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但反抗可能是化整為零、偶發、隨機的行動，而非集體和企圖全面改變的運動；事實上，壓迫越深重的時代，反而都不是運動最高昂的浪潮，反抗者的條件──組織化的程度、意識的覺醒，以及有無經濟基礎等──決定了運動的成功與否。因此，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0年的網路泡沫經濟，到2003年的SARS衝擊危機，和2007年的次級房貸危機，並且延續至今已擴大為資本主義的全面經濟危機，儘管風險的分配皆「貧富不均」，受薪勞動者痛不欲生且每況愈下，可是反抗的運動始終薄弱。

已經擁有的，還要給他更多；被剝奪者，卻要奪去他僅有的。此乃台灣稅制不公的最佳寫照。台灣所得稅收有高達75％來自受薪階級的薪資所得，另一方面，2005年財政部公佈全國排名前40名的巨富中，卻有8個人不用繳稅，17個人只繳1％的稅。而去年申報所得稅的資料中，也有11個年收入淨額超過3百萬元的金字塔頂端家庭，連一塊錢的稅都不用繳。至於最賺錢的企業，要不是不用繳稅，就是還可以退稅。

更甚者，如今能成為穩定的受薪階級，已是萬幸。根據勞委會統計，非典型就業族的薪資，平均只為全職者的47.6％，目前包含臨時工與派遣員工在內的「非典型就業族」，佔台灣全部受僱人口的6.24％，約65萬人。然而，還有將與員工之間的僱傭關係改為承攬關係的各式各樣外包，或者計件工尚未列入，典型（傳統）的勞動體制徹底瓦解、僱傭關係不復存在；若再加上無薪假和失業、未就業人口，這個時代的氣氛就是對未來無從規劃，對明天沒有希望。缺乏基本生活的經濟基礎，這一代人不得不「務實」，也不得不平庸；連明天是否能有維持生計的收入都不確定，如何想像更好的世界？

人之異於禽獸，在於對自己所做所為能事先想像、判斷；當一切都不穩定、不確定，這樣的能力就只好被限縮了。但也只有從恢復這樣的能力開始，理解現實並想像未來，以集體行動進行全面的改造，才能突破困境。平庸的一代，更需要不甘平庸的心。

被視為美國越戰總策劃者的美國前國防部長麥納瑪拉，日前（6日）以93歲高齡去世。

這位過去被視為頭號戰爭販子的人物，在晚年寫回憶錄、錄製紀錄片，表露出對當年戰爭的一些「反思」，諸如：當初過分相信武力、科技而不瞭解他國的文化、民族精神，戰爭沒有與人民討論，美國高估了越南的威脅，行政部門缺乏有效處理複雜政治軍事問題的能力等等。加上其人在書中、片中所流露出的活潑誠懇的個人氣質，以及後來他對伊拉克戰爭的反對態度，令許多人對其戰爭販子的印象緩和為一個犯錯但願意真誠反思的普通人。

如何看待這種反思？實際檢視麥氏所提的諸條教訓，與其說他否定當初戰爭的正當性，不如說他是在擬定一些更精準省力、更聰明地維持美國霸權的指南。

麥氏在紀錄片、在一些場合所流露出的個人氣質，更是最迷惑人心的。如今，所有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不都喜歡適時表露其內心活動，展示一些與常人無異的小細節，好讓人們以為他真的也只是個具有普通良知的凡人，忘記他所處的客觀的、以物質暴力為基礎的權力位置嗎？

技術官僚一詞指涉具有專業技術背景的官員，這些官員能夠超然於政治意識形態之外，忠實地為政治領袖的政策訂出最合理、有效的執行方案。儘管這些人絕非不問政治，但他們的專業知識往往高於政治，成為國家利益最持續一貫的代表。

日前（6日）逝世的前美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便是典型。他在二次大戰時期從學界進入軍方，為美軍的諸多轟炸行動進行設計評估，促使美軍的組織規劃更加現代化與專業化，在擔任國防部長進行越戰期間，這種能力進一步發揚光大。越戰後他轉任世界銀行行長，更一手擴大了世界銀行的援助方案，將以美式生活為典型的現代化模式推廣到發展中國家。

然而，麥氏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拍攝的紀錄片卻表明，這一套現代化的技術官僚思維早在越戰期間便遭到嚴重挫折，因為這種思維無法掌握越南的文化、民族主義等精神力量，且對於重大戰略形勢的誤判也沒有糾正能力。其在世銀任內推動的發展援助，同樣因為忽略了當地複雜的社會脈絡而收效甚微。

80年代以後，此種專業技術官僚思維漸趨沒落，麥氏之死則為其劃下了句點。

李敖曾引述一句拿破崙的話：「半夜三點的勇氣是最大的勇氣。」李敖解釋說，半夜三點萬籟俱寂，四周烏漆抹黑的，人在這一刻最膽小，此時仍有勇氣才是真勇氣。但我自己的苦惱卻相反，我一天23小時都很自私膽小，瞻前顧後，沒什麼勇氣，唯有夜半一刻無私無我，彷彿良心此時才突然跑出來。我的許多悲劇都發生在此時。

「你是戀人嗎？」「你是個哲學家嗎？」如果有人這麼問我，那我得先問他指的是幾點鐘的我？每到了半夜三點，我就會變成一個哲學家，變成一個戀人，不惜為愛為真理飲下毒酒。午夜夢迴是良心最清醒的時刻。夢使肉體沉睡，卻使靈魂清醒。在這一刻，彷彿萬物一體，胸中無懼。當雞蛋成為一個整體，蛋黃將不再懼怕蛋白，蛋殼也不再自慚形穢。

半夜三點，四周一片靜，無邊暗夜中，人心也最柔軟。你平常也許會恨你的敵人，但你很難恨一個沉睡中的敵人。沉睡是暫時的死亡，而死亡卻讓萬物團圓。當生命沉沉睡去，彷彿醜陋都可以變得美麗；彷彿所有罪行都應該被赦免。沉睡的容顏是不分彼此的；沉睡的猛獸，不會少於一個嬰兒的溫柔。當萬物沉睡的一刻，你將無所懼，因為你將無敵人。

剛上高中那年暑假，看到報上說血荒嚴重，病人開刀面臨無血可用的困境。我心想，何不寫封信叫大家捐血？為了表示誠意，我不影印，而是一封一封用手寫，寫了3、5百封，逐日一一寄發給友人同學或各校班級的班代。不管識或不識統統寄，這裏頭總會有3、5人因此捐血吧？

我真的這麼做了，寫了好幾百封，很累人，常寫到半夜。我在信尾說：「親愛的長輩平輩們，你應該不需要那麼多血，捐出一些吧！」奇怪的是，黑夜無懼，可當寫完信一覺醒來，大白天裏反倒膽怯了，該寄不寄很猶豫。每次走到郵局前，就像小偷一樣來回徘徊，真的要寄嗎？真的要做這樣的怪事嗎？怕惹來訕笑，人們會說這是個怪人，怪人做怪事，是不是精神有問題？越想越可怕，總想放棄。可當一入夜，良心又發現了。我告訴自己說：「何必這麼沒出息？別人誤解你，你就怕啦？對的事就做，不用管別人的誤解。」

如此善惡起伏天人交戰，我於是發現，半夜三點是善的一刻。當肉體沉睡，靈魂反倒甦醒，可能是天堂和地面有所時差吧！當我們沉睡時，老天爺彷彿才開始幹活。或許你能代言各種產品，但你不可能代言真理；你只能在某些時刻屬於它，比方說半夜三點。

6月敦化北路民權民生段自行車專用道開通以來，各界對於這條強調「生活通勤、單車路權、綠色交通」的設施褒貶不一。這條利用原有的道路側溝空間及取消停車空間畫出2公尺的自行車道，為確保自行車路權不至於被闖入，在不分享路權的路段以路緣石實體分隔。

最直接質疑來自於沿途停車需求的汽機車。臨停佔據一個車道，乘客必須跨越單車道上下車；在設有機車灣的停車區，機車會橫越自行車道進出。簡單來說，就是路權會共用的地方，爭議最大。目前台北市政府也做出一些讓步，在設計上打掉路緣石、紅線改黃線容許臨停等方式進行調整。

但是這裡面原本就有一些長久以來的迷思。首先是路權各方都不願讓自己的速度慢下來，只求自己方便不願分享路權。再來，台灣過去欲推動計程車招呼站、買汽車須先有停車位等綠色交通管理措施，一直受到同一群使用者的挑戰而失敗，此次自行車道肩負改變民眾通勤習慣的重任，受到這類「怒吼」不足為奇。有人歸咎於用路文化、教育尚未成熟，然而，如果不從交通管理與城市規劃上壓抑汽機車使用，那麼無論是荷蘭、日本的尊重行人與單車文化，都無緣出現。

這件事在單車使用者來說，也同樣有所質疑。技術好的單車族認為根本不需要單車道，沒有單車道照樣上路；另一方面，有些單車客乾脆騎上人行道，把自己當作行人，自行車變成無往不利的交通工具，這類人也不主張單車道,。還有些人只有在假日開車載著單車去河濱自行車道或大自然裡休閒享受，如果路上汽機車還是這麼多，實在不放心直接騎單車出門，這也意味著如果城市的單車道做成一個方便安全的系統時，他們就會改變習慣。

單車族無論在人數以及在道路空間分配上都屬弱勢，但是在單車族內部又因上述三大類型而無法凝聚共識，團結起來向汽機車爭取路權，以致於現在雖然上路的單車已經超過「臨界量」，卻沒有實質改變這個世界。如果繼續如此，只怕政府又會因受到阻力而放棄推動友善環境的交通政策。

自行車道可以用畫線、實體分隔等各種方式來做，但最終目的應是再縮減汽車道，讓自行車道跟人行道在同一邊，公車區比照公車專用道的模式，設在路中間，讓行人在斑馬線過馬路。確立自行車道是弱勢能騎的通用設計，可以鼓勵轉換交通工具的行為，當走路、騎單車很安全的時候，或許敦化國小的孩子可以像我們小時候那樣，呼吸乾淨的空氣與綠樹成蔭的陰涼，享受自己走路通學的幸福時光，伸展探索美麗世界的觸角。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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