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全球最大兩家汽車廠，美國的克萊斯勒與通用破產命運塵埃落定，汽車王國正式傾圮，加上仍在緩慢下滑的美國經濟與金融，使保守派欲振乏力難以反撲，總統歐巴馬明天將在埃及的開羅大學發表演講，針對全球10億穆斯林，表達美國的開誠布公，尋求和解。

歐巴馬上任以來的這個最大「改變」，是美國歷任元首中第一個前往伊斯蘭世界代表性的首都，坦誠地對全球穆斯林世界致誠表態；第一個重大意義，是正式結束過去8年甚至20年以布希家族為首、美國少數人敵視伊斯蘭世界的錯誤立場與腳步。其次是以這個重大轉變，引伸為歐巴馬政府想要傾聽全球不同的意見，進行溝通、瞭解而和平共處，並且尋求一個「後霸權時代」的美國與世界新關係。

在這個重大具有誠意的宣示改變主軸之外，側面可以引述的，應該是美國新政府幾個月來對伊朗的試探改變、對古巴與委內瑞拉的試探和解，倫敦G20高峰會上西方的放下身段，以及最近受以色列掣肘的天主教宗訪問中東伊斯蘭國家、尋求宗教和解。

在實際的國際現實環境上，22個月來的金融災難與經濟危機，使美國獨霸全球的超強國力一去不返；相對的是，以金磚三國為首的第三世界，生產力大解放與經貿金融力量興起，逐步形成多極世界。這其中，擁有石油力量、眾多人口與國家，地跨亞、非、歐的伊斯蘭世界，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一極」，卻自1979年伊朗革命成功30年來，與美國一直有多災多難的複雜關係。時至今日，美國在經貿金融衰勢中，將難再有如布希父子對伊斯蘭世界的敵視與霸權暴力手段。然而卻又如歐巴馬「收拾前政府留下的爛攤子」的再三抱怨，在伊拉克撤軍、阿富汗增兵、巴勒斯坦建國、對伊朗解凍等棘手問題上，舉步維艱、重負難釋、糾結難解。

以國際公關文明中常見的強勢領袖個人魅力而言，歐巴馬個人童年在印尼的美好記憶，以及家族中與穆斯林文化的淵源關係，加上第一家庭都是非洲裔，可說是先天條件較易取得對於伊期蘭世界、乃至第三世界的溝通。與這個光明希望相對的，則是過去16年來美國外交思想界流行的「文明衝突論」謬說，對於世界人類兩大古老優秀的文化：伊斯蘭教與儒家，進行莫須有的惡意妖魔化，而導致巴爾幹的宗教種族流血慘劇、美國二次侵伊拉克的欺世暴行、阿富汗「反恐」戰爭的泥沼夢魘，以及至今美國對於儒家文化北韓民族自尊的莫可奈何、神經緊張。

4月2日倫敦G20高峰會，在全球經貿與金融上僅有聊勝於無的勉強妥協支撐；而在國際趨勢與世人心理上，竟能大幅度弱化西方文明中心論，開啟了全球多極共事、多元價值的新潮流。

美國在金融大災難之餘，有幸選出了穆斯林家族關係背景的第三世界裔新總統，可以真誠參予這個百年來難得的新趨勢。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美國即將逐步失去獨霸世界的力量與地位，卻可能獲得較公正、和平的全球國際關係；在這個轉捩點上，歐巴馬對穆斯林世界的演講，將適時的終結美國外交思想的魔障：「文明衝突論」，為美國與西方指引新的明晰正確方向。

「六四」20年嘍！有心分子不累，但是這些人死纏活賴只叫人齒冷，且看今日徘徊於台北街頭的王丹，據說終於拿到哈佛的博士學位了，請問，20年間的生活費、學費以及飛來飛去的旅費，誰付？不是這裡的藍、綠政府付的嗎？不是法西斯政府豢養的嗎？

事實上，六四分子從一開頭就匍匐於法西斯主義，那年天安門廣場抬進美國的「自由女神」雕像時，完全自暴其愚昧、幼稚與無知，竟不知白人所謂的「自由女神」駛過多少的販奴船，在身繫奴船的黑人看來，她是不折不扣的女魔鬼，標誌著上岸當奴隸的開始，永遠是恐怖的象徵，卻在嘶喊自由、民主的六四群眾中被大大抬舉，實在是中國人之恥，該當被一切被壓迫人民所唾棄。

倘要紀念「六四」，當要紀念「六四」為何如此反動，更要悼念「六四」20年年後，原先被崇拜為聖牛的民主為何變成一隻狂牛，尤要念念不忘萬惡中國套上民主狂牛，將要為害地球多厲害？

倘若上述問題答不出，今天，倒不如效法吾爾開希的行徑──我、你都開溜！

際此台灣與大陸急趨接近的時候，真正區別兩地的，不再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也不再是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而是在政治上存在民主與專制的巨大鴻溝。可以說，台灣海峽任憑它海、陸、空都直通，唯獨兩岸政治體制的懸殊，依然海峽是天塹，形塑了一邊一國的定局。

因之，紀念「六四」有著極重大的意義，奉此，可宣示台灣不同於大陸的根本處，也是台灣得以巍存於國際社會的價值所在，應該是誓言不統、不獨、不武的馬英九政府最值得高舉的一面旗幟，有效化解親中、傾中的疑懼，並且也是民進黨在正視中國大陸的嘗試中不改其基本立場的「新分離主義」台詞，用以揮別歷來紀念「二二八」、訴諸種族主義的「舊分離主義」。

遺憾的是，朝野兩黨對六四都隨著20年歲月的流逝而流於泄沓疲乏，並未與時俱進地提升到戰略高度，當作台灣的國防。特別是馬英九，去年登基首度不表態，預料今日還是噤口，又何以杜天下悠悠之口呢？話說不統，其實是當了兒皇帝了。

「德國怎麼了？」大西洋兩岸的人經常在問，但在柏林，似乎沒有人瞭解這個問題。有關德國角色的質疑，與當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有關，也與歐盟和其轄下機構的疲弱有關。自歐洲憲法和里斯本條約公投失敗以來，歐盟好像一直靠自動駕駛飛行，由其官僚所運作。歐盟已擴張成27個會員國，加上轄下機構和行政程序未做改革，歐盟的行政程序變得沒有效率。

危機總是展現真理的時刻，因為危機會揭露所有參與者的優勢和弱勢。基於這個原因，歐洲現在需要的不是疲弱的歐盟執委會或其他歐盟機構的領導，而是主要會員國的資本。

一如過往，當嚴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迫在眉睫，外界總是會看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的反應，但德國的反應令人困惑，因為德國公開拒絕領導。沒錯，德國已遭到經濟危機重創，但該國經濟卻比兩德統一和必要的勞力市場與福利體系改革後還要更強。

令鄰國和夥伴驚愕並導致疑慮加深的是，自去年9月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德國政府幾乎僅著力於國內的危機管理，斷然拒絕歐洲一體的解決方式。此外，德國與法國的關係日益緊張，德國阻止歐盟成立共同的天然氣市場，並與蒲亭領導的俄羅斯政府進行緊密的策略合作等，導致外界對德國的疑慮愈來愈大。

德國所恐懼的，不僅是歐洲一體的解決方式將使德國付出昂貴的代價，而且曠日廢時；德國新生的歐洲懷疑主義也顯示，德國絕大多數的政治和經濟菁英態度已出現根本的改變。只要問一個問題，就可以發現這個明顯的改變：今天德國還有可能放棄德國馬克，推動歐元為共同的貨幣嗎？答案是不可能。無論是德國總理梅克爾或外長史汀梅爾，德國政壇不分黨派的回答都是不可能。

在德國紅綠聯盟這個防護罩結束後，德國已出現根本的態度改變。對德國政壇而言，歐洲不再被視為重要的投射（project），他們不再把投資歐洲作為政治資本或德國未來的重要一環。相反的，在柏林圍牆倒塌20年後，統一的德國開始瞭解它也可以單獨行動，但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

在德國幾乎所有民主政黨眼中，德國與歐洲的關係是功能上的，儘管歐洲在宣示整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上無疑地仍相當重要，卻不再是未來的投射。德國的視角因此轉到與法國與英國同一方向：歐洲漸漸被視為宣示國家利益的一個架構和先決條件，而非一個目的。這個深沉改變的原因相當明顯：兩德統一及「德國問題」（German question）因此獲得歷史性的解決；歐洲憲法公投失敗以及歐洲願景因此破滅，歐盟擴大成27個會員國，導致轄下機構的疲弱；歐盟轄下機構的效率愈來愈差。

那麼德國是否會回復到國家主義（nationalism）？德國所有政治人物都義憤填膺的否認這項指控，事實上，德國並無回復到國家主義的策略或宏圖之計，德國的歐洲政策之所以出現根本改變，就這麼單純地發生，幾乎可以說是「有機」（organic）過程的結果，但這不會讓德國的歐洲政策的緩慢改變變得更好。

如果歐盟的主要國家認為，不需要歐盟這個實體就能捍衛自己的地位，這是一種戰略的假象。德國真能承擔歐盟東擴計畫失敗的後果？德國真能承擔歐元遭逢危機，或歐洲共同市場被日益興起的保護主義和俄羅斯推進歐盟東邊所造成的危害？德國真能在中東和非洲進行獨立的國家政策，或在全球氣候變遷或建立新金融秩序等全球議題上扮演更積極角色？

這些問題的本身就是答案：只有實力更強、整合更緊密的歐盟，才能因應上述問題。但這樣的歐盟唯有在會員國和其人民願意投資極大部分的政治成就和國家利益，才會有未來。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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