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馬英九出訪拉丁美洲一波三折，先是宏都拉斯爆發政變，被迫臨時取消宏國行程，繼而又在尼加拉瓜陷入總統奧蒂嘉失信爽約的窘境，我駐尼國大使吳進木為此遞出辭呈。台灣媒體大篇幅報導評論奧蒂嘉「放鴿子」的行徑：奧蒂嘉未能親自接機、在國宴缺席，幾乎都被視為台灣之「國恥」，奧蒂家多次解釋是奔忙於處理宏都拉斯政變事宜，台灣媒體還是無法理解，也不肯諒解，繼續大肆抨擊。最後，在輿論壓力之下，馬總統甚至還得表示「生氣」，並提早結束行程，離開尼加拉瓜。

然則，我友邦宏都拉斯發生軍事政變，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賽拉亞被罷黜、挾持、驅逐出境，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國際社會為之震動，拉美所有國家為了處理賽拉亞的安全、安置問題，為了譴責政變以及議決後續事宜，幾乎全面動員起來。情境如是緊張，台灣媒體卻是視而不見，只會拚命在接機、吃飯等問題上大做文章，斤斤計較於外交儀節的形式與面子，而我外交部官員也居然順著媒體的口徑，聞聲起舞。如此情境，如果要說是外交人員「出包」，那麼台灣媒體在拉美的表現，就只能說是「出醜」！

關於宏都拉斯的政變，聯合國已正式發表譴責，歐盟各國立即召回大使，拉美國家更是群情激憤，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等國甚至主張出兵協助賽拉亞重返主政。相對於國際社會對於宏國軍事政變的驚撼、譴責，台灣當局的態度卻是過度的冷淡、緘默。馬英九在巴拿馬與尼加拉瓜期間，賽拉亞也在場，外交部卻是採取刻意迴避的態度。當外交部長歐鴻鍊被質疑對政變訊息掌握過度遲緩時，他居然辯稱連美國都在狀況之外，台灣又能怎樣。歐鴻鍊的說法，反倒比較像是在急於證明美國的「清白」。因為，證諸過去的歷史，拉丁美洲的任何一場政變，不可能沒有美國的因素。宏都拉斯當然不會是例外。

首先，幾乎所有宏都拉斯的高級軍官都是出身於美國五角大廈所創辦的軍事學校（這些學校在拉美以「殺人校園」著稱），而宏國軍隊的操練、裝備，顧問、思想武裝幾乎都是由美國安全部門包辦。那些主導政變的將軍，若是沒有得到美國國防部或CIA的默許，根本不可能具備舉事的條件。其次，政變發生之後，美國初時並無回應，直到拉美各國群起聲援賽拉亞之後，華盛頓當局才發表一篇不痛不癢的譴責，而到目前為止，歐巴馬都還拒絕與賽拉亞會面。

美國的刻意裝傻其實不難理解。因為賽拉亞出身左翼，雖然贏得選民支持當上總統，卻始終是宏都拉斯權貴財團的眼中釘肉中刺。而這些權貴財團又是美國在拉美利益的代理人。歐鴻鍊擔任外交部長之前曾出使拉美友邦多年，對於拉美情勢理應不陌生，他個人關於政變的發言，卻是暴露出貽笑大方的無知。

綜觀我外交官員和媒體在拉美的表現，我們不得不感嘆，台灣的外交孤立，也許根本不是來自於中國的打壓或國際的現實，而是來自於我們本身對於國際事務的冷漠與無知。

兩岸關係至為複雜，它不僅有經濟關係、文化關係，更有政治關係。三者的發展方向、性質與步調並不一致，不能混同一談。

在文化層面上，兩岸當然應積極交流、互相學習與欣賞彼此的特色，體諒彼此的歷史缺憾，這對於兩岸各自成熟社會的發展都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在經濟上，兩岸資產階級早已在資本主義上層利益結構上，不斷深化的聯合起來。兩岸資本主義的內部有機分工與一體化，乃是客觀的利益趨勢。

兩岸經濟上的深入互動，基本上，不是個人主觀喜好的選擇所能左右的，而是當前客觀趨勢，所以這也不是爭議的焦點。

然而，台灣對於兩岸全盤關係的處理，卻不能依上述的文化與經濟關係為最後的根據，因為兩岸最根本的爭議在於政治主權問題。

這主權爭議，不僅僅是台灣的統獨問題，而是兩岸政治本質上的差異問題。即，兩岸目前，或可預見的未來會擁有一致的民主生活嗎？如果這差異不能合理的處理，即使兩岸文化與經濟的深化互動，都無從取代這客觀而本質性的兩岸差異。

以此來看，要務實的解決兩岸爭議，就必須明確提出兩岸民主問題。

在當前全球化經濟趨勢與金融風暴後，毫無疑問的，中國大陸乃是全球，尤其是東亞地區的經濟重鎮。不僅東亞各國發展，深深地受制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動向，而且美歐等先進國的資本主義是否能及時復甦，也要看中國大陸的經濟走勢是否能得以平穩運作。

因此，在商言商，若以台灣本身的經濟利益來衡量，我們不僅不應漠視中國大陸的社經現實，必須積極開放兩岸經貿交流，大幅開放兩岸金流、物流乃是於人力流動的限制，還應全盤調整相應的一整套兩岸未來逐漸融合的規劃政策。

也就是說，兩岸經濟一體化是完全符合兩岸，尤其是台灣的利益。須知， 台灣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體，去年順差148億美元，而對大陸順差則達355億美元。換句話說，若無對大陸順差，台灣不僅立即出現赤字，而且根本難以繼續發展。

唯有台灣民眾與政府確認與認同這大趨勢，從而相應地順勢而為來開拓兩岸雙贏的現實，否則不僅兩岸政治僵局無從解套，而且勢必危害台灣根本性質的經濟利益。

台灣的前途在於經濟，而台灣經濟的遠景在於兩岸關係的積極改善。

麥可傑克森過世後，流行樂界的懷念幾乎到了氾濫的地步，一般人大概會覺得，歌手、業界人士的情感流露近乎矯情，似乎只想把天王之死的剩餘價值發揮到極限。從媒體鉅細靡遺的報導傑克森的私事，卻對於他有伊斯蘭信仰進行冷處理來看，媒體確實有這樣的企圖。

不過，從音樂界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哀悼並非全然虛偽。簡單的說，傑克森的過世，象徵的是「明星」將成為唱片業者的工具，未來的歌手，將是衣著光鮮亮麗的勞工。

大部分媒體報導都將焦點放在傑克森在舞蹈的創造力，以及他的唱功，他們沒有說破的是，由於音樂工業無法解決MP3、歌曲下載對於營收的衝擊，只好將經營的重點放在現場演唱：唱片賣不出去、網路上的MP3沒人買，至少還有演唱會門票可以收。於是，所謂的唱片工業，不再是歌手到錄音間錄一次，然後長賣數年的操作方式。歌手必須不斷的舉辦演唱會，才能為唱片業者創造利潤。

於是，歌手開始像勞工一樣，進入唱片公司花大錢搭建的舞台效果，一次又一次的「上工」，然後隨著唱片公司的指令練這個舞蹈、改唱那種樂風。那種在家裡錄個試唱帶，然後歌聲被樂評人、消費者驚為天人、就此大賣的時代已經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錄音（修改）軟體、舞台包裝、整體行銷等其他的因素，削弱了歌藝、舞藝的重要性。

在這個趨勢下，有資源的唱片業者就像大資本家，他們最重視歌手具備「明星氣質」，因為這是行銷技術面還難以操作的部分；此外，就是要歌手具備能順從公司指示的人格特質。至於沒有資源全盤主導行銷、表演形式的業者，最需要的則是十八般武藝都會一點，能降低營運負擔的歌手，近年來興起的《星光大道》之類的選秀節目形式，其實就反映了業界的需求。

在1990年代以前的歌者，就像是科技業界最津津樂道的「車庫創業」、「黑手變頭家」，他們的專業就是歌藝、自主性、自信心。經歷1990年代的唱片業不景氣之後，「藝術家個性的歌手」成為貶意字，因為業界要的是容易操控、容易塑造、配合度高的白紙：不會跳舞可以學、唱得不好有軟體可以修、缺乏明星氣質還可以靠舞台效果來補足，一切都缺也可以用緋聞八卦來吸引注意。

從這個圖像來看，傑克森在舞蹈、音樂上的突破，代表的是歌手抗拒自身淪為唱片工業「棋子」的一個典範。眾歌手、從業人員對於傑克森的悼念，其實是在懷念一個已經遠去的年代，是兔死狐悲的表現。

一場荒腔走板的升格大戲終於暫時落幕，如預期升格的台北縣、台中縣市、高雄縣市滿是感激，最後關頭闖關成功的台南縣市更是喜出望外，唯獨夾雜在北中南各大都會之間未能升格的諸小縣市，不免要發出行將淪為次等國民的感嘆，誠如本專欄上週所指出的，這真是一場「失格的升格」。

面對輿論不留情面的抨擊，自我感覺良好的馬政府顯然不以為意，7月3日，內政部長廖了以投書《聯合報》，標題為「北中南生活圈，平衡城鄉差距」，指出：未來台灣將形成北中南三個生活圈，以及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花東、澎金馬等七個區域，並強調此次改制「著眼區域均衡發展」、「不容出現二等公民」，且「改制配套陸續展開」云云。

馬政府的行政區劃假設，存在著兩個根本問題。首先，為何有的生活圈可以升格為直轄市，有的卻不行？其次，所謂生活圈的區劃，究竟有何理論與實務依據？第一個問題隨著桃園縣即將升為「準直轄市」，勢必益加凸顯以人口數為升格依據的荒謬，屆時一個台灣，恐怕將成為兩個世界。第二個問題同樣值得探討，亦即，這7個區域或生活圈之劃分究竟是打哪來的？

相較於西部走廊的「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花東」或者「澎金馬」，無論被稱為「區域」或「生活圈」，很顯然都是硬湊合在一起的結果，完全脫離現實基礎。

以客觀之地理環境而論，花蓮一縣之幅員，即相當於北起苗栗、南至台南、高雄的距離，南北距離接近140公里的花蓮，北中南就有花蓮市、光復、玉里3個次生活圈，將花東兩地視為同一個區域，是否恰當？實不言可喻。再以澎、金、馬3個島縣為例，三地除了長住人口同樣不多外，彼此往來甚不頻繁，澎湖與高雄、台南之互動，其實遠超過澎湖與金、馬的關係；再說金馬這兩個往昔台灣的前線、斥候，兩地一南一北、遙遙相望，彼此往來甚且必須經過台灣，無論金門、廈門兩門之關係，或馬祖、閩北之關係，密切之程度也都千百倍於金馬兩島的關係，請問：金、馬、澎除了都是離島外，到底是哪門子的生活圈？

馬政府將花東、金馬澎視為兩個區域或生活圈，就像昔日漢人政權將所有台灣原住民族通稱為「山胞」，或者稱花東為「後山」、稱金馬為「前線」一樣，凸顯的其實是台北觀點的國土規劃，以這種思維要達成「提升國家競爭力」及「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的目標，馬政府有得忙了。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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