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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日期:200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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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報時間: 2016-11-30 16:00:00 / 報主:傳媒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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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錄
愛與和平攝影展 楊永智目睹台灣三十年/陳芳珂
社會公義影展論台灣社會 李念修與李惠仁獲獎/陳芳珂
兩岸言論及傳播自由標準不一丶高談和平統一只是妄想!/楊楚光(資深媒體人)
愛與和平攝影展 楊永智目睹台灣三十年/陳芳珂

愛與和平攝影展 楊永智目睹台灣三十年/陳芳珂

楊永智於開幕式中介紹攝影展的理念。

 

  「我就像是在第一排看戲的人。」年過花甲的楊永智,從事攝影記者三十餘年,站在社會的第一前線,他親眼目睹了台灣的巨大變動,並用鏡頭捕捉到許多歷史瞬間。從楊永智的視角看出去的照片,凝望的眼神中帶著同理與關懷,他秉持人文精神,守在攝影鏡頭之後,注視著台灣這片土地大半輩子。


 
  楊永智經歷了三十年來的政經變化、民主轉型,同時也看見了山川濫墾、環境汙染等,讓他不禁感慨葡萄牙人口中的「福爾摩沙」,那個美麗之島已經不如既往。因此他在政大藝文中心5樓藝文空間舉辦一場攝影展,以「不要說再見,福爾摩沙!Love & Peace」為主題,從10月4日到11月3日,展期長達一個月,將他這些年來的作品呈現在觀眾眼前,提醒著眾人愛與和平的珍貴。


 
  攝影展以楊永智所拍攝的台灣影像為主,共分為四個主題。「歷史瞬間」多為楊永智早期的作品,當時他初踏入攝影記者一職,在《自立晚報》中負責政治線的攝影,因而留存了許多國會內部的真實照片。「我很幸運能在《自立晚報》工作,當時的報社幾乎都是親國民黨,但《自立晚報》是中立的報紙,因此願意刊登出較真實一面的照片。」楊永智的鏡頭揭開偽裝,記錄下了國會裡官員的跋扈與衝突。

 

愛與和平攝影展 楊永智目睹台灣三十年/陳芳珂

楊永智向來賓介紹攝影集中的小故事。


 
  「故事」主題則將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命捕捉於景框之中,例如楊永智拍攝台灣第一對成功分割的連體嬰張忠雄、張忠義,從他們國小開始跟拍,轉眼張忠義結婚生子,楊永智也與他們成為好友。對楊永智而言,這些小人物不只是鏡頭下的一個影像,更滲進他的生活,成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肖像」記錄了在社會中有影響的人物,除了歷屆總統當選那一刻的笑容,被定格在畫面之上外,也留住了鄭南榕、林義雄等人年輕時的容貌;「生活」的主題則保存了台灣北部鐵路拆遷前的珍貴照片,極富歷史意涵。


 
  同時,透明的展示櫃中,各式機種的底片機也被小心翼翼地擺放其中。楊永智如數珍寶般,笑著與來賓介紹每一台曾經和他走過歷史的重要夥伴:從一次只能拍攝兩張、攝影記者專用的蛇腹底片機Speed Graphic,到造型與數位相機雷同的末代底片機皇Canon EOS 1V,每一台相機都像是楊永智眼睛的延伸,替他刻畫下眼底的世界。


 
  楊永智曾走入了九二一大地震現場,也與志工團走訪第三世界,觸目所及的破碎與哀慟,更讓他決定透過攝影為社會貢獻一些心力。他在走過滿是彈痕的斷垣殘壁之後,轉身回望台灣社會中的各式問題,更感嘆「我們住的房子越來越大,心胸卻越來越小;我們社會越來越民主,但對立卻越來越嚴重;我們交通越來越方便,卻與隔壁鄰居不相往來。」他希望透過影像來弭平對立,也盼望透過影像的重建,讓人民更了解土地與歷史,因而建構出新的認同價值觀,為台灣再造永續的幸福之島。


 
  所有的照片中,楊永智最重視關於畸形兒的專題。故事源自1997年,楊永智跟隨中華至善協會公益團體到越南,在偶然的形況下接觸到畸形兒,而大部分是因為美軍在叢林間施放落葉劑中含有劇毒所致。張永智看著這群戰後不斷出現的畸形兒,在回台後發表了一篇畸形兒的文章,這篇文章受到長庚兒童整形外科的關注,因而促成了畸形兒「阿福」來台整形就醫的佳話。


 
  「做好事」是楊永智在從事攝影記者大半輩子以來,一直遵從的原則。在拍攝弱勢族群的同時,比起用這些影像獲獎或成就攝影師,他更希望藉由這張照片帶給被攝者更好的環境和未來。作為新聞攝影師,楊永智時常反問自己:「攝影除了糊口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事?」在滿足攝影師與讀者的觀看慾望之外,楊永智更期許自己能透過影像帶給世界一些正面的力量。這也是貫串了這次攝影展的核心理念:「Love & Peace」,楊永智相信,唯有愛與和平才能夠補足社會中的殘缺。

社會公義影展論台灣社會 李念修與李惠仁獲獎/陳芳珂

社會公義影展於10月6日政大藝文中心放映《河北台北》紀錄片,並進行頒獎儀式。在40部參賽作品中,挑選出18部入圍作品,影像型式橫跨紀錄片、劇情長片以及動畫片。最後由李念修導演的《河北台北》及李惠仁的《蘋果的滋味》兩部紀錄片獲得第六屆社會公義電影獎。

 

 
  《河北台北》敘述李念修的父親老李,在動亂時跟隨國民政府來台六十年,卻再也沒有回去過故鄉河北。他記憶中的家鄉殘敗破碎,家人在逃亡中一一過世,為了討一口飯吃,老李甚至曾出家,寄宿在寺廟之下。李念修在拍攝父親的口述訪談及生活畫面之外,也實際走訪中國,記錄下老李口中寺廟及村落的變動。


 
  李念修小時候便與父親分居,因此與父親間存在著陌生感。她說:「對於父親講得很多事情,我其實是一直用存疑的態度去看待,我覺得他一直在騙人、他講得太誇張了。」她在拍攝《河北台北》時,選擇將自己的身分抽離,並不成為故事的一部分;她同時也抽去背景音樂中,渲染力較強的小提琴聲,轉而以以旁觀者的角度冷靜呈現。整部片以半詼諧的視角窺看老李的一生,更帶出老榮民背後,國共戰爭的沉痛歷史。


 
  老李口中的經歷,與過去李念修在學校所讀到的歷史截然不同,但當李念修拍攝紀錄片而踏上了中國後,觸眼所及的荒涼,比起老李口中的殘破其實相去不遠;當地人對於歷史的認知也與台灣完全不一樣。李念修說:「我到我爸說的那些地方之後,我才真的很震撼。」她因而理解到過去所認知的歷史,是從台灣的政治觀出發,但到了中國之後,卻能夠看見另一個視角下的想法,同一段歷史,披覆著完全不一樣的詮釋。也在拍攝紀錄片之後,李念修與父親的距離因而逐漸靠近。

 

社會公義影展論台灣社會 李念修與李惠仁獲獎/陳芳珂

李惠仁導演發表得獎感言。

 
 
  李惠仁所拍攝的《蘋果的滋味》則紀錄下壹傳媒來台後,在台灣媒體圈引起的腥羶色問題,與其背後隱藏的是龐大的商機。李惠仁專訪了黎智英,從黎智英的角度反看台灣煤體這十幾年來的紊亂,《蘋果日報》及《壹週刊》從香港移植而來,在媒體聲生態中攪動了台灣、香港、中國三方。李惠仁以俐落的敘事節奏,敘述2000年以來新聞產業的變動,也引出背後的倫理道德議題。


 
  李惠仁分享長期拍攝《蘋果的滋味》後的想法,他說:「很多人問我,你覺得黎智英是好人還是壞人,但我覺得他是一個厲害商人,他很會販賣新聞。」當社會上,將媒體亂象的矛頭指向黎智英時,李惠仁卻看見了其中的端倪。


 
  在《蘋果日報》中,除了刊登屍體、裸體外,它也踢爆許多政治黑幕,目的是增加高知識份子的客源,以便拉攬精品廣告。黎智英集團底下的記者,不需受到業配新聞的困擾,而是給予記者完全自由發揮的空間;整個集團的運作,在商業的操作下,同時滿足了企業、記者與讀者三方的需求。然而,這部片並不是要去定奪《壹傳媒》在台灣的好壞,而是透過黎智英在台灣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映照出台灣其他的媒體,以及一直影響台灣媒體背後的因素。

 

社會公義影展論台灣社會 李念修與李惠仁獲獎/陳芳珂

陳儒修(左一)與李念修(左二)、李惠仁(左三)於頒獎後,討論兩部片的創作經驗。

  

 
  評審主席陳儒修指出,一部片子得獎的關鍵在於「特殊性」,端看導演能否從特別的角度,去詮釋台灣的各種社會狀況。陳儒修肯定李念修長期影像紀錄下的成果,他認為《河北台北》這部片不只是講述一個人的故事,更反映出中國五十年整個民族的歷史;濃縮在一個小人物身上的境遇,可以窺見後冷戰時期,兩岸之間的糾結情懷,「她講得好輕鬆,但背後映照出了很沉重的議題。」


 
  反觀《蘋果的滋味》則反映出台灣當代的現況,不像《河北台北》用宏觀的角度觀看過去的歷史,而是聚焦在媒體的領域,讓觀眾看見擾動台灣現今社會最關鍵的部分。陳儒修認為:「這兩部影片在當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們對台灣社會影響非常深。」

 

社會公義影展論台灣社會 李念修與李惠仁獲獎/陳芳珂

李念修(左一)與李惠仁(左二)於映後座談會,回應觀眾提問。

兩岸言論及傳播自由標準不一丶高談和平統一只是妄想!/楊楚光(資深媒體人)

兩岸言論及傳播自由標準不一丶高談和平統一只是妄想!/楊楚光(資深媒體人)

 

 

 

 

  此次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率團,赴大陸南京及北京作再一次的「國共和談」,臺灣的傳媒對洪的大陸之行評價並不很高;一般認為中共對臺灣的態度並沒有更大的善意,對臺灣未來的國際空間也沒有正面的意義,很多觀察家也表示:中央電視台對此次洪秀柱的大陸之行報導甚少,所以據以推論中共中央對洪秀柱的大陸之行,並沒有很重視。言之有理,讓我想起多年的大陸之行,以及數次與大陸電視同業交往的心得,覺得中共對媒體的嚴控與管制,還是富有中共有效管制媒體的特殊一套,這與臺灣目前的傳播自由相去甚遠,在這種差距之下,兩岸要和平統一談何容易?


 
  筆者試將多年對中共管制新聞的印象,就記憶所得分享給臺灣的社會大眾。


 
  我自一九八○年代起,早在臺灣政府允許兩岸新聞交流之前,就有與央視新聞同業交流的經驗;一九八九年春天,臺灣新聞局正式核准臺灣媒體到大陸採訪,我因與央視已有工作接觸的經驗,而被當時三家無線電視台的總經理委託,帶隊前往北京作首次進入大陸的採訪工作。而早在一九八二年西班牙世界杯足球錦標賽時,我及華視轉播小組,在馬德里的球場上就與央視人員有過同場轉播的經驗,隨後的一九八四年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女籃錦標賽,及同年的洛杉磯夏季奧運㑹,一九八八年的加拿大卡加利冬奧會,都曾有過工作上的接觸,當然私下也交上了一些朋友。


 
  在過去近三十年的工作接觸與觀察中,個人覺得中共因世界科技的進步,及其本身不得不逐漸開放的政策,其新聞及言論的嚴控及管理,也有其不得不抓大放小,嚴控中央級傳媒,而稍微放鬆地方媒體及新媒體的兩手策略。所以我們可以感覺到大陸一般民眾,對北京情勢的變幻,對中共髙層內部的鬥爭新聞或情形,較不能瞭解及掌握;但是對於地方上的貪瀆,或民間不平現象,則有較為寬鬆的報導路缐。在其國內凡是社會、財經、影劇、建設等類新聞,幾乎由城市及省方當局默許,就可放手讓地方媒體,有較大的報導空間。


 
  另外,在國際新聞上的報導體材也較寛鬆;但因其省市媒體的國際新聞素材,都是由新華社、中新社等中央級的通訊社,做統一供稿。實際上凡是經官方通訊社翻譯供稿的素材,都已經過審核及篩選,所以國際間大大小小的新聞都會有較為完整的傳播,因而大陸民眾對國際事務的瞭解程度,相對的比較深入,反而對其本國的高層動向及其真正的含意,了解地並不週詳。這個實情在其央視晨間的「東方時空」、「東方之子」及打貪、打假,為基層揭發不平的新聞中,得到印證,看起來蠻有「新聞自由」的;但一到政治新聞及其高層的動向,則馬上自動篩檢或聽候「中宣部」的統一指示。而洪秀柱訪問大陸在各有各地方的報導,可能還多一些,但等洪一行進入北京後,其新聞報導的尺度、篇幅等,就會有統一指示和標準了;所以洪秀柱在京活動及「洪習㑹」等類新聞,在中共中央的刻意「冷」處理原則下,當然就沒有很顯眼的報導了。


 
  十多年前,筆者已從華視新聞退休,造訪北京央視舊識時,就在談興正濃時,擔任新聞主管的朋友,卻不得不告罪先行離去,因其要參加定期或不定期的「中宣部」新聞會報;由此證之,其中央管制新聞的作法或原則,則是嚴格要求報導一致的命令。筆者曾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參與過採訪天安門民運的新聞,當時在五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多天的目睹下,已見到史無前例的中共媒體反中央的舉動;中共中央在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全國總工會,及數十所大學等全市的罷課、罷工、全市舉旗上街遊行之際,我們外行人一看都以為中共政權即將瓦解,但是在其中央內部嚴格的新聞管控下,北京的混亂消息無法傳播擴散到全國各地,而其他省市的擴大示威遊行的新聞也無法在北京看到,一場空前規模浩大的反政府示威運動,因而無法形成全國的民間運動,最後被軍隊及省市政府武警的各個擊破。在民主自由稍微抬頭時,就被鎮壓下去,被消彌於無形,其中央高層及傳媒主管,對新聞強力管制的成效可見一斑。


 
  在六四事件當時,中共央視的全國新聞性新聞時段,為了嚴控及安全起見,都是採用事先錄影再準時播出;所以在天安門學生絕食抗議事件期間,有少數央視主播為了表達對學生支持的態度,都以身穿黑衣上新聞節目播出,在當時全大陸同情支持學生時,央視中層主管也都視而不見,而造成了全球的注目。但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共中宣部就秋後算帳,開始追查當時那種脫序的行為,使不少優秀的年輕主播及記者,後來被強迫下崗,甚而亡命國外;迫使新聞工作者都噤若寒蟬,才使得初見大陸新聞異議人士的反抗幼苖露出時,就已迅速的被摧殘殆盡,讓大陸的言論自由及民主制度,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真是十分可惜的事。


 
  臺灣在一九四九年後,由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治理全台,最初的戒嚴時期當然對於新聞的管制與過濾,也是十分嚴格的。首先對於傳媒的設立就加以管制,形成傳媒是很難取得經營許可的,而使傳媒家數形成凍結的現象,即便是傳媒的轉讓與合併也都非常困難;好在當時傳媒環境比較單純,只有報紙,雜誌,廣播等類,最暢銷的中央日報、新生報、中華日報都是國民黨及省政府所辦,所以其報導尺度的拿捏,甚好協調,而民營報紙因銷數不及官方報紙,更因恐被吊銷執照,也都能在自我新聞控管中,與官方來往順暢而平和。電子媒體最大的中廣公司是黨營,民間最大電台正聲公司則與情報單位關係密切,所以都能遵守與黨政機關的配合,當時在形式上並無特別的新聞檢查制度,但事後的檢討則可為各傳媒所重視,以免後續再犯而自找麻煩。那段近十多年的期間唯有批文人所辦的《自由中國》雜誌,每每傳播不利黨政機關的新聞及評論,但最終逃不了被迫關門的命運。所以國民黨來台的幾十多年,並無特別指導言論報導的制度,但各媒體的自我審查制度卻設立了更謹慎的紅缐,以求自保!


 
在一九六○年中期左右,臺灣以「自由中國」之名,在國際間活動,更不宜有明顯的干預新聞報導的形式和動作;但國民黨的文工單位,每每用背景說明會的方式,希望各家媒體都能作配合報導,不致有太不協調的內容出現。一直到官方的中央等三報的逐漸式微,而民營的聯合報、徵信新聞(後改名為中國時報),由於報導較為自由活潑,最後終於成為銷數最好的兩家報紙,其背後強大的讀者實力,使其獨立自由的傳媒精神逐漸成形,黨政單位只能以低調的「背景說明會」協調各媒體的報導方向和尺度,但其影響力都只能用柔性的協調方式進行,對傳媒已無絕對的控制力度。


 
  後來臺灣的黨外人士力主臺灣應有更多的言論自由,並多次向威權的一黨獨大的臺灣政局挑戰,終於使民氣可用,加上多次的流血示威活動,為新聞報導及言論自由,衝開了枷鎖,打開了更民主更寬廣的坦途;並在蔣經國主政的晚年打破了報禁,政府允許自由辦報及增設電波媒體,使各類媒體在過去近三十多年享有了完全的傳播自由,甚而到最近的十多年臺灣媒體,形成了亂用傳播自由的現象,自由的尺度無限上綱,成為臺灣社會的一種亂象。因為媒體的報導及傳播太過於自由了,尤其在政治評論方面,沒有任何政黨可以主導媒體,所以在全球的媒體自由方面年年都名列前茅!


 
  以現有的兩岸言論及傳播自由的程度,真有天壤之別,所以雖有政黨及民眾主張兩岸和平統一,但在言論及傳播等環境,尚沒有逹到一致的自由化,兩岸民眾生活也在絕然不同的民主水平,及社會巨大的文化差異之下,恐怕兩岸自由統一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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