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兩岸交流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第五次會議最近在中國長沙舉行。與過去四次會議以及各種交流比較，這次會議特別重視教育與文化的交流。我們認為這是朝向深化的第一步，是比較可喜的方向；雖然，這只是第一步。

兩岸的交流，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儘管還有一些政客為了選票的利益，還在製造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企圖阻擾交流，但是這種聲音已經越來越微弱，越來越得不到社會的共鳴。兩岸有密切而複雜的關係；如果雙方存在誤解，對兩岸都是不利的。減少誤解、增加交流，是根本而且有效的方式。在今日世界交流緊密的時代，把門關起來，只有使自己被世界孤立。事實上，台灣過去多年來對兩岸交流採取被動、鎖國的態度，已經造成今日台灣在兩岸談判上優勢流失的局面，至於經濟利益與機會的喪失，更不在話下。

既然兩岸的交流是無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我們就要探討怎樣的交流對雙方──尤其是對台灣──有利。回顧過去30年來台灣開始發展民間交流的內容，我們發現過去兩岸的交流缺乏方向，缺乏主動定位，因此還不能發揮比較有利的作用。兩岸過去的交流，比較集中在探親、經貿、觀光、學術以及政治等層面。這些交流的發生，都是各自有各自的需求，基本上是這些分眾利益在驅使。分眾的利益當然不能取代社會整體的利益。例如，老兵回鄉是為了思鄉、經貿是商人的經濟利益、學術是學者為了學術研究等等。這些都有其分眾利益的要求，有其政當性與必要性。但是，還有許多分眾很少有機會交流。因此這樣的交流是片面的，其所組合起來對中國的了解，也是會片面不全的。

另方面，目前的交流既然出於分眾的特殊要求，因此，這些常前往中國大陸的人，對中國的認識也往往是片面的；但是，他們的意見卻常常被視為具有權威，只因為他們常常去。因此，兩岸交流30多年，但是雙方之間還是常有誤解。

解決之道，在交流對象方面，不能只侷限於上述那幾類人，而應擴散到更廣泛的民眾，特別是中下階層民眾。唯有更普遍的民眾都有機會交流，對兩岸的認知才不會被少數比較有機會交流者所壟斷。另方面，在交流內容上，更不能只集中在經貿、觀光或象牙塔知識等方面，而應深化到文化、思想以及歷史等方面。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長沙會議重視文化教育的交流，這是一個可喜的方向，雖然，我們認為這只是跨出第一步而已。更全面，更深化的交流還有待努力。

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媒體版面最熱門討論的議題之一，就是失業率攀升的問題。各國政府無不戮力尋找降低失業率的良方，但面對還看不到景氣春燕來臨的艱難時刻，所推出的政策常要不就是急就章而缺乏審慎思考，或只是杯水車薪，無法緩解失業率持續惡化的趨勢。

而媒體又不斷強化閱聽大眾一個觀念：「找工作優先、救失業優先」，本質上是沒有錯的，然而這樣的強調卻把「勞動權益」的重要性無意間給邊緣化了。政府主辦一場接著一場的就業博覽會，人聲鼎沸，現場總是座無虛席，人來人往所關切的是工作到底在哪裡，焦點永遠在幾家廠商參與、提供多少職缺等數字上打轉。當然，從應徵者的角度來看，工作在哪都不知道了，哪還能顧及就業後的勞動權益，先求有再求好的觀念，也讓政府在面對民眾找工作深切的企盼下，對於提升勞工自身勞動權益保障的宣導，似乎馬上矮了一截。

究竟有無勞工因為工作難找，而忍氣吞聲待在處處違反勞動法令經營的公司，願意犧牲自己的勞動權益，換來差勁的勞動條件及微薄的薪水以糊口？我想答案是很明確的。政府、雇主與勞工在此事上都有各自該負擔的責任，希望把這問題點出來，政府能夠思考一下因應對策。

值此經濟困頓之時，實在聽太多哪家企業裁員多少的新聞，而勞工業務主管機關對於每天應接不暇的詢問電話，應該更是習以為常了。面臨業務緊縮、訂單不明的情況，企業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要從哪裡「減」，就是一門學問了。

值此經濟困頓之時，實在聽太多有關哪家企業又裁員了多少勞工的新聞，而勞工業務主管機關對於每天應接不暇的詢問電話，應該更是習以為常了。面臨業務緊縮、訂單不明的情況，企業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要從哪裡「減」，就是一門學問了。

當然，直接涉及產品生產的勞動力，因訂單減少之故，勢必要有所調整，縮減方式包括採用已被政府在符合某些條件下（不低於法定每月基本工資及勞資雙方協商同意）所認可實行的「無薪休假」措施，或者是申請僱用政府所推出短期促進就業人員（日薪800元，一個月工作22天）。一方面降低企業用人成本，增加企業用人意願，另一方面又可降低失業率，然此絕非長遠之計。

在促進就業率的同時，有一個問題是需要雇主一同思考並努力的：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善用」而非「剝削」勞工。在此時刻，雖然雇主經營上難過，但負擔生活重擔的勞工更是難過。雇主在面對困境時，吃定勞工如果要再找工作也有相當難度的情況下，最經常對旗下的勞工說的，就是要勞工一同與企業共體時艱，要不就是減薪，要不就是降低勞動條件。但是同樣地，在危機過去之後，雇主是否也該把之前少給勞工的部份，適時適當地還給辛苦的勞工？

上週在義大利地震城市拉奎拉舉行的工業八國G8年度高峰會，在3個月前倫敦G20峰會與上個（6）月中旬俄境金磚四國會議之後，本來已是尸居餘氣，空扯架勢，沒有繼續存在的價值。但今年應邀為會外貴賓的G5龍頭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因新疆事件提前返國，原先各方預期的另類浩大聲勢並未出現；而使G8「富國俱樂部」又多茍延了一年，並且遮掩了其正在繼續泡沫化的金融問題。

會前中國表態美元地位尚不可取代，與大半個月前金磚四國會議地主國俄羅斯同調，其實都是實際做法極力削弱美元霸權，而口頭溫和保持不攤牌絕裂。向來喜歡在敏感問題上放炮攪局的法國總統沙柯吉，忍不住在峰會上放言：美元獨尊時代已經過去，國際流通貨幣多元化是大勢所趨。其他7國無言回應可否，而仍維持了今年的資本主義大拜拜熱鬧與無聊。

沙柯吉這一回放炮，貨真價實而且其來有自，源頭就在法國本身。美元霸權與其虛值不斷轉嫁國際，以及最近兩年來的美國金融危機拖累全球經濟衰退，主要是1971年美元黃金脫鉤、不再接受1944年布列頓森林會議所規定的全球只准美元兌換黃金。因為全球金融體系已無法重返黃金本位制，仍以美元為唯一流通貨幣，於是美元虛值及其金融危機，自然就轉嫁給全世界。而美元對黃金脫鉤，是當年法國的兩次重大金融動作所「逼」出來的。

1944年布列頓金融會議之後6年爆發韓戰，使美國消耗巨大軍費，韓戰結束後10年，1963年美國又介入越戰10年，軍費消耗更大於韓戰，這兩戰的巨耗，使美元實值遠低於布列頓森林會議所規定的1英兩黃金兌35美元。於是，在美國幾次向西德舉鉅債之後，1960年代後期，法國不甘被虛值美元暗蝕，兩度以多年經貿盈餘所積蓄的數百億美元，向美國政府兌換黃金，造成美國國庫黃金儲量的危機。最後，尼克森在越戰最危險的1971年，宣布停止接受美元兌換黃金。

40年前法國這段「榮耀」，今天回顧起來，除了可使世人「憤慨」美國耍賴式金融霸權之外，也提醒了一個十分微妙的未來可能趨勢：目前北京在各方面挑戰美元的同時，正在迅速增加黃金儲備──黃金本位制未來有可能恢復嗎？

工作效益，乃是任何性質的團隊要面對、要掌握的基本課題。

一個營利事業單位要講究工作效益，自不待言；否則，若這營利團體效率奇差、成本與效益不成比例，就根本運作不下去。相對的，難道一個非營利之公益團體就可忽視，或不那麼重視工作效益問題嗎？

答案不僅是否定的，而且在程度上，公益團體恐怕更要善於利用原本就非常困窘的資源，更要創造性地發揮工作效益到極致，否則又怎能以槓桿原理方式的操作，以小搏大、以寡擊眾地來在逆勢中壯大發展呢？

然而，要講求工作效率，要謀求自己團隊的組織分工與流程管理等等能精確到位，這就不僅是純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更是基本心態上的重大調整與價值觀上的自我重新認知。

例如，要講究團隊的工作效率，公益團體就必須學習企業管理科學那一套的組織管理、工作管理等，但要能接受與體會管理科學一套細膩的操作工具，首先就必須在心態與自我認知上，瞭解公益團體的客觀角色與目前發展過程中的策略條件。也就是說，社運參與者必須深切地瞭解目標與手段之間、終極價值與策略之間的有機辯證關係。

誰都知道，要達成目標就必須透過適合的手段，但什麼是適合的手段？才不會反客為主地吞噬了既有的目標價值，但又可成功地達成目標？這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分寸拿捏，才是社運團體發展成功與否的真正關鍵！

一方面，社運團體與一般接受企業管理的營利事業體有本質上不同，不可能樣樣以嚴格的效益、甚至是財務效益來管理內部資源。若是以狹隘的效益指標為最高管理工具，則不言可喻， 這種手段遲早會毀棄掉原本以反市場體制價值的公益目標了。

另一方面，大部分社運人士對於組織管理的操作科學，不是全然無知就是極端排斥。這背後的心態往往是：大家是因為理想而結合，所以豈能以管理方式來操控同志呢？

此外，大多數的社運朋友是非常強調自我價值的，對於將主體行動者以科學的客觀分析而掌控的管理取向，當然是非常反感。

這其實也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了，即主客體、自由與必然、主體解放與客觀分析等二元衝突與辯證的棘手問題。

我們不妨以最淺近的生活例子來思考這問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需不需要自我時間管理？答案若是肯定的，那就意味著一個深刻的主客體結合意義了。即，如果我們要追求更多的自我自由，那適當的管理客觀時間資源等，就恰恰是達到這終極目標的必要的手段了。

以此來看，社運團體需要嚴謹的自我管理工具，而未來的關鍵在於：如何運用這必要手段，而不致於毀棄社運理念，恰恰是更有效地達到這目標。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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