鎊,雖遭凍結,但仍將隨著通脹率作出調整,預計至2021/22年度時會收160.50鎊。
BBC新聞在未來將由國家機構-電信監理機構進行規管。現時的做法是由BBC信託(BBC Trust,成員全由政府任命)規管。電信監理機構獲賦予新的權力,可對BBC作出處分,如BBC有違特許狀情事,可強令糾正。BBC信託將行廢止,屆時BBC的最高主管執行長(direct general,或稱總經理)將向一個統一的理事會負責。理事會成員,半數由BBC本身自行任命,另半數由政府經公開延攬方式委任。
BBC的所謂核心公共用途將作變革,以求確保它的運作不致損害商營的新聞機構利益。
BBC白皮書提出,公共用途是為表明BBC應在採用最高水準的節目主持及新聞記者,以及彰顯表達自由之下,提供一整套英國其他新聞機構未能廣泛提供的具有深度的分析和內容。由此,所有觀聽眾都能充份跟上重大的英國和全球性事務,作為積極而消息靈通的市民,參與民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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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曾在香港電視傳媒及英國媒體工作多年,現旅居倫敦。
本文作者聯繫郵址:edwardho40@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