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發生深夜殺人事件，5位嫌犯從15歲到18歲，都是還處於就學年齡的青少年。事發之後，輿論猛烈抨擊家庭教養和學校教育的雙重失敗，各路評述普見對於校園和家庭權威的高度期待，似乎青春的失序必須咎責於權威的失落。

這些對權威管教的期待情有可原，卻是不切實際。因為，隨著社會的變遷，老一代人所熟悉的權威模式早已不適用於年輕的世代。隨著政治的民主化，自由自主的概念已悄悄滲入年輕人的心靈，他們越來越沒辦法忍受為了體制的運作而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權威、紀律，也不願意接受強迫性的學習和距離他們的興趣太過遙遠的課程內容。而在整體社會上，過去所謂的「三大權威」──父親、老師、老闆──也隨著個體自主性的提高而逐漸沒落。

當然，許多家長和老師遲遲無法適應生活模式改變導致權威失落的現象，而這往往才是悲劇的真正來源。他們因為堅持或貪戀舊式的權威，而與新生世代反權威的心理狀態產生摩擦，嚴重者甚至到達水火不容的地步。青少年的逃家、逃學乃至輟學，往往就是這類衝突的結果。

現代教育講究尊重自主的選擇和協商的精神，而這也許是一種「新權威」的來源。法國教育學家法布爾（Daniel Fabre）指出，青少年畢竟還是需要某些可以遵循的標準，甚至需要某些帶有權威的意象或偶像。大部分學生厭惡的是「不講理的、壓抑的、愚昧的、過度的、專制的」權威；但是，如果權威的來源被認為是「需要的、正當的、靈活的、尊重人並願意傾聽的」，那麼還是能夠得到學生的歡迎，甚至成為青少年徵詢意見的對象。

也就是說，良好的權威必須要能夠與權力關係脫鉤。過去，學校教師常自許為體制的代言人，認同於自上而下的價值和原則，認為學校是教育的聖地，必須隔絕於外在的社會。這樣的觀念當然已不再能適應於經歷民主變遷的新時代。於今，權威的建構比較是來自於協商討論、相互尊重、來自於契約與共識。這才是一種民主的權威，也才可以教育出自主自治的主體。

事實上，知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早在他的時代就將權威分成傳統的、魅力的以及合法合理的三種類型。於今，傳統型權威或許已不可取，魅力型權威也不可求，我們只能以合法合理來期待於新時代的為人師表。真正要讓學生樂意回到校園，回到知識的課堂，不是傳統管教的權威，也不是個人的天生魅力，而是具有溝通能力與理性精神的，民主的權威。

近日青少年隨機殺人、性侵害、殺害母親等駭人事件，無不反映了在我們社會的某些角落，某些青少年都帶有這種視道德如無物，毫不尊重生命、也不珍惜自己的無知與無情心態。

一個沒有基本價值、道德堅持的社會，當然是無法穩定存活的。台灣社會當然還不致於到此地步，但，面對越來越無深刻內涵的社會價值運作現實，我們又如何活出一個擁有深刻道德內涵的價值觀呢？最簡單也最直覺的答案，不外乎是提倡道德教育，甚至是期待政治人物的樹立典範，所謂風行草偃，由上而下地帶動整體社會改造。

這種看法，顯然是昧於人類歷史文明的發展事實了。道德永遠不可能是孤立的；同樣的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也是立基於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上。

如果這時代顯現出人情冷漠、虛無價值觀的橫行，正多少反映了這時代的社會經濟已到了無法正常運作的地步，即目前商品化、市場化的運作，不是日夜都在鼓勵每個人都以利潤為最高考量，常此以往，又怎能去捨己助人呢？

所以，要提升社會道德，就不能不先反思批判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從批判社會現實出發，才能帶出最人道的社會價值觀。

最近台灣社會有一連串非常駭人新聞的事件，值得我們大家深思，並尋求具體解決之道。

這些事件就是某些青年、青少年徹底虛無價值、毫無人性的隨機殺人、棄屍、性侵害等。被害者呈現兩個極端，不是平日素不相識的網友、路人，如近日殺害年僅14歲的女網友與路過的竹科上班族，不然就是殺害者自己至親的母親。

至於殺人動機，更是可怕到極點。大多是酒後恣意發洩、尋樂，而毫無利害關係或深刻的情感糾葛。不然就是將個人私利看作是世界的全部，而毫無親情憐憫殺害自己親生父母。換言之，這些社會事件反映了我們社會新生一代某些人的人生核心價值的虛無化：沒有基本是非善惡，所以凡事都可行。

一個社會若沒有基本價值觀，則這社會是沒有希望的。哪麼，我們該如何解決這問題呢？簡單的說，就是回歸倫理教育。這倫理教育就是廣義的道德教育，包括了宗教感化、教室裡老師的道德訓誨與政壇上位者的身體力行、塑立典範。

以此來看，我們媒體今後應多挖掘、深入報導公眾人物道德風範，已多鼓舞社會民心之向善。長久以往，才能重建道德社會。

台積電在上週宣布，由現任董事長回任「執行長」。本地媒體的對這件事的報導，與國外完全不同步，媒體對於一家被譽為「國際化程度極高」的企業，卻出現完全與國際水平不對等的新聞處理，讓人很困惑。

困惑在於，慘遭惡搞裁員的台積電員工抗爭時，本地媒體在幾乎沒有報導，此時，卻不約而同的暗示「換人做做看」的源頭是勞資爭議；然而，國外媒體的報導，卻幾乎都鎖定在經營績效、商業策略，反而鮮少談到勞資爭議。最貼近事件現場的本地媒體，報導深度卻不如一洋之隔的國外媒體。

本地媒體對於政治人物的微言大義，都有精細的動機、謀略解讀，不扯上一點人際恩怨、陰謀論似乎就不是「新聞分析」，然而，遇到經理人的更替，媒體立刻變成稚嫩的小白兔，完全失去分析能力。財經雜誌對於國外企業的經理人接班程序、判斷標準知之甚詳，場景一換到台灣，立刻得了失憶症。

似乎，拿著投資人、資本家的錢辦事的經理人，在本地的權力、所受到的輿論待遇，要比政治人物好得多。

然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晶圓代工龍頭的執行長更替原因，如果參考本地媒體對於GE的威爾許、IBM的葛斯納等知名經理人崛起的報導，自然可以看出端倪。特別是，如果比照台積電董事長，兩年前在某財經雜誌的牽線下，與威爾許對談時，提到未進入接班團隊的候選人，應該如何「安排」的議題，就可以理解商業檯面說詞的微言大義。

各種關於人事變動、企業策略的分析，只要從未來的經營變動，就可以進行驗證，不論是人力資源策略的變動，或是研發資源的調整，甚至是RD、HR部門的人事更迭，都可以用來驗證目前各方的說法。媒體對於現象的各種詮釋，企業為了掩人耳目刻意放慢的高階主管更替的步調，終究無法脫離事實的考驗。

至於媒體在此次的新聞事件中，普遍將勞資議題視為「企業社會責任」、經理人的道德意識，則是再一次的與國際潮流不同步。國外企業之所以重視員工，全是顧忌工運團體的實力、消費者團體向客戶施壓，並不是因為業主、經理人特別有道德修為。

主流媒體為了討好企業，其實是弄巧成拙，反而讓本地企業失去與國際接軌的機會。或許，要出現更多的抗爭案例，媒體、企業才會開始理解，「國際化」與台灣的距離有多遙遠。

東莞台商被工傷員工所痛殺，死狀甚慘，最可議的是自由時報17日竟用兇手曾在行兇時喊出「台灣人都該死」當作頭版頭條標題，對媒體不思報導凶案的結構性因素，反而企圖煽動國族情結，刺激人民的族群感，吾人給予最嚴厲譴責。

筆者教過的學生、自己的弟弟都曾在東莞工作過，當地普遍認為台商缺乏勞資共利觀念，眼中只有成本和利潤，為了利之極大，許多人寧可花錢打通關係，不願花錢投注在工作環境的改善，寧可花錢在酒色交際中，不願給予員工該有的四險一生（如台灣的勞、健保、勞退、就業保險等），員工數年要回到內陸省份而不得，台幹則每月一次飛機來回兩岸。我們無意合理化這個案子中的凶嫌，也無理由指陳本案中被害者乃是平時作惡多端罪有應得，但不能不請國人回顧國內人權是如何演進過來的。

在原住民人權方面，鄒族青年湯英伸，在民國70年代，以嘉義師專休學生的身份，北上打工，因不能忍受雇主的苛刻虐待和歧視，殺害洗衣店夫婦及2歲的女兒，事後被判死刑。但即使時值解嚴前夕，社會各界普遍視為這是個社會正義向法律公平傾斜的血案，經過各方營救，湯英伸仍然伏法，但由此所引發的原住民人權運動，迄未停止。湯英伸如果活下來，如果完成師專教育，現在他會怎樣向學生介紹東莞台商命案？

另外一個例子是1993年的鄧如雯殺夫案，鄧女因不堪丈夫常期虐待毆打並恐嚇其娘家家人生命，持鐵鎚與水果刀擊殺丈夫並使其當場死亡。案發後鄧女通知家屬自首報案，婦女團體聚焦聲援，最後判決3年6個月並於服刑一年半後假釋。然而如所周知，婦女團體藉此案推動立法，改變了「法不入家門」的觀念，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為受到家庭暴力的家庭成員，張開保護網。

台灣教育不教學生如何保護自己的勞動權益，也不教學生尊重他人的勞動權益，遇到吃虧，能忍就忍，遇到可以佔便宜，能摳就摳，台商在中國大陸是阻礙工會成立的最大釘子戶，抗拒《勞動合同法》也最激烈，這都是拜我們引以為傲的台灣教育成功所賜。只是，一定要用血才能換取進步嗎？

而這麼鮮明的結構問題，明明為我們做得不夠的勞資關係上一堂血淋淋的課，卻在優勢媒體操弄下變成「中國人」與「台灣人」的仇恨，是為了恫嚇彼岸的台商，還是為了號召島內的人民？21世紀了，自由時報還要把「反省勞資」扭曲成「鼓動仇恨」嗎？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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