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對於教師組織工會的相關法令趨向鬆綁，這不是政府的德政，是有進步意識的教師朋友長年爭取的初步成果。但是，在新修正的工會法中，對於教師工會的組織形式依然五花大綁，譬如不准教師組織同一事業單位的的企業工會，也不准罷工。這樣的工會法是對於勞動三權（團結、協商、爭議）的閹割，既限制了「團結權」的對象，剝奪「協商權」的籌碼，也解除了「爭議權」的武裝。

顯然教師的鬥爭還必須堅持下去。證諸法國工會組織的歷史經驗，勞動者的權益從來就不是當權者的賜予，而是艱苦鬥爭的果實。

今年是法國大革命220週年。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雖然成功地以普世人權取代了壓迫人民千百年的君權與神權，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後所頒布的法典中，對於勞動者權利還是層層節制。直到1906年，巴黎的郵政工人發動大罷工，許多教師出面協助，彰顯勞動者的團結。後來，一批進步教師突破法令限制，於同年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教師工會，並在勞動者大團結的號召之下，與稅務員、海關人員、郵政工人一起要求加入法國總工會。他們很清楚，工會是唯一能夠有效進行工人鬥爭和推動社會進步的組織，「工會今天是抵抗的團體，將來是生產和分配的團體，社會改造的團體」。

於今，法國教師工會當然已取得完整的勞動三權，並在歷年的重大社會運動中擔任領頭羊。雖然教師工會因為意識形態之別而產生了各種分支體系，但是，最主要的教師組織還是朝向大結盟而努力。

法國教師工會在傳統上非常重視與社會的連結，也非常珍視做為社會改造推動者的角色。譬如，個別教師工會中人數最龐大的「中學教師工會」（SNES），在其創立宗旨中，特別強調他們追求的價值有三：一是消減文化和社會的不平等；二是深摯希望朝向一個更正義、更公平、更團結、更尊重環境的社會；三是推動民主的進展，民主意謂著對於公共自由更高度的保障，也意謂更真實的「社會對話」。

「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從法國教師工會發展的歷史，我們時時可以看到連結教育與社會的努力。我們都知道，學校是從家庭到社會的橋樑，是孩子們學習團體生活以及合作互助精神的開始，因此，學生在離開學校之前，究竟如何看待社會，如何理解「社會關係」──也就是終究要如何做「人」，教師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教師工會所要爭取的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既是人權的初階，也是社會關係的基礎。因此，我們可以大膽的說：沒有教師工會的教育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教育；沒有罷工權的工會就不是完整的工會！

只用消費者運動式的行動，呼籲上游廠商拒下單，能否阻擋資方對勞工的剝削？

在蘋果電腦代工廠勝華科技抗爭後，苦勞網上即有勝華員工反對抗爭，他們擔心：若蘋果拒絕下單，勝華的訂單緊縮，在職的勞工有可能成為下波被裁員的名單。

我們當然反對資方剝削勞工，但也需面對在職勞工怕裁員、消費者僅在乎低價，這兩群人與被裁員勞工的利益，並非必然相同。

所以，今日的工運必須面對的難題，除了在職與離職勞工的矛盾，同時得讓消費者從道德認同，轉向階級認同，才能擺脫價格至上的泥沼。亦即，回到勞資矛盾的本質：「利潤」，讓群眾理解資本家的利潤與售價、勞動待遇的必然矛盾關係。具體而言，是要求勝華公司公開財務報表，讓人瞭解是否虧損？為何虧損？

此作法有兩大優點：對內，可喚起在職勞工心中的疑惑，共同質疑資方財務實況，衍生出關於虧損責任，減薪裁員必要性的討論，激發勞工對自主管理的信心，並開始實踐。對外，當消費者也肯認自身的勞工身分，即可學習上述作法，佐以「欠薪假」等以退為進的自保策略，才能讓其從同為受雇者的角度，支持工人共管的同時，享有相同價格的商品。

美商蘋果電腦（Apple）的代工廠勝華科技，苛扣台灣及大陸廠的工人，對勞工進行大規模裁員、減薪，甚至，在今年景氣稍回、訂單增加時，強迫工人連續加班卻無加班費，還被要求簽「拒領加班費同意書」。

於是在5月底，勝華科技的員工自救會與勞工團體，共同到美商蘋果電腦（Apple）駐台分公司前抗議，要求作為上游的蘋果電腦，遵守其自訂之《供應商行為準則》，要求下游代工的勝華科技：立即改善其勞動條件，停止對員工剝削，並派人與勞工代表直接對話。希望透過媒體曝光後，在消費者的壓力下，逼勝華改善。

6月，自救會再度前往「海峽兩岸平板顯示產業合作研討會」，訴諸大陸採購團拒買勝華商品。這一連串的抗爭，跨越消費者運動與工人運動的疆界。

過去台灣工運，因沒有社會輿論的支持，勞工議題不意圖顯；此次訴諸上游廠商糾正下游的行動，不僅是對消費者的再教育，讓其理解電腦低廉售價背後的血汗工廠實幕，更揭穿電腦大廠偽善的面目。

對消費者而言，除了拒買黑心貨、更要拒買來自不人道工廠生產的「血汗貨」，對蘋果的大廠來說，「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就應管制供應商的勞動人權。

在這個星期的《CSI犯罪現場》影集中，出現了我作夢都想不到會在通俗影集中出現的名字──德希達。

德希達是當代哲學與文化研究的大師級人物，以解構主義著稱於世，這樣一號人物出現在犯罪影集對白中看似突兀，但是由劇中的一位傳播學教授說出來，倒也適得其所，甚至還說出了「知識論二元論」這樣絕大多數人不知所云的哲學術語。而當心理學家榮格的名言「雪茄就只是雪茄」出現在動作影集《越獄風雲》中，也不禁讓我莞爾。

這類對白的使用，其實是冒著得罪觀眾的風險。然而美國的流行影集或是電影中，並不乏這樣的例子。儘管許多傳播學者依舊抱持著電視會使得大眾庸俗化的論點，但我卻覺得並非全然如此。以我自己最喜愛的影集之一《六呎風雲》來說，內容以一家家庭經營的葬儀社為主體，運用許多譬喻拍攝手法與深刻對白，探討生命、死亡與家庭的意義，某幾集的內容甚至沈重到令人坐立難安。

身為一個媒體產業的一份子，究竟敢不敢挑戰你的閱聽人，丟給他們一些超越理解範圍的東西，還是媚俗地載浮載沈，重複地資源回收與再製？台灣的媒體產業讓人缺乏「驚喜」之感，偶有驚喜，卻又被不斷地複製而消磨殆盡。《星光大道》一紅，造就多少選秀節目，但現在卻連本尊節目都已經失去了吸引力；《流星花園》之後，掀起多少偶像劇跟風，但是現在我卻分不出哪齣是哪齣；《台灣霹靂火》之後，多少黑道、家庭倫理大悲劇，一演幾百集，眼淚流得再多，卻讓人麻木；多少素人與通告藝人的談話節目講得天花亂墜，卻讓人覺得空洞乏味。

當然，我所舉的例子很容易讓人直覺地說是「崇洋媚外」，但如果能拋開國族的本位心態，平心而論，我們的確在美國、日本的節目中發現台灣所沒有的多元性，美國影集的主角，從罪犯、律師、各式專長的警察、數學天才、怪醫、葬儀社等等不一而足，日本動漫與趨勢劇中，取材之廣及訊息之豐也是令人稱奇，從壽司師傅、飛行員、紅酒專家到古典音樂學生等等，都成了不斷給予閱聽人驚喜的主角。

台灣大多戲劇的主角都是平凡的學生、上班族，這些人物容易讓人產生認同的投射，畢竟日常生活的難題，工作、愛情、家庭（婆媳）是大多數人所共享的經驗，然而一再重複的背景與人物設定，卻窄化了我們的視野。

大眾流行文化，沒有品味高低之分，只有能否觸動人心之別，近來的《痞子英雄》不論在題材、影像呈現上都是國內電視劇少有的佳作，期待著更多來自於本土的驚喜與挑戰。

透過去管制政策肆無忌憚擴張而最終釀災的金融業，已經是臭名召彰、人人喊打。不過除了金融業，還有兩個主犯只被當作從犯，甚至有時還對金融業落井下石。這兩個共犯，一個是經濟學家，另一個則是媒體。

在金融風暴前，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家，都是去管制政策的理論擁護者，提供意識形態理論架構，跳到第一線搖旗吶喊。媒體的角色更吃重，是傳播去管制福音的重要平台。在危機前，媒體，尤其是財經媒體，變成泡沫市場的傳令兵，今年一月美國Abrams研究中心對財經記者做了調查，100名中有62名對自己的工作產生質疑，因為回頭來看，當市場不利的許多信號開始浮現，仍然報喜不報憂，完全沒有做到監督的功能，任由情況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後，才知道怎麼了。

這不是孤立現象，而是整個媒體產業的通病，當金融泡沫不斷膨脹，熱錢從四面八方滾滾而來，維持閱聽人的興奮，不僅能推升收視率，更能進一步推升泡沫。但這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其實媒體不僅推升泡沫，本身就是泡沫的一部份。在1996年去管制的美國電信法案通過後，媒體的併購、跨業跨區整合比起金融業可以說是不遑多讓，大型媒體機構為了持續擴大版圖，投入大量金錢。在政治上，進行了大規模的聯邦傳播委員會及國會遊說工作，讓法令更鬆綁；在社會上面，則作為去管制宣傳的尖兵。這幾年，每當各種產業要讓某種新商品上市，例如金融業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我們就可以聽到一種說法排山倒海而來：政府及法令對產業的限制，就是限制人民自由、妨礙科技進步、禁止民眾近用科技帶來的好處。

這當然是一種政治修辭學，他們利用媒體的支援，將自己代表人民、代表社會進步。卻從不提這背後造成的媒體內容產出單極化、獨立編輯室受資本侵蝕，及嚴重的勞動條件下降造成的內容單極化、反智化。

現在經濟危機仍在進行式，媒體卻只把金融業拿出來痛鞭，就算交代了責任。但這種去管制的修辭技術卻仍附在每個媒體的潛意識中，比方說，前一陣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限制旺旺合併三中，中國時報又祭出同樣的手法，將自己的整併視為不可侵犯的言論自由、科技進步、數位匯流代表。

曾經擁抱經濟自由化的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去年承認：「正如戰爭太重要了，不能由將軍決定一樣，銀行業也是太重要了，不能由銀行家決定。」同樣的，媒體這個產業，先不說它是不是社會公器，就從它擁有的社會發言權力來看，並不能只因為具有所有權而為所欲為。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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