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四20週年。在台灣，六四議題意外地成為總統馬英九的難題。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求見不成，而馬英九又選在6月4日前夕出訪，引發各界懷疑：過去曾經因六四事件而對中國共產黨聲色俱厲的馬英九，在擔任總統之後，是否反而放棄對民主、人權堅持？在野勢力尤其咄咄逼人，要求馬英九明確表態。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強調：政府應公開呼籲中國當局平反六四，並將民主人權納入兩岸交流清單，確保台海關係建立在民主基礎上。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更進一步提出「六四平反決議文」，試圖在國會進行表決。

馬英九正在中南美洲訪問，到目前為止，他對六四的發言，只引用前副總統呂秀蓮的說法，「不能再把中國當六四共產黨」，他指出：今日的中國大陸已異於往昔，如果還用20年前的尺度看中國大陸，可能將來出現問題的是台灣自己。這樣的論調與他擔任台北市長期間「六四不平反，兩岸統一就沒有條件」的強硬說法，顯然有巨大落差。

去年的六四週年，馬英九剛就任總統半個月，又適逢四川大震災之後的療傷止痛期間，馬總統只發表了一篇軟性的簡短感言。他在感言中盛讚中國官方救災迅速，政府首長關懷災民，國際媒體有目共睹。關於民主人權議題，他充其量只提到：「真誠關心大陸13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大道，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如今，六四20週年，兩岸關係的發展卻是在過去一年間發生巨大變化，馬英九的發言口徑想必會反映出當今的兩岸情勢。

其實，在經貿關係越來越緊密，政治氣氛越來越融洽，而兩岸領導人又有「存異求同」的共識之下，六四的確已在「和平發展」的大時代架構當中逐漸淡出為歷史上的一團迷霧。

馬英九在今年520就任週年時曾提到，未來施政要點是：活力經濟、乾淨政府、和平兩岸、和諧社會。其中，「和諧社會」正是呼應當今中國大陸整體上的主旋律。其實，若是台灣方面一定要對大陸未來的民主發展有所期待，那麼上述四大施政要點其實也不妨提供給北京當局參考。我們相信，兩岸只要朝著這些目標努力，必定可以為未來的政治民主和社會進步打下紮實的基礎。

民主政治的發展是需要時間去淬鍊的。台灣歷經日據時代的殖民統治，也經歷過228事件、韓戰危機、勘亂時期戒嚴法令等種種考驗，今日我們所共享的民主體制，正是時間所淬煉出來的結晶，也是歷史所培育出來的果實。同樣的，相信經過時間的淬煉，中國的人民，即使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也終究能夠享有符合普世標準的民主政治。

目前台灣各大學的一般水平，呈現持續低落的現象，乃是不爭的事實。

批評台灣大學教育低落者指出，造成台灣各大學水準低落的主因是當年驟然開放太多的私立大學，以致於供過於求，使得許多私立大學為了能在市場上生存，而大降入學門檻、寬鬆學業考核等等，造成程度低的學生能夠一路順風地完成大學教育。

台灣私立大學過多不僅降低了學生程度，也帶來了大學畢業生的高失業率。這些胡混4年的學生沒學到什麼專業技能，無法在勞力市場上找到一份好工作。此外，大學生一多，相對於近年來日趨縮減的勞力需求，當然就會帶來高失業率了。

他們提出的解決之道，居然是大幅縮減大學生數量、大幅關閉目前過多大學等等。然而，這些措施根本是對錯了焦點、看錯了問題。

台灣社會應提供最公平的高等教育機會，但卻不保證人人都可進入大學、通過學術知識考驗而大學畢業。

教育公共化應保障民眾的受教權，但有了這受教權利的青年是否有能力完成大學教育，卻是個人的能力問題。

所以真正的解決之道，應是在教育公共化基礎上，嚴格提升教育品質、落實教育考核制度，來讓每個有機會受教育的青年，歷經專業技能鍛鍊而畢業。

台灣高等教育的品質越來越差，去年連總分18分的學生也能找到學校入學。

如果台灣整體的大學水平如此地日趨沈淪，我們必須盡快建立基本的市場淘汰與管制機制。

一方面，這新的淘汰機制能夠有效地選擇程度較高的大學生，讓他們能夠有一定程度來接受教育，從而能在畢業後以較高的專業技能在勞力市場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這新的管制機制必須能有效地控制一定數量的大學，使每個大學都有充足的資源來提供高品質教育給有能力的學生。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會是一個良性循環。

那麼，這新的淘汰機制是什麼呢？簡單的說，不僅要大幅提升目前過於鬆散的入學考試標準，更要防範於未來，嚴格禁止成績不佳的高中生報考大學。近日教育部研擬的若總平均不及格的學生，當年就不得報考大學。這的確是有效率的方法。

其次，管制大學數量機制的基本原則，就是縮減目前私立大學一半，對大學生實施總量管制。如此一來，大學生的失業率就會縮減一半，整體失業率也會大幅提升了。而大學資源能更集中，更有條件辦好大學教育了。

如此雙管齊下，才能扭轉目前大學品質低落、大學生高失業率的趨勢。

媒體對於近日王建民傷癒復出後，在美國大聯盟無法擔任先發投手的報導，顯示台灣對於棒球的理解，比較像是資深球迷、球員粉絲，而缺少了對棒球產業史、甚至是球員作為勞工的理解。

王建民在球季開始後就被打爆，本地各種「下放小聯盟」、「冷凍」、「被賣出去」的揣測，最後是被球團「放進傷兵名單」的決定所打醒；這顯示我們對於大聯盟球員權利的不熟悉。王建民在季初表現不佳，一度被媒體歸咎為是個人造成，後來卻是由球團出面承擔復健計畫失誤；這顯示我們對於資方（也就是球團）勞方（也就是球員）權利義務的不瞭解。

到了最近半個月，媒體對於王建民狀況不錯、遲遲不能上場的「打抱不平」，卻被球團經理以「合約規定」駁斥時，我們才有如發現新大陸一般：原來，球隊經理才是運作的重心，教練只有球場上的調度權。之後，媒體又開始重彈「在大聯盟生存要自求多福」的老調。

媒體對於台灣旅外球員的報導方式，和台灣社會對於無薪假、解雇的態度幾乎完全一樣。我們沒有勞工意識，在職場上遇到資方的安排調度時，罕有從制度、契約的角度去思考，只是要求「自立自強」。

可是，在王建民的例子中，當球員準備好，卻仍然不受資方重用時，才終於讓媒體勉強擠出了「球員也要有權謀意識」。這大概是台灣媒體在面對雇傭關係時，絕少出現的勞工意識。

其實，只要稍微比較一下，近幾年我們透過曹錦輝、郭泓志、王建民所認識的美國職棒，和20年前，中華職棒大量引進傭兵年代的差異，就可以注意到大聯盟的勞工待遇確實有進步。在以前，球員從大聯盟被放進3A、小聯盟，就宛如被判死刑，現在則有「40人名單」、「25人名單」，甚至還有類似王建民、陳鏞基這類在小聯盟長期歷練後，逐步進入大聯盟的培訓制度。

這不是因為美國大聯盟特別有佛心，而是因為1990年代，職棒球員大罷工之後，資方為了回應球員工會的要求，甚至是長線佈局以便削弱球員議價權力，所逐步形成的運作方式。其中，從美國以外地區引進球員培訓的「農場制度」，以及藉由小聯盟、3A形成另一個人力庫，就此應運而生。

台灣的球員，也就是在這種狀況下，開始以外籍勞工的姿態，進入棒球的殿堂。

本地媒體、球評對於這部分選擇性的失憶，把台灣球員在美國的表現描述成「勵志向上終於受到美國大戶肯定」，結果是，我們對於職業棒球的理解，永遠無法看到其中的關鍵。

我帶領學生，來到這座學校附近的橋，鋼構的橋面上，大刺刺的鐫上縣長和鎮長的名字，這樣的題名文化告訴我們：台灣政治文化的改革其實路途還很遙遠。

孩子非常溫和，沒有想拆下縣長、鎮長落款的衝動，他們要求：至少也要刻上為這橋的建築付出過的勞工名字，我想面積應該不需用很大，橋的側面到處有空間。

老街是這個鎮的觀光資源，街頭的媽祖廟已擴充到4、5個店面大，比起我15年前乍到這裏時富麗堂皇多了，廟裏政治人物牌匾林立，有趣的是前省長的匾奇大，擺在最中間，前總統連著3塊匾被排在一起掛在前省長的匾旁邊，另一側則是前後任台北市長，其中包括今天的總統。

問孩子，對於宗教裏也在排序列位有何感想？學生說：好像贈再多的匾也逃不了官司嘛！再大的匾也贏不了選舉嘛！反而讓廟裏政治味蓋過信仰本身啦！學生沒有忘記，自己學校鐫在牆上的建校誌，至少提到廠商和建築師是誰（一說是：將來工程有問題，可以不用查文書檔案就能追查），也提到建校過程中的挑戰，學生說：如果還有一個碑刻上在當初建校工程中做滿一個月的勞工，就更好了。

學生的提醒，令身為建校時期總務主任的我感到汗顏，其實當時是有一個機緣讓自己做得更好，是我錯過了：民國85年，建校工程中的板模小包頭，那個原住民的小老闆，是如何在上下游壓縮中堅持自己的團隊（多數是原住民）絕不能在上班中喝酒；當假日去到溪畔烤肉時，是如何向人家客氣借地方又在事後加倍清理還給主人，他立志要證明：原住民加勞工，不等於喝酒和放肆，而可以是紀律和榮譽！

我不忍告訴學生究竟他最後怎麼啦，但是你一定認同，他值得一直留在我的生命裏。

為何工會？為何團結？生命當如瑰霞，似有盡而無窮，能發願寫滿江天的，是你自己。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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