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運動今年已經是過了90年。五四運動抗議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上企圖強佔山東半島。山東半島是德國過去利用不平等條約從中國割讓過去，德國戰敗，照理應該把過去侵略強佔的土地歸還原主，因此山東半島理應歸還中國。但是，身為戰勝國的中國卻不能保護自己的國土。當時北洋政府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威脅利誘，作出賣國的決定。消息傳來，引起北京大學愛國學生的抗議，而開啟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喚醒了沉睡的中國人民。

五四運動的影響深遠，意義重大。中國人民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從富裕強國淪為任人宰割的貧弱國家。面對列強不斷侵略，許多有識之士紛紛起來救國救民。他們或認為中國「船不堅，砲不利」，因此才屢打敗仗；或是認為沒有實施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從而進行戊戌變法；或是認為滿清政府愚昧排外才導致列強入侵，而主張「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或主張全盤西化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所有這些診斷藥方，以及相應的改革或革命活動，儘管拋頭顱，灑熱血，多少人為之付出沉重的代價，卻始終無法凝聚大量有志之士的共識，喚起民眾的覺醒與奮起。

一直到鴉片戰爭後將近80年的五四運動，中國人民才深刻認識到，造成中國災難的最重要因素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首要工作。反帝鬥爭從此成了中國人民奮鬥的主要內容；而正是在這樣正確的理解下，再歷經千辛萬苦，中國終於站立起來。從1840年到1919年中國那種內憂外患的悲慘日子，今天基本上不再發生了。這一切的改變，五四運動是最重要的轉捩點。

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不只是中國。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都在不同的形式下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比中國人民所受壓迫更嚴重的所在多有。必須把五四運動放在世界人民受壓迫的這個視野來考察，才能理解它的深刻意義。五四運動，不只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里程碑，也是世界人民反帝鬥爭的里程碑。

今天，中國雖然基本上不再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是帝國主義的威脅則始終並未根除。就在五四運動90週年紀念日的前夕，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場「1970年代保釣運動文獻解讀國際論壇」；次日，就正好在5月4日，「中華保釣協會」計畫出海到釣魚台列島宣示主權。這些活動提醒我們，帝國主義的威脅並未根除。日本戰後經濟復興之後，又要重新走上對外擴充的道路。紀念五四運動在今日還有現實意義。

許多勞工朋友們成為這一波金融海嘯下血淋淋的犧牲品。工作上接到許多勞工朋友們的詢問，問的是他們曾經不太關心的勞基法所規範的工作條件。在經濟狀況好的時候，雇主不合規定的經營行為，勞工朋友們不是不知道就是視而不見，但是當裁員的大刀揮向他們時，才驚覺一切都太晚了，當他們知道已錯過處理勞資糾紛的黃金時間後，電話的另一頭傳來的是一陣陣無奈的歎息聲。

不過在這一連串令人傷心的故事背後，猶有令人感到欣慰的消息。經過這一波金融風暴大裁員的洗禮，發覺有愈來愈多的勞工朋友們開始注意到自身的工作權益，也更懂得如何保護自己，雖然來得慢，但總比一直不去了解的好。

下一步呢？台灣的勞工還普遍欠缺一個信念，就是「團結」。「獨善其身」或者是「山頭林立」的觀念與作法，在現今詭譎多變的環境中，實在是有失遠見且欠缺思考，不僅對自己的權益或者與雇主的對抗力量沒有實質的幫助，只徒留下讓雇主操作「勞勞相爭」的空間罷了。當然，若把「團結」的目的限縮在對抗雇主上，實又把「團結」的真義給污名化了，勞工的團結絕不是要兩敗俱傷式地搞垮公司與雇主，而應該是要協助勞工與雇主盡可能達到雙贏的境界。台灣勞工運動的未來，這一步非走不可。

企業最穩定、安全的經營方式，就是依法經營、管理。這波不景氣把企業主不合法令規定的經營方式曝了光，當被主管機關發現違法行逕時，常見雇主惱羞成怒指責台灣的法令過於保護勞工，沒有替業主著想。但是仔細思考一番，勞基法所規範的只不過就是最基本勞動條件，包括工資、工時及休假等等，何來保護過度？以工資為例，每月應達最低基本工資的法令，是保障勞工最基本的生活品質，帳面上雖會增加雇主的人事成本，實質上卻降低了勞資雙方可能發生對峙的尷尬局面，及避免因違法而遭主管機關行政處分。

細究台灣大多數的勞工其實都是殷勤樸實、認真努力的，很多時候發現他們懂得體諒雇主的辛勞以及公司對其之照顧，也因如此，在公司面臨經營困境時，普遍都能共體時艱，希望能努力共渡難關。可是這波危機來得快又急，讓雇主亂了套，從去年底開始的無薪休假，雇主有樣學樣，原本台灣著稱的樸實勞資關係全變了樣，勞工因無薪假生活陷入困境而要求被資遣，雇主因不願給付資遣費而拒絕以資遣方式辦理，甚至用其他遊走法律邊緣的方式逼迫勞工自己離職，造成勞資爭議事件層出不窮，勞資間的信賴破壞殆盡。

有解嗎？有的，依法經營，維繫勞資關係，共同等待下一個經濟黎明的來到。

在美國銀行倒閉潮惡化（今年前4個月數字抵去年整年）、經濟惡化速度「減緩」聲中，前天中、日、南韓3國財長共同決定，落實增資亞洲外匯儲備庫：中、日各出資384億美元、南韓出資192億美元，合佔總額8成，另2成仍由東協10國共同出資。國際媒體評析為：亞洲貨幣基金，甚至「亞元」已經在望。

這個並未轟動國際，但其效用發展性將可達半個倫敦G20峰會的消息，第一個當下意義，是可以安慰11、12年前東亞金融風暴的兩個方面：受重創的東協各國，與3次建議出資5百億美元成立亞洲基金都被美國否決的日本。前一個方面受到保護保證，今後將不再受西方金融殖民主義的掠奪；後一個方面不但漸掙脫美國經貿金融掌控，而且大幅度向中國靠近。南韓在這兩個方面的掩護之下，也將疏離美國的經貿金融羈縻──例如11年前的風暴中，向國際貨幣基金IMF大力貸得4百億美元，付出「準」國家主權級的財經慘重代價。

第二個重大意義，是倫敦G20峰會後，美國與西歐尚在喘息休養療傷，短期內看不出重振跡象，而大陸已因擴大內需政策的初步成效，領先全球復甦，將在金融經貿現實性的優勢基礎上，推展全球國際政治權力分配的轉移與改組。向來唯美國之命是從的日本，在最近連續幾個月出口大衰退、30年來首度入超，而寄望對大陸出口作為挽救之下，美、日、中三強縱橫關係的結構將有新的變化，尤其是在美國當下「親中疏日」的方向之下。

第三個重大意義，當然就是全球矚目的人民幣國際化前瞻大趨勢。這個必然趨勢的最終目標，是在人民幣自由兌換基礎上的國際流通強勢貨幣，與美元、歐元鼎足而三的地位；而在此之前的重要準備階段，是國際貿易的人民幣結算；再之前，就是如5月3日這次的大增資亞洲外匯儲備庫之類的動作，其他還有4月10日對東協信貸與投資基金共達250億美元、兩天後又對拉丁美洲三國共計320億美元的不同信貸與投資基金。

這次增資與4月10日單獨對東協的信貸與基金投資，合計已達634億美元，是中國對倫敦G20會議紓困案認股4百億美元的150％以上。這些數字的意義有兩方面：一是今秋歐巴馬訪華搞G2或籌備下次G20峰會，再向中國「需索」的「援例」；二是下一波中國再向東亞金融挹注時，「亞元」的身影又進一步清晰化了。

作為政府與私人企業之外，所謂非政府組織（廣稱為NGO，如台灣的社團法人團體）、或非營利組織（NPO，如台灣的各類財團法人之基金會）的第三部門，自90年代以來，成為迅速而澎湃興起的新社會現象。

第三部門的興起，反映了三方面的重要意義。

其一，這主要是在市場至上、利潤至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政府在照顧社會弱勢族群方面失能，而市場在提供相對穩定的工作機會與收入方面失靈，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社會基本需求的滿足，必須仰賴非政府、非企業的民間力量來自主提供。

其二，第三部門的興起，固然是由於政府推卸自己社會責任，但相對的，這同時也是社會上有著公民意識、社區意識或服務弱勢的有志者發展公民自主力量的契機。也就是說，這些公益團體如今將原本政府官僚體制下一般雇員的日常業務，移轉到充滿服務熱情、專業技能的社工與志工手中。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更樂見這些公益團體以遠低於政府過去自行負擔的成本來承擔社福工作，實質上取代政府來完成政府照顧弱勢的職責。

其三，然而，由於政府輔助的服務經費往往是遠低於社會服務應有的成本，所以許多公益團體還需向企業募款贊助來支撐越來越龐大的社會服務工作。對於私人企業來說，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客觀上乃是塑造企業形象最佳良機，其長遠的廣告效益，絕非是一時的捐獻金額可以估算的。

換言之，即使這企業平日是壓榨勞工、五鬼搬運的掏空，或政商勾結，它就越需要作好社會形象，而這類企業公益活動乃是製造社會正面形象的最佳手段之一。這也是近年來為何有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社會企業」之類的辭彙出現。這似乎是說：任何以追求獲利為天職的私人企業，也會同時負起社會責任。

但，何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呢？這社會責任難道不會與利潤有著本質性的衝突嗎？例如，某件商品與社會大眾公共利益息息相關，但卻與該私人企業壟斷利益有衝突時，這企業會以社會責任的緣故而犧牲自己的利潤嗎？

答案是否定的。例如，威嚇台灣的禽流感事件中，美國大藥廠居然以藥劑配方專利權阻止台灣自行研發學名藥供應病患。這種將自己私人資本利益看得比社會公益更重的例子，其實是市場經濟的一貫準則。

所以，若公益團體要發展自己的事業，以作為庇護工場來提供弱勢者就業機會，或作為提升自己團體營收資源以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就必須擺脫社會企業概念，而專心以公益為終極目的的企業經營。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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