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行政院長劉兆玄為公文旅行的緩慢大動肝火。據報，劉院長在今年2月交辦的重大案子，公文整整旅行了5個月。這並不是孤例。3個月前，劉院長發現台南縣有個橋樑在去年颱風吹壞後，半年多來原狀未動，甚至連工程都未發包，面對半年多來當地民眾斷橋引起的不便與可能的危險，政府表現無所作為。其他各種例子還有很多。

台灣官僚的低效率，已經影響台灣的聲譽。最近外商組織的白皮書屢次指明台灣的行政效率低落，影響外商的投資意願；世界銀行的「國際政府效能評比」中，台灣的表現也嚴重退步。台灣行政效率不彰，不僅影響台灣的民生安樂，更「揚名」國際，制約台灣的發展。難怪劉院長會大動肝火。

行政效率低落，實質上是時間、資源以及機會的流失。這是一種嚴重的內部耗損，影響台灣的競爭力。如果我們把鏡頭拉遠，台灣的競爭力過去曾經揚名國際；然而，近一、二十年來，競爭力未顯現持續成長，多半原地踏步，甚至還出現倒退現象。在種種影響競爭力的因素中，低效率所造成的耗損顯然佔重要地位。

劉院長重視改善行政效率，減少內耗，這誠然值得稱道。但是，台灣的內耗不只是公文旅行的問題，還有更多的內耗現象，值得行政院的注意，例如會議過多、行政程序繁雜、過於強調防小弊等等各節都是。這些內耗不僅影響行政效率，更會使得公務員忙於處理這些瑣事而無暇思考重大問題，回過來又會惡化行政效率。更嚴重是，這些內耗一方面還會將製造政府與民眾（特別是民間團體）的對立情緒。牛步化的公文流程、繁瑣的行政程序，無一不會導致民眾的不便與反感；另方面，將會異化公務員的工作，覺得工作無趣，沒有成就感，不受尊重，還擔心不小心犯錯被懲罰。在這種情景下，低層公務員不官僚化也難，更談不上積極任事、勇於負責了。

大至一個國家民族，小至一個團體組織，內耗永遠是阻礙成長與進步的最主要禍首。不要小看官僚主義的危害，也不要低估改革官僚主義的困難。劉院長從公文旅行緩慢注意到官僚問題的一個層面，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與嚴重，並謀求改進之道，我們給予肯定；但是他對這個問題的困難程度似乎估計不足，因此改進藥方也就威力有限，我們不敢樂觀。

台北市捷運內湖線通車，兩位前後任市長藉機宣傳功勞和企圖心。政治人物果然不管藍綠都擅長把功績留給自己，把問題留給大家。

回顧綠色大眾交通網的發展歷程，是對環境資源剝削的反省逐漸推廣成市民期待的市政共識。但正如同國際上綠色新政的推行目的，是以有限的公共投資，解決私人投資弊端和創造根本的大眾工作，因此需要不同社會主體例如勞工或社區的投入。就像綠領經濟被期待不僅提供工作，而且是好的、有尊嚴的工作；綠色運輸更應該被定義和期待成不僅是一個運輸方案，還是一個讓市民享受的好方案。

目前內湖線引發的運量設計的抱怨，以及過去貓纜工程的輕忽弊端，都提醒政府綠色運輸工程也常會是「不快樂」的工程，綠色運輸或節能減碳似乎正諷刺地淪為市政工程逃避綠色經濟原則的藉口。台北市的交通建設政策要真正走向綠色，市民參與工程資源管控是一個新標準，是否符合平衡台灣整體城鄉發展交通資源的社會公平原則，也是另一個標準。否則，捷運局喊出的一年一捷運線通車的願景，不過是市長們追求政績，或是都建單位工程便利發包的令牌！

就在台北市捷運內湖線通車、大家無法理解中運量能否承受松山機場的客運需求的同時，規劃中的捷運南北線路段設計和運量設計，也引起部分當地居民的質疑。

其實台北市的捷運的確是個正面的市政建設經驗，目前完成的初期路網也達成一定的效果，更不用說大眾運輸是國際公認符合節能減碳的必要措施，我們當然應該支持更多的綠色交通建設。但是問題是，包括學者、居民和工程單位對於綠色運輸的認知，顯然要不是有落差，要不就是定義不夠明確。

面對台北市捷運路線設計上的爭議，應該回到對環境資源使用效率、民眾接受度和環境衝擊等二高一低的永續視野理想。因此目前的提案中牽涉引起爭議的項目，包括備受質疑的大巨蛋推案、光復南北路交通衝擊程度、光復國小周遭環境品質承受度等考量，似乎都與上述標準違背。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按照一個有共識的綠色運輸標準，重新選定有能力進行綠色設計的工程顧問公司和施工單位，他們必須體認到，自己的責任是讓台北市民未來對於每一條新線路都有更充分認識，如此一來綠色運輸才能更深入人心，過去的經驗累積更沒有白白浪費。

最近3個月內，北韓連續試射了17枚飛彈，集中落點在日本海域與飛越領空。美國鴕鳥一頭栽進聯合國安理會制裁，主要因為有近8千億美元的國債在北京手中，而硬不起來；北韓也深知這一點而對中國「撒嬌」、對美國「撒野」；南韓非主流民意阿Q地把北韓核武看成統一之後的共同民族資產；中、俄對這問題勝券在握而慢條斯理；「六方」之中，只剩下日本孤單一方，而又是北韓飛彈真正威脅的對象。於是，日本民族主義發出哀兵姿態：對俄索回北方四島。

外相出身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國會提外交預算案時，強硬指出俄長期佔領日本北方四島為「非法」，參議院即通過了宣布北方四島為日本「固有領土」案。有可能是執政的自民黨，想在兩個月後的眾院大選前，先在反對黨掌握的參院，扳回一些頹勢。

參院通過此案前兩天，日本防衛省宣布將在貼近台灣的與那國島駐軍，表面理由是可笑的要「牽制」台海兩岸最近的熱絡關係，實則為扭轉小澤一郎操控反對黨的親華政策；兼顧又可對俄暗示，日本同時也「對華強硬」。

俄羅斯的反應可能更為強硬，俄外交部立即表示日本參院之舉「不恰當」也「無法接受」。俄強硬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是二戰結束時蘇聯佔領北方四島、直到今天已64年的長期現實情況；二是二戰結束前同盟國對於日本戰敗後，吐出之前侵略土地的界限解釋問題，日本的北方四島，被蘇聯稱為「南千島」──視為千島群島的延伸。

在這些表象爭執之外，其實自蘇聯末期到葉爾欽的俄羅斯，一直未斷絕對日本談判歸還這緊貼著北海道的北方四島，甚至一度已接近協議歸還其中二島、共同管理另二島，以此交換日本投資開發西伯利亞油管。但日本堅持要四島一併歸還，所以始終談不攏。關鍵其實在冷戰時期的美、蘇西太平洋海權對峙問題。

俄方願意歸還四島中較小的色丹、齒舞二島，而保留較大的擇捉、國後二島，用意還不在面積大小，而是這較大兩島之間是一條極重的戰略水道，可以直接威脅俄戰略要地庫頁島，莫斯科絕不願意它們落入美日安保體系之下。半個多世紀以來，美、俄雙方從不說破這一點，現在日本參院選在今年美國國慶前一天對俄「強硬」，這哀兵姿態同時也是對美國的暗示。

台灣社運正走到一個關鍵轉捩點，需要關心台灣進步力量發展的人全面思考與檢討。

首先需要確認的是，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趨勢將會是如何？在何種程度上，台灣經濟發展將會衝擊現有相對穩定的社會與政治結構，從而使得目前社運模式必須面臨重大的轉型？其次，台灣社運本身反映了什麼基本問題，以致於這運動本身的前景是否也難以被看好？

這兩大問題，乃是針對客觀大環境現實與趨勢，以及社運界主觀力量發展動向而提出的。短短本專欄文章，不可能針對這兩大問題提出深入分析，在此，僅能先針對社運界本身提出一個反思論點，來與有心的讀者討論。

自9年前國民黨政權易手給民進黨後，剛萌芽成形的台灣社運反抗力量頓失重心，失去了政治抗爭的具體目標。一方面，這固然是台灣社運開始自我發展，擺脫既有政治勢力牽絆，走出自己運動發展道路的契機；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現代社會有著多元議題、多元利益與領域的運作，沒有一項主導性的議題可以涵括大多數的社運力量，所以，社運抗爭從一開始就是以多元、小眾、甚至是邊緣性質的方式來開拓運動空間。

這種多元而小眾的運動性格，在近年來，隨著政府拋出所謂「社區營造」、與客觀上各地小規模的有機農業發展，更表現出一條新的運動路線。

筆者近日曾參與台灣社會論壇所舉辦，以農業再生、社區發展為主題的座談會，會中有人多年前曾組織過工運抗爭，如今「反璞歸真」，窩守在鄉下山村間，來組織社運力量的發展。他們一方面以內聚力非常強烈，但卻高度封閉性運作來組織形同公社般的社區生活；另一方面，則以小規模的社區服務與事業經營來維持這公社起碼的生活水平。

這種新的路線運作之所以能持續下去，乃是需要一種新的生活價值觀，例如，簡約樸實、拋棄消費物慾、接受大自然等。這新的生活觀，在相當程度上，會讓我們重新反省習以為常的商品化生活方式，這當然是正面的趨向。

然而，如果說，這種反抗商品化的生活方式就是要徹底的反現代化、反「貨幣化」，期望這小社群能自立自足到不與外界相來往，甚至不惜要徹底的引退到自我封閉的小社群中，這就是歷史的倒退了。

簡單的說，任何一個特殊而多元價值的團體仍身處於整體社會中，他們特殊理念與價值取向，在在需要與整體社會做理性溝通與整合。唯有大多數的他人能尊重與瞭解（即使還有所保留或不同意）這些特殊價值的社群，並願意在公義基礎上聲援這些弱勢者，否則不僅普遍性的社運力量無從發展，這些閉關自守的小社群，長遠來說，也是無以為繼的。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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