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的中國內部，容易發生民族問題的新疆與西藏，冷靜客觀平心靜氣而論，前者比後者值得同情，在於複雜的歷史後遺症。

整個滿清王朝將近3百年，西藏喇嘛一直是王室極禮遇的國賓高僧，北京至今還留下當年為他們而建的富麗堂皇宮廟寺塔；而滿清對於新疆伊斯蘭民族，基本上是近乎高壓的歧視。敗家子乾隆皇帝對香妃的劫婚多年來被刻意美化為傳奇、收入「十全武功」之中；最後在帝國主義侵壓下的滿清垂危之際，又有左宗棠平新疆回亂，地緣戰略上是為救整個中國，而受創的仍是當地少數民族。

中共早年革命長征時代，繞行大西南，極為珍貴地獲得富豐的少數民族經驗，而在1949年之後仿效蘇聯的民族政策，有青出於藍的成效。卻因為滿清王朝愧負伊斯蘭民族的歷史，而有「矯枉過正」的寬容民族政策，竟然被國際陰謀所乘，「疆獨」組織多達10幾種。

同樣打著宗教旗號，疆獨不同於藏獨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中國與蒙古之外並沒有喇嘛教，使藏獨直接受英、美強大帝國主義撥弄；而新疆維吾爾族依恃遠親土耳其與中亞穆斯林，在國際上都是受歐美欺壓的弱者。

二是1950年代中共進入西藏，使極不人道的千年封閉奴隸社會崩潰；但在此之前中國也從未直接統治過西藏，而使歐盟為主的西方，公然聲援藏獨。新疆自漢、唐到滿清的直接武力統治，之後在1949年之前國民黨政府不但直接統治，而且有盛世才等人的重兵駐紮，只因為幅員廣大、地理環境與民族都很複雜，國際陰謀曾曇花一現在時代縫隙裡搞過「東突厥斯坦」傀儡政權，而遺禍至今，但始終在幕後作小動作，不敢公開懷疑中國的領土歸屬統轄。

這第二個方面，對映在中國內部，是經濟政策相對性的「不平等」：北京對於西藏經濟20多年輸血政策，使藏族從極度貧困落後，晉入到今天欣欣向榮仰望小康的生活；而在多民族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主導的經濟政策之下，並未對於維吾爾族單獨特別優惠，而在順其自然的經濟發展中，就落於當地漢人之後了。

而這次新疆事件的起因，是遠在廣東地區的維族工人區鬧事。既然可以跨半個中國，團體應募到南方沿海城市打工，一方面固然可看出原來在新疆的生活較差，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漢維民族之間本來可相安相處。

如果以經濟生活差距為民族問題的理由，則全中國漢族內部貧富懸殊、城鄉差距，還要超過新疆地區的漢維差距。民族問題或許由經濟問題而起，但經濟結構是全中國不分漢族、少數民族的共同問題。

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問題，本來很難十全十美盡如人意。一旦有矛盾爆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其實是中國之外的，別有居心的國際陰謀。

新疆問題與西藏問題，諸多的異同之中，有最大最凸出的兩點相同：第一，都是邊疆地區問題，而給予國際陰謀顛覆者相當的機會；第二，正因為是邊疆地區，是國防安全與地緣戰略的生命線之所在，是以中國不容對民族問題掉以輕心，更不容許對國際顛覆陰謀掉以輕心。

內政部調查顯示，台灣低所得家庭內15歲以上的人口，具大學學歷者比例不到8％，遠低於台灣全體平均水準22.5％。究竟是由於無法接受高等教育，因此持續貧窮；或是現行教育體制本身就是階級再製的一環。

歸因於前者，則可藉由提高教育機會，增加窮家庭成員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若為後者，則受教育非但不會造成階級流動，反而更加鞏固社會現存的階級結構。經濟學家Levitt在其暢銷書《橘子蘋果經濟學》中提及：育程度高、成功、健康的父母，通常子女在校表現較好；但小孩是否常去博物館、常挨打、參加過學前輔導、常聽故事或常坐在電視機前，好像都無關緊要……重要的不是身為父母的你『做』了什麼；而是你是誰。」換言之，並非窮家庭不重視小孩的教育，導致具大學以上學歷的比例偏低，窮家庭父母往往縮衣節食供小孩讀書；小孩則拚打工、貸款求學，但最終教育成就仍低於富家庭。教育無助於階級向上流動，反而成為窮人的陷阱，使之更加貧窮。

教育不是中性而無階級的，窮家庭的教育程度低於平均值，該檢討的不僅是教育機會，更重要的是教育體制與內容為誰服務。

國家再窮也不能窮教育；家長再省也不能省小孩讀書的機會。這是許多執政者和家長的心聲，因為教育向來是階級流動最重要的因素，一個社會是否公平，倒不是看貧富差距大小，而是不同階級的人有沒有機會向上或向下流動，如果你努力不足而過得不如人；或是有人因為努力向上而高人一等，只要機會平等，這就是一個公平的社會。

內政部甫公佈的調查結果指出，低收入家庭的學歷較平均水準較低，15歲以上的人口中，具國中及國中以下學歷者占了近60％，大學以上僅占7.9％。相較於台灣全體社會的平均水準，去年15歲以上的人口中，具大學學歷者有351萬人，具碩博士學歷者近80萬人，兩者所占比重達22.5％。這個數據遠比失業率提高、貧富差距加大的調查來得重要，因為失業和貧富是結果，只公平的市場機制作用下的結果，不過教育機會則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前提，若人們無法藉由教育改變自己的價值，那麼這個社會就會出現嚴重的不公平，難以維持和諧。

教育，是投資自己最好的方式，不能有太多障礙，應儘量做到機會平等，讓有心受教深造者皆可以盡其所能，不僅對自己有利，也有益於整體社會。

今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蓋茲公布高達5,34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他也暗示美國未來的作戰方式將出現劇烈轉變，這是美國減少使用傳統衝突所需武器，聚焦在非傳統戰爭（如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進行的戰爭）所需武器的舉動。

但美國是否準備好放棄數十年來界定其訓練和外國軍事行動的冷戰思維？要美國徹底放棄冷戰思維，短期內可能性很低。

美國入侵伊拉克和產生的後果，凸顯出美軍很難適應游擊隊和好戰團體透過武力和資訊戰鎖定平民的作戰方式。美國在伊拉克的勝利變得有點可笑，因美軍入侵伊拉克6年來，迄今仍無法平定伊拉克的暴動。美軍在阿富汗也面臨同樣的挑戰，阿富汗戰爭已經打了將近8年，蓋達組織頭目賓拉登仍躲過美軍的追捕。

駐伊拉克美軍在2007和2008年的氣勢大振，「伊拉克之子」（The Sons of Iraq）運動居首功，這個運動誕生於安巴省的遜尼派穆斯林（譯按：被稱做「安巴省的覺醒」Anbar Awakening），美軍對蓋達好戰分子的掃蕩、堅守和建立策略，若沒有這些「伊拉克之子」的幫忙，最後可能徒勞無功，他們不僅與美軍建立共同陣地，還組成由美軍為首的民兵組織。

美國國防部2010年的預算坦承，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臨這些挑戰，呼籲在阿富汗方面的軍事支出超過伊拉克，這是美軍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來首見，並提出50項計畫改變，希望增強非傳統戰爭的能力。這項改變反應出總統歐巴馬在撤離伊拉克13萬名部隊後，已將軍事重心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上。

美國國防部的預算還特別著重混合戰爭──介於傳統戰爭和紛起暴動之間的戰爭，正如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面對的──使得美軍的傳統武器毫無用武之地。

蓋茲也停止建造預算高達2千億美元的一支移動迅速的電動車隊，唯恐這支車隊會成為路邊炸彈的攻擊目標，這是伊拉克和阿富汗好戰分子最常使用的技倆。相反的，蓋茲增加更多預算購買裝甲車輛、間諜飛機、監測和人為干擾科技。這項計畫也凸顯美國軍方無限膨脹的採購過程的重大改變，更重視民間企業，而非少數的大型武器承包商。美國軍方在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的採購過程，只圖利若干大型國防武器承包商，曾遭蓋茲和美國國會議員批評，這份國防預算也停止建造高科技總統專用直升機、C-17軍用運輸機等一些備受爭議的計畫，但增加造價昂貴的F-22戰鬥機預算3倍，引發共和黨和民主黨國會議員的抨擊，認為在美國經濟仍處於衰退下，此舉將使更多人失業。

儘管白宮揚言否決，美國聯邦眾議院6月底通過該院版本的國防預算，增加3,690億美元生產更多F-22戰鬥機，以及為F-35戰鬥機建立後援的引擎，與歐巴馬政府提出的預算不分軒輊，將在夏季末在美國國會展開表決大戰。

批評蓋茲最力的人指出，這份預算將傷害美國因應傳統威脅的能力，如來自中國和北韓的威脅，使得美國置身於危險之中。在蓋茲大聲疾呼下，國防預算仍高達5,340億美元，加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支出，以及建造3艘DDG-1000系列海軍驅逐艦的支出，已逼近6,640億美元，這筆預算還不包括個別國會議員增列的部分。

蓋茲表示，國防預算中的一半將用於因應傳統戰爭，10％用於非傳統戰爭，其餘的40％%將用於研發能因應兩類戰爭的武器，做為布希政府下台後，仍繼續留在歐巴馬政府的官員，蓋茲的這些構想面臨共和黨國會議員抨擊。

當德州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法蘭克斯質疑國防部停止兩項飛彈防禦計畫，刪減飛彈防禦署12億美元預算時，蓋茲冷冷回應說：「我只能說，美國民眾的安全和飛彈防禦系統的效能，不會因為持續增加預算於這個有致命瑕疵的計畫，或會浪費納稅人稅金的研究計畫，而獲得加強。」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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