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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日期:20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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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報時間: 2016-10-27 16:00:00 / 報主:傳媒與教育
[公益聯播]月月捐一百,愛心不停擺
本期目錄
模擬遊戲讓玩家跨越多元性別認同/涂敏編譯
奧運期間,電視在黃金時段轉播女子競賽的比例增加/孔詩年編譯
美皮尤研究中心:社群網站上的種族對話/廖凱弘編譯
模擬遊戲讓玩家跨越多元性別認同/涂敏編譯

模擬遊戲讓玩家跨越多元性別認同/涂敏編譯

Blair Durkee與她創造的跨性別角色Amber。《模擬市民》發行商今年去除遊戲中的性別界線,讓玩能夠自由創造擁有各種生理特徵的角色。(Credit Mike Bellem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廣受歡迎的模擬遊戲《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中,玩家可以自行創造各種角色,但僅止於男女兩性人物。

 

  今年五月,發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遊戲的美商藝電(Electronic Arts)去除了該遊戲中的性別界線,讓玩家得以自由創造擁有多元生理特徵的虛擬角色。


 
  對於就讀南卡羅來納州克萊門森大學的女學生Blair Durkee來說,如此的轉變意義重大。Durkee透過《模擬市民》遊戲設計了她第一個跨性別角色Amber,Amber有低沉的聲音、寬大的肩綁、沒有生育能力,「無生育能力是跨性別族群共享的唯一特徵」,Durkee透過這個遊戲化身為一位具有跨性別特徵的女性角色。


  
  Durkee表示,許多人以為跨性別男性就是具有女性特徵和氣質的男性,跨性別女性則是具有男性特徵和氣概的女性,事實上並非如此。Durkee接下來打算再創造一個跨性別角色,作為Amber的愛慕對象。


 
  以如此包容的心態去看待各種性別與性向,在過往的電玩遊戲中相當罕見。然而,當今的電玩遊戲卻開始涉足更多元而重大的社會議題,打破過去電玩主題僅限於吃人喪屍、異形攻擊的框架。


 
  近年來,許多創新的遊戲迅速竄起,例如在獨立遊戲開發師Lucas Pope設計的《請出示文件》(Papers, Please)中,玩家扮演著一個虛擬國家的邊境移民官,審核入境移民的證件;《名為癌症的龍》(That Dragon, Cancer)則為遊戲設計師Ryan與Amy Green刻劃陪伴兒子抗癌之艱辛歷程的遊戲,他們的兒子於2014離開人世。玩家在遊戲中扮演父親的角色,陪伴兒子對抗如龍一般的絕症,並在遊戲過程中深刻體會到家庭的喪子之痛。該遊戲引起廣大玩家與評論家的迴響。


 
  即將發行的新遊戲《布卡監獄》(Camp Bucca)則是由五位獨立遊戲開發師及紐約大學和卡內基美隆大學的學生共同設計而成。該遊戲的背景設定在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玩家得以扮演當時駐紮在布卡監獄的美軍,並對伊拉克囚犯進行「加強訊問」。該遊戲旨在提高大眾對布卡監獄人權問題的關注。

 


 
  《布卡監獄》開發師之一Edward John表示:「我們希望這個遊戲能夠引發大眾情感上的譴責,並傳達值得深思的訊息。」基於安全考量,他希望紐時不要刊出他的姓氏,並進一步表示:「在這個遊戲中,『贏家』是不存在的,正好作為暗諷伊拉克情勢的隱喻。」


 
  上述這些遊戲將可能掀起電玩遊戲次文化玩家的騷動,點燃各種次文化議題的廣泛討論,同時「賦權」玩家,促使次文化族群自發性採取實際行動來爭取權益。


 
  前美國海軍醫務隊醫生Robert Schloss博士於2007年玩了《模擬市民》遊戲後,與他的上級長官公開出櫃。2000年發行的《模擬市民》系列遊戲是首個允許同性角色發生性關係的電玩遊戲之一。

 

模擬遊戲讓玩家跨越多元性別認同/涂敏編譯

Durkee透過《模擬市民》設計出她的第一個跨性別角色。(Credit Mike Bellem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與此同時,美軍正在推行「不問,不說」(Don’t Ask, Don’t Tell)政策,該政策禁止軍隊中的同性戀與雙性戀成員公開自己的性傾向。正因如此,Schloss博士僅能在《模擬市民》遊戲中找到宣洩自我認同的出路,還因此創造了四個男性角色,包括一對同居在虛擬房屋的同志情侶。


 
  Schloss博士表示:「當我玩愈多《模擬市民》、在這個現實生活的替代空間中體驗到愈多可能性,我便愈來愈想在現實生活中實踐真實的自我。」Schloss博士現年41歲,自海軍醫務隊退役後,目前在紐約醫院擔任臨床放射學助理教授。


 
  另有其他遊戲也跟進了《模擬市民》立下的多元性向典範,例如,《異塵餘生 2》(Fallout 2)和《神鬼寓言》(Fable)中皆有同性婚姻的情節;BioWare發行的角色扮演遊戲《質量效應》(Mass Effect)和《闇龍紀元》(Dragen Age)也相繼推出LGBT角色;PlayStation 3在2013年發行的動作冒險遊戲《最後生還者》(The Last of Us)中的主角亦是青少年男同志。


 
  美商藝電旗下子公司明訓(Maxis)副總裁Rachel Franklin表示:「對我們來說,賦權遊戲玩家去表達自我、說出更開闊的故事,是很重要的事。」


 
  現年28歲、居住於倫敦的Justin Mahboubian-Jones表示,他發現是《模擬市民》系列遊戲幫助他在2004年勇敢出櫃。他從青少年時期開始自我認定為同性戀者,多年來卻沒有勇氣向信仰虔誠的父母表白。


 
  當年,他還是《星際大戰絕地武士:絕地學院》(Star Wars Jedi Knight:Jedi Academy)的死忠玩家,該遊戲有線上多重玩家模式,讓玩家能夠打造專屬的「化身」(avatar),並與世界各地的玩家互動、形成多元社群。Mahboubian-Jones當年就透過這個遊戲與其他男同性戀者交談。


 
  他說:「能夠與其他男同性戀交談,稍稍紓解了我內在的壓力,也讓我開始為自己的男同志身分感到自在許多。」


 
  專攻網路互動如何影響人們線下生活態度的俄亥俄州立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Jesse Fox發現,「化身」對於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行為有極大影響。在其2009到2013年的研究中,發現相較於大眾臉的「化身」,受測者對於模擬自身真實長相的「化身」更有反應。


 
  此項發現與2007年推出的概念「海神效應」(the Proteus Effect)有關,「海神效應」指出,無論在虛擬或實體環境中,一個人「化身」的外貌對於其行為具莫大影響。此外,某研究指出,受測者若在虛擬世界中被分配到較具魅力的「化身」,會傾向在現實生活中展現較多自信以及與他人間的親密感。


 
Fox表示:「此項研究告訴我們『化身』會改變人們的行為,並使我們在虛擬世界中實踐和測試我們特定的行為。」


 
  Durkee表示,這種情形在她身上也能獲得印證。她從2001年開始玩《模擬市民》,從中發現透過自己創造出來的角色生活是很自在的一件事。


 
  她說:「當我還小時,我總是透過女性角色玩各種遊戲。如果我從小就能開始接觸正面再現的跨性別族群形象,我無法想像我的人生會有多麼不同。」

 

作者:Laura Parker


編譯:涂敏


原文網址:http://www.nytimes.com/2016/09/01/technology/personaltech/video-games-allow-characters-more-varied-sexual-orientations.html?ref=technology&_r=2

 

 

 

 
奧運期間,電視在黃金時段轉播女子競賽的比例增加/孔詩年編譯

在眾多原因中,中傷女性運動員在運動上的成就,總是來自於性別歧視的報導。
 
奧運期間,電視在黃金時段轉播女子競賽的比例增加/孔詩年編譯

 


 
  在里約奧運舉行的日子裡,每一天至少有一篇令女性運動員感到尷尬、甚至怪異的報導產生。任何一個正常事件都可以被衍生為令人想大翻白眼的事件—雖然對於女性運動員來說,性別歧視報導的情況並不稀奇。但是相較於男性運動員的描繪,對於女性運動員在奧運中的描繪,都顯示出這些對於運動競賽中的女性運動員漸增的不平等事件,而最可悲的是這些報導通常出現於主流的新聞報導。


 
  這些令人受挫的現象指出了非常現實的真相:女性運動員的比賽在電視黃金時段的轉播是非常稀有的。除了女子世界盃相關的比賽(或是當那些比賽的轉播時間符合比賽主辦國的時區),像是女子NBA、知名度高的網球比賽、少數美國大學籃球聯賽(又稱三月瘋March Madness),奧運比賽為在電視黃金時段轉播最多有關女性運動員的時期;但這樣的轉播情況僅每兩年於大型的冬季及夏季大型比賽出現。


 
  同時在美國,男性運動員的比賽是無所不見的。每年逢男性專業運動比賽時間,電視總是轉播相關比賽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相關比賽轉播從籃球季到曲棍球季,再到足球季。而這些還不包含所有比賽季前準備的相關報導,更不用提定期的關於這些相關比賽的深入報導;甚至當你不在任何專業比賽季節中,電視轉播仍舊充斥著許多男子大學競賽的轉播。


 
  所以當有女性運動員與其他世界級選手競賽時,這類競賽的轉播產生了意義。


 
  美聯社報導指出,在里約奧運期間,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58.5%的黃金時段用來報導精選的女性運動員比賽,包含體操、游泳和田徑賽。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的奧運執行製作人Jim Bell告訴美聯社:「我們很高興沒有其他電視台貢獻比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更多的黃金時段轉播女性運動員的比賽」。


 
  肯定的是,在2016年,電視黃金時段轉播女性運動員比賽的比例是很高的。但是,除了權威的ESBN體育頻道,是否值得讚揚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或是其他電視台?因為他們在每兩年或每四年一次的奧運比賽外,極少在黃金時段轉播女性運動員比賽。


 
普遍來說,女性運動員比賽轉播的普及率很差


 
  一篇來自南加州及普渡大學2009年的研究,指出近20年的期間(包含2015年更新的資料)將近96%的ESPN運動節目和洛杉磯地區的運動比賽轉播均來自於男性運動員的比賽。


 
  女子體育基金會(WSF)指出, 甚至是近年女性運動員在參與不同競賽的比例已逐漸增加的情況,這些統計數據仍是無誤的。事實上,女性運動員比賽的轉播,在女性運動員參與比賽的比例上升的情況下仍是下降。ESPN體育頻道從在1999年利用2.2%的時間轉播女性運動員的比賽,而近10年,僅利用1.4%的時間轉播。


 
  在1999年的時候,我們相信截至2016年,這種整體不平等的情況應該會降低,至少該有些微降低。像是現在,在電視上看見女性運動員進行頂尖運動比賽應該不稀奇—畢竟現在是女子NBA第20賽季。


 
  於是有些批評認為媒體對女子NBA欠缺關注,有些批評則提及其他女子運動比賽聯盟指出這些運動員在競技場的時候應該要看起來像「女性運動員」。網球選手小威廉斯(Serena Williams)在其獲得運動畫刊(Sports Illustrated)的年度運動員頭銜時承認:「人們曾經看不起我,因為我看起來不像『女性運動員』—我看起來太壯了。」


 
  當然,電視的執行者想到這是傳統思維中的「性銷售(sex sells)」,但是ESPN的Kate Fagan去年指出,研究者發現這傳統思維並不只是出現在女性運動員比賽之上。有關女性運動員的描繪全被視為性的象徵,而使他們被視為較沒運動天賦;麻省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的運動管理學院院長兼教授Janet Fink則告訴Kate Fagan,她的研究結果顯示:「每一次女性運動員都被以性刻劃的方式展現,而這減少對於她體育天賦的暸解」。


 
  甚至在奧運比賽,像是沙灘排球,大部份的女性運動員多數穿著一種與泳衣類似的運動服,但是轉播電視台總是會事先告知這樣的穿著並不是追求性感的表現;「我們通常是華氏100度以上的情況進行沙灘排球比賽的」、「我們我們必須教育大眾改變這固有的觀念,我們是在認真進行比賽,而被非展現性感」,奧運選手Kerri Walsh Jennings這是其實是沒有關聯且無必要的解釋。


  
  雖然普遍來說,男性比較容易成為運動比賽的關注者,但是將近51%的女性也認為他們是運動比賽的關注者。但是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的Jamil Smith去年指出,這類數據通常被忽略;就像運動常被視為是來自白皮膚,異性戀的男性的關注。所以當女子NBA這樣的聯盟出現,由71%的黑皮膚,強壯且可能是同性戀的女性組成,希冀贏得典型男性比賽的粉絲的關注時,這注定就是場輸掉的比賽。

 

對美國來說,里約奧運的成功可歸因於性別平等第九條(Title IX)

 

 

奧運期間,電視在黃金時段轉播女子競賽的比例增加/孔詩年編譯

Simone Biles在里約奧運比賽第12天賽程中的平衡木表現


 
  當然,在里約奧運中的女性運動員並不是衣著暴露言論的局外人。有些人,像是體操選手Simone Biles和游泳選手Katie Ledecky,在其他人(例如一直佔據領先地位的美國女子奧運籃球隊)已經在自己的比賽項目表現很完美的情況下,仍然努力將自己推向能力的極限。Bill Plaschke本週在洛杉磯時報寫下:「美國之所以可以在奧運表現大幅領先歸因於這些女性運動員,而我們也要感謝性別平等第九條(Title IX)的通過」。


 
  性別平等第九條(Title IX)在1972年通過,一開始條約是設計讓教育機會在所有收到政府補助的美國12年國教(K-12)的學校中,能提供給所有學生平等的機會,不論他們的性別為何。這條法令的通過,在學校重整運動學院的情況上影響甚鉅,而近一步資助了多數美國的奧運選手們;這開啟了運動員從中學到大學的競爭機會,並讓近40 年間,運動場上的世界級女子選手人數得以激增。


 
  今年的里約奧運,是美國隊史上最多女性運動員參賽的一次,共有292位女性及263位男性選手參加。在1992年,性別平等第九條(Title IX)剛通過之時,美國隊只有90位女性選手,其餘428位選手都是男性。


 
  性別平等第九條(Title IX)除了增加女性參與運動比賽的機會,在參賽人數上帶來巨大改變,它也是美國女性運動員能勝過來自其他國家女性的契機;除了短跑、體操和游泳,美國女性運動員甚至開始在摔跤、舉重、丟鉛球及其他美國傳統上非強勢的比賽項目中佔據領先地位。


 
  Plaschke並特別指出,在8/18下午宣布的美國96面奧運獎牌之中,美國女性運動員贏得將近一半的獎牌。


 
  當這些女性運動員替美國贏得這些獎牌,我們讚美她們;但是在奧運比賽進行期間,多數的菁英女性運動員還是消失於螢幕上,除了少數像是小威廉絲(Serena Williams)、Diana Taurasi, 和Hope Solo。


 
  當然,許多男性奧運運動員也於奧運比賽期間消失於螢幕之上,因為他們參加不太普遍的運動比賽,像是皮艇競賽及羽球。但是,普遍來說,在奧運聖火熄滅後,國家對於男性為主導的運動的關注並沒有消失。但對於全部女性運動員比賽的關注,大概只等同於大眾對於一位中堅的NBA選手的關注度。


 
當事已至此,廣告商必須付出相對的酬勞給女性運動員

 

 

奧運期間,電視在黃金時段轉播女子競賽的比例增加/孔詩年編譯

美國女子國家足球隊及哥倫比亞女子國家足球隊在第一輪G小隊的下半場比賽


 
  事實中,多數這樣的事情可歸咎於金錢。電視上的聲望相對代表了廣告商的支持及運動員的代言;沒有這些代言,多數的女性運動員得不到酬勞。


 
  NBA選手平均年薪為六百萬美金(中位數是三百萬美金),而女子NBA選手平均年薪七萬五千元美金,多數這些女性運動員可以在非運動領域賺取更多的年薪。男子足球選手的平均年薪約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元美金左右,而女子足球選手的平均年薪約三萬兩千元美金。而在網球方面,像是溫布頓等大型比賽,男女子選手的年薪差距已經微乎其微,這是多年前追求女性應獲得相對應的比賽獎金所致;但對於其他專業比賽,並沒有獲得像網球比賽這樣的相同待遇。


 
  這樣的差距從大學階段就開始了,在女性運動員變多的情況下,學校並沒有因此提供更多的獎學金機會;甚至,這樣的不平等在大學以前的階段就發生。根據全國婦女法律協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表示,性別平等第九條(Title IX)雖然明文要求學校提供相同的機會給予女性運動員;但即便如此,美國的高等學校仍舊只提供約一百三十萬的獎學金,給予高等學校的女性運動員參與比賽,而這金額遠少於提供給男性運動員的補助金額。更何況,這類獎學金多半提供給有色人種的女性運動員。此外,超過四分之一的LGBTQ(女同志、男同志、雙性戀者、跨性別者和酷兒或不定義性別者)學生表示,他們因為自己的身份而在學校比賽中遭受到騷擾或是羞辱。


 
事情逐漸轉好,至少好了一點點


 
  女性仍舊繼續參與比賽、競爭,並贏得比賽,而她們的支持者也找到方法來觀看比賽。


 
  2015年的女子世界盃比賽證明了最棒的女性運動員也能吸引到支持者,像是美國對抗日本的總決賽,這是歷史上一場必看的足球賽;而國家隊也持續利用合法途徑爭取他們該獲得與男性選手相同的報酬。


 
  而在今年,ESPN、ESPN2、ESPN3和NBA電視台在本次第20賽季的常規比賽中,已經有計畫地轉播至少74場女子NBA比賽;這與上一賽季比起來,已是一個巨大的改變,上一賽季總共只在國內轉播12隊47場的比賽。


 
  這樣的改變代表進步,但事實上電視頻道轉播的運動仍舊是被男性運動所主導,而裡頭有90%的男性及90%的白人。


 
  同時,不管在有沒有奧運獎牌的追求或是高額薪水支付的情況,女性運動員的比賽其實與男性運動員的比賽一樣,是一整年不停歇地在進行。或許當某天女性運動員在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上升了—像是看見在游泳池壯碩的女性選手或是穿著性感露肚臍裝的排球選手(或是帶頭紗的排球選手)—只要這普及率越普遍,我們將開始看見更多的不同。

 

原文網址:


http://www.vox.com/2016/8/19/12547192/women-primetime-tv-olympics-sexism

美皮尤研究中心:社群網站上的種族對話/廖凱弘編譯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研究報告指出,在社交網站上,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容易看到關於種族及種族關係的訊息,前者 (68%) 大約為後者(35%)的兩倍之多;而且,更有 28% 的非裔美國人說他們的發文或多或少會與種族或種族關係有關。另外,根據這份報告,西語裔美國人則有54% 的人說,他們會看到種族及種族關係的訊息;但也有44%的人說,他們很少或幾乎不會看到這類訊息。


 
  該中心與Crimson Hexagon公司合作,分析2016年1月至3月,Twitter上九億九千五百萬則關於種族的訊息,發現每天平均有一百五十萬則關於種族的訊息,而且在重大事件 (例如:2015年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槍擊案或2015年抗議弗雷迪˙格雷之死的巴爾迪摩暴動)發生後幾天,此類訊息的強度,則更加劇烈。


 
研究團隊還發現:


(1)60% 的Twitter訊息均與新聞及當下事件有關。


(2)10% 的Twitter訊息則與 2016 總統大選有關。


(3)7% 的Twitter訊息與執法或司法系統議題有關。


(4)7% 的Twitter訊息則與流行文化的事件有關。


 
  另外,研究團隊也發現,跟社會肇因相關的Twitter主題標籤中,最常被使用的是 #ferguson(美佛格森市)。然而,從2013年7月12日至2016年3月底,Twitter上99500萬條關於種族的訊息,在1330萬則包含 #blacklivesmatter(重視黑人生命)與

#alllivesmatter(所有人生命皆重要) 的訊息中,發現:


(1)#blacklivesmatter 出現 1100萬次;#alllivesmatter 出現 150萬次。


(2)2014年8月於美佛格森市發生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命案後,首度使用#blacklivesmatter。而且,在密蘇里州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開槍警官後,此標籤引發更大量使用。


(3)大陪審團決定也引發 #alllivesmatter 的使用,而且在2014年12月發生在紐約兩名警官槍殺事件後,出現更大量使用。


(4)在包含 #blacklivesmatter 的訊息當中,有 38% 是支持「重視黑人生命」運動或者抱持正面肯定的引用;只有 11% 是持批判的態度。


(5)同時,#alllivesmatter 的引用,則維持幾乎正、反雙方各半的態勢。


 
  最近,從2016年7月5日至17日,在美國發生的幾起警方槍殺非裔市民事件,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艾頓˙史達林(Alton Sterling)與明尼蘇達州的費蘭多卡˙斯提爾(Philando Castile)以及接連發生的美國德州達拉斯(Dallas)五名警官遭槍手射殺的事件中,均使得 #blacklivesmatter與 #alllivesmatter 兩個主題標籤被大量使用,並且支持警方的 #bluelivesmatter (警方生命重要)也被使用,特別在7月8日達到最大量。

 


原文出處:


http://www.adweek.com/socialtimes/pew-research-center-studies-social-media-conversations-about-race/64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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