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爆發的金融海嘯，導致世界經濟蕭條，禍害遍及世界各國，多少人因此失業、破產、家庭破裂，迄今猶未見底。金融海嘯源自美國次級房貸危機以及濫發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而這兩者又係源自美國政府在世紀初聯邦準備理事會會放寬銀根，拯救當時科技股市崩盤的危機，以及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疏於監管所致。所有這一切，都是基於美國政府未負起一個世界家庭成員應有的責任。然而，金融海嘯的嚴重後果，卻由世界各國承受。

金融海嘯事件並非孤例，美國危害世界的事例還有很多。當今威脅世界的H1N1新型流感，也是典型的美國政府危害世界的例證。H1N1新型流感雖然源自墨西哥，但是迅速在美國蔓延開來。迄今美國已經是全世界H1N1新型流感確定病例最多的國家。不僅如此，美國還可能成為輸出新型流感的最大「出口」國。僅僅在一個月前，亞洲國家罹患患型流感的病例還非常少，台灣則完全沒有病例；如今，日本已經是世界確定病例第三多的國家，台灣、中國等地都相繼出現入口型病例。這些病例都是來自美國，或是日本；但是日本也是從美國輸入的。因此，美國不僅已經成為世界確定病例最多的國家，也是傳染新型流感到世界各國的最大輸出國。

美國地廣人稀，醫學技術發達，照理應當可以有效地控制新型流感的散佈。不幸事實卻剛好相反。這說明，醫學發達的國家並不一定能有效控制傳染病蔓延。我們認為，美國沒能夠有效地控制新型流感的傳染，正是源自於過分倚賴醫學技術而輕視公共衛生的醫療體制。台灣近20餘年來努力效法美國的醫療體制，這是令人十分擔憂的。

美國自以為醫學技術高明，因此對防範新型流感並不十分在意。誠然，目前新型流感的死亡率並不高，而且美國罹患新型流感的死亡率遠低於墨西哥，這裡頭不排除比較先進的醫學技術所發揮的作用。但是，傳染病是沒有國界的，而醫學水平卻是各國不同的。當新型流感輸出到第三世界國家，這些醫學水平無法與美國相比的貧窮國家，不一定有美國那樣地廣人稀的條件，很可能造成比美國更加嚴重的後果。

因此，就如金融海嘯事件，新型流感也有可能大爆發於美國，卻嚴重地危害其他國家。美國經濟以及科技水平領先各國，卻危害全世界。世界各國必須從這裡吸取教訓。

勞資政三方對話會議，是八大勞工團體51反失業遊行當天，行政院代表談判中拋出的內容，成為「官方正面回應」。官方消息說於6月初召開，預定討論勞動派遣保障、加強產業民主、強化社會保障制度及促進就業四大議題。

實際上勞委會2004年就著手規劃對話機制，並於2006年試辦全國層次的社會對話，邀請全國性勞工團體、雇主團體、專家學者，號稱以「圓桌會議」方式就重大勞工政策及立法進行意見諮詢，藉以強化社會伙伴關係（social partnership）。實施結果與預期目標相去甚遠，參與者對這個機制的尊重低到極點。更奇怪是，既然是制度化的機制，馬政府上台後卻遲未進行，直到面臨抗爭，這個把戲就又出現了。

4月的全國能源會議，就是這種社會對話的前車之鑑，結果是政府團隊和最後的劉揆致詞根本就是官版政策延續，未得大會共識的，也照樣宣佈要幹下去。既然如此，同樣的行政團隊，在勞工議題上怎麼會重視非官方代表的意見？看看勞委會的安排，那些沒有獨立精神的各式總工會代表又要來分一杯羹，會議規則和技術執行由官方一手包辦，在這種官僚一手主導的會議裡，一旦勞方代表被拖磨在細節爭辯，又無法及時動員集體行動，對話會議又是一次讓掌權者喘息的好機會。

日前，勞委會表示6月初將舉辦推動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s）圓桌會議，期能經由勞資政三方就經濟及社會政策議題的意見諮商與參與決策，藉以強化社會伙伴關係。從台灣勞資關係體系過去的運作及當前勞動法制的侷限而觀，對這青澀又依賴政權意志的三方機制很難有太多期望，但勞委會明知吃力不討好，還能擇善固執的延續推定，值得讚佩。問題在於，這個機制對現在的社會矛盾能否建構出共識？

根據勞委會委託學者研究發現，台灣推動社會對話的主要問題包括：勞資雙方立場差異，堅持本位，欠缺合作性；勞資論述能力不足，缺乏客觀佐證；勞資團體之意見未被重視，勞委會未賦予勞資團體參與決策的實質權利，會議流於低參與層次的意見諮詢，而且協商意見與最後決策並不相同；會議準備工作不夠周密，未能提供充足的必要的資訊，而勞資雙方擁有的資訊不對稱，也影響到彼此的專業對話；對話內容以技術層次居多，較少策略性的建議；勞資雙方的代表性不足，協商意見難以代表集體意志；專家學者之意見凌駕在勞資團體之上，弱化勞資政三方對話的意涵。

清楚可見，從參予者到對話機制到承辦者的所有過程，都未能提供形成共識的條件，充其量又是一個大拜拜會議罷了。

上週末，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率領採購團訪歐，並與歐盟領導舉行高峰會，抵歐第一天即以相當嚴厲的語氣，否定了最近西方流行了幾個月的「G2論」，顯示自4月2日倫敦G20高峰會以來不到50天，西方一頭熱的這個怪論，尚未成局就已破功。

時機與技巧上，北京選擇了與歐盟「破鏡重圓」的大採購時發言，使西歐與美國都噤不能回聲。緊接著美國眾院主席（國會議長）、向來以西藏問題刁難中國的斐洛西女士，宣布在「六、四」20週年之前10天訪華，並且擺明了不談人權。看來，4月2日胡錦濤與美、俄、義三國總統合照、「一國獨大」的趨勢，尚在發展之中。

溫家寶駁斥「G2論」的另一個配合時機，是之前3天，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來訪的巴西總統魯拉舉行高峰會，正式宣布，今後貿易結算將用兩國的貨幣，「沒有必要再使用第三國的貨幣（美元）」。這個宣布在國際貿易上的重量，不但不亞於3天後溫家寶在歐盟採購一、兩百億美元，而且可能還要超過，因為這實際上就是中止美元結算──這個國際金融趨勢，南美洲已經嚐試了3年多，波斯灣石油輸出國也進行了大半年了。

正式壽命不到50天的「G2論」，其實是生產、經貿、金融全面危機與國勢下墜的美國，在4月2日倫敦峰會前後所設計的「舉債聯盟」；藉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債券而穩住美元的國際價位與美國國際地位，以及製造全球繼續信賴美國的假象──金磚四國都在這方面對美國虛與委蛇一、兩年了。溫家寶聲明的高妙之處是：中國實際上仍以繼續增購美國債券來「力挺」美元，則其否定「G2論」就是向全球、主要是發言時所在的西方表明，不被美國與西方誘致役使，保持第三世界本位立場。

中國正式拒絕「G2論」而回歸第三世界立場，還不算是美國最壞的情況。中、巴兩國開始，以及中國對東南亞試行的以人民幣結算，而中止國際貿易美元結算，長期觀察將終結美元的金融霸權。但行遠必自邇，長期須由當下眼前的短期出發，而短期之內，整個第三世界步調不一、水平不齊的生產力，仍非美元貿易的對手。

問題出在第三方面：歐盟，尤其是其內部的歐元區，中止美元貿易結算，已經有10年以上的歷史，並且已形成體系性與新型金融文明。22個月來，全球沒有人注意到：為什麼歐盟國家美元外匯存底極少？因為不需要用它結算。

（社會評論者）

上周民進黨籍的高雄市長，陳菊，登陸中國大陸，拜訪了北京與上海市長，邀約他們共襄盛舉來參與、支持即將在高雄市舉辦的世運會。

雖然陳菊宣稱，她只是以市長角色來行銷高雄市主辦的世運會，以城市對城市的地位來訪問中國大陸的兩大城市，所以她的「破冰之旅」無關乎政治，純粹是市政與國際運動事務；然而，兩岸媒體，乃至於國際媒體，都是以兩岸政治的角度來詮釋陳菊訪大陸，而且，從各方事跡可證明（例如，在此之前的嗆馬大遊行時，陳菊就開始刻意低調參加，以不觸怒中共當局），這何嘗不是目前民進黨中央，或民進黨的務實派，處心積慮刻意安排下的政治探測之旅？

總的來說，無論是實際的互動或事後的結果來看，陳菊、民進黨這次可說是最大的贏家。

一方面，這畢竟是這8年來民進黨高層政治人物的首次突破雙方多年敵意的善意互動。而且，陳菊顯然能得到中國大陸官方的支持或至少善意回應高雄世運會，有了面子，裡子就是遲早的事了。

另一方面，陳菊在實際的互動中，表現出藍陣營人物至今所不敢表現出來的台灣主體性，明白宣示台灣官方的最高政治頭銜與體制（馬總統、中央政府），這雖是短短一句，但在充滿了高度政治象徵意涵的兩岸政治界裡，其所反映的深刻意義，如一邊一國、兩岸對等，自不待言。

然而，陳菊或民進黨務實派對於兩岸僵局的突破，也最多到此地步而已。真想要解決兩岸政治僵局，就必須徹底翻轉民進黨現有的政治格局。簡單的說，民進黨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正面政治資產，就是台灣主體性，而這主體性又是與民主相聯結，即台灣民主。

從客觀現實來看，兩岸當然是一邊一國；但在法理上，卻是兩個中國。這也是中共能夠暫時容忍的底線。中共要的是兩岸統一，而中共能夠容忍的兩岸談判的起點，乃是即使目前是兩個中國，但台灣必須表達出願意追求兩岸統一。

相反的，若台灣堅持法理台獨，則不要說未來兩岸不會有任何好結果，即使現在能否保持兩岸和平都很難說，否則中共就不會大費周章訂定反分裂法。

因此，陳菊在中國大陸能夠放言高論的底線是：她畢竟稱呼以中華民國為理念的馬總統、表達她是中華民國高雄市長，而非台灣國的市長。換言之，台灣能與中共周旋談判的先決前提，乃是接受兩岸一中。但接受兩岸一中，卻絕非是投降式的統一。

兩岸能夠統一之先決條件，乃是兩岸必須都有共同一致的民主政治。唯有民主，才是兩岸能夠統一的真正保證，否則若想透過空泛的民族情感或經濟利益來強求統一，都將是另一種形式的兩岸災難。

（社會評論者）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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