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留學波蘭醫學院的畢業生（網路上被稱為「波波」）可否參加國家考試的爭議，自今年4月初延燒至今，考選部原本7月9日決議，今年取得波蘭大學醫學學歷、未曾報考者，不准參加7月18日牙醫師及8月1日醫師國考。但在波波向監察院陳情、對法院提告後，考選部7月15日又同意33位波波報考，此舉引起日前曾上街頭抵制波波參加國考的台灣醫學生強烈反彈，抨擊考選部黑箱作業，為權貴波波開後門。

醫生在台灣的社會地位特別崇高，不只是由於其專業知識與技能，更因為歷史因素，常被視為社會上的意見領袖，人中龍鳳，是人上人。因此，醫科永遠是大學入學考試排名中該類組的榜首，可以說這回台灣醫學生的反彈比較貼近現實，也比較是吐露了肺腑之言，之前遊行高舉「尊重生命」、「捍衛病人權利」就顯得過於矯揉造作。實際上，抗議的台灣醫學生對波蘭的醫學發展有多少瞭解？醫學生的品質真的和台灣有那麼大的差別嗎？抑或台灣的帝國之眼作祟，睥睨前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況且，醫學不只是醫療的診斷和技術，在不同的醫療體制與社會民情和照顧模式之下，社會、心理因素如何考量？不同種族的人在生物性上可以完全相同嗎？那麼何以對美國、日本和對菲律賓或波蘭會有差別待遇？

上述的疑問是以病人的醫療品質為出發點，而台灣醫學生抗議的焦點卻是在取得醫師資格的把關是否嚴格，認為這些在台灣與其競爭的「失敗者」，竟迂迴繞到其他「容易取得醫師資格」的國家留學，再回來搶奪台灣醫師的就業機會。台灣醫學生抗議的是波波的「特權」，指的是波波家長都是有錢有勢的特權人士，所以可以方便行事取得參加國考的資格；然而，台灣醫學生抨擊這樣的「特權」，似乎認為自己不靠任何特權，全憑自己的努力，因此感到忿忿不平。不過，台灣醫學生家庭的社經地位較高，以及父母也是醫生的比例亦高，難道不是某種階級特權的展現？

台灣醫學生對波波的批評和質疑或許有理，但終究只是大特權與小特權之爭，病人的權益僅作為遊行時的口號消費，爭議的焦點卻始終不在於此。波波事件讓我們看見，台灣醫界的傲慢不知反省，原來從校園就已經開始。

自從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因應國際性的經濟危機，需要國際性的合作方案」，已成為老生常談。於是從G8到G20，一系列的大國聚會接力召開，不斷提出堅決反對保護主義、支持完成WTO杜哈回合談判、增加對發展中國家援助、加強金融監管、改革國際金融甚至貨幣體系等等八股老調。

而6月24日到26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的、囊括了聯合國所有192個成員國的G192會議，則另闢蹊徑，企圖在兩個層面上挑戰現行的大國國際政治。第一是合法性問題。從G8至G20，是在經濟大國之間擴大，但G192讓所有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討論如何因應經濟危機，則是量變造成質變，其意義是堅持民主勝過鈔票，反對富國、大國片面決定國際秩序。

第二個層面則是挑戰G8、G20依然忽視窮國的需要。然而，在此層面上，G192所通過的決議除了呼籲增加國際援助、研究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可能性之類的微弱異議之外，同樣籠統地反對一切保護主義、支持WTO杜哈回合談判、寄希望於國際貿易帶動發展，實在看不出與前述八股老調有多大差異。

要創造另一個世界，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由委內瑞拉倡議的G192會議，6月24日到26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會議同樣是以當前的世界金融、經濟危機與其因應方案作為主題，但與G8、G20之類的會議不同，G192號稱是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當然，誰能夠否認192個聯合國成員國共識的合法性呢？

但問題是，金融危機不是政治問題，有影響的不在於合法性與否，而在於是否能夠有效遏止危機、改革體系。在這方面，G192就顯得顢頇無用了。把上百個經濟實力微弱到難以統計的國家集合在一起，對於全球金融體系的改革究竟能做出什麼貢獻？政治可以談理想，但經濟畢竟是現實的。美國的代表在討論中便直言，由於國際金融機構依據其股份構成有自己的管理架構，聯合國對此並無決定權。就連口頭上較支持G192的中國，按其國家利益也並不支持推翻現行的國際金融體制，而是繼續積極參與，從中擴大自己的利益。

再說，G8也早已考慮到代表性的問題，因此已計畫按區域影響力納入東亞的中國、南亞的印度、南美的巴西、中美的墨西哥、非洲的南非與埃及等國，儘管在形式上並不完美，但無疑更具有現實性與可操作性。

英國有個動物收容之家叫 Battersea，收養一隻小小流浪狗「阿正」（Ahzen），因為生病，院方出於經費考量，決定安樂死。於是，阿正跟著其他小狗一起排隊，等待進場「銷毀」；就像排隊「進月台」那樣。不同的是，這些通往天國的旅客，只買了單程車票。

一隻隻小狗在安樂死中驚恐地死去，當輪到阿正時，卻突然以後腳蹲立，兩隻前腳做出拜拜乞求動作。工作人員受寵若驚之餘，不忍下毒手，於是決定法外開恩，繼續幫牠治病，並打算給牠找個新家。想不到6年後，阿正又被主人遺棄。這一次，快輪到牠銷毀時，牠又故技重施站起來拜拜。工作人員認出是牠：「ㄟ？阿正！你怎麼又回來了？」於是再一次，阿正又躲過了死亡。

當我聽說這故事時，阿正已10歲，快樂地和新主人生活在一起。那篇報導，連同阿正的大幅照片，一起登在報上。一時之間，成為傳奇：一隻會拜拜求饒的小狗。

海外10年，阿正拱手拜拜的照片，一直就擺在我書桌旁，伴我渡過3千多個孤獨的晝夜晨昏。看著阿正，我常陷入一陣莫名的迷惘。還記得那張著名的納粹照片嗎？幾名納粹軍人舉槍對著一名小孩，小孩高舉雙手做求饒狀。是什麼樣的社會，竟讓這些理應受到更多保護的弱小生命卻必須求饒？

會拜拜的阿正逃過一劫，可悲的故事終於有個快樂結局。但我不禁要想到那些不會拜拜的小狗，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生命結局？牠們心裏在想些什麼？有沒有什麼話要說？常盯著阿正的照片看，彷彿只要我夠專注，便能聽見牠心裏的話。我過去聽不懂的，慢慢聽得懂了。

前些天到總院參加一場社交大會，面對優雅的人們，野蠻心靈無從言說之餘，事後總不免要和山林大海打交道，療傷止痛一番，於是和學姐在陰雨綿綿中來到附近山區走動。途中有個亂葬崗，荒蕪許久的幾座孤墳，斷石殘碑上行禮如儀寫著父慈子孝的悼念字句。遠方天空隆隆作響，彷彿山雨欲來。

繞過墓地，便是一片樹林。行經轉角處來了一陣風，我問學姐：「妳有聽到嗎？剛才那陣風竟然會說話。」學姐反問：「那她說了些什麼？」我無言，但我畢竟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經驗。來自遠處山腰的一陣風，倏忽越過稻田，碎成一堆句子，灑落樹梢。我彷彿知道她說了些什麼，卻說不上來；努力想拼湊出句子，卻少了一種文法。

當大片烏雲迅速降落山頭，我們決定折返，回到人煙。回程路經原地，孤墳仍在，山風已無言。

自從政黨輪替之後，一股強烈欲限縮民間社會活力的舉措不斷的湧現，這不僅發生於政府的行政作為，在許多相關立法中也明白表露。例如，執政者在陳雲林來台時的粗暴表現，讓人驚覺台灣民主的嚴重倒退；近日來超過百位學者及社運界人士挺身自首，聲援李明璁教授及林佳範教授，強烈抗議執政者欲藉由集會遊行法來箝制人民的公民權利，壓縮民間社會的空間，此為一最佳實例。

民間社會的活力偶而是透過社會運動或自力救濟方式來予以呈現，它對於現有的公共政策或是政治結構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衝擊，可能也會引起社會的緊張，這對於狹隘以經濟成長為施政主軸的保守型政權而言，是個嚴重的威脅，因為這些運動包含了環保、農民、勞工、族群、性別、住宅、土地認同等多元內容，會嚴重影響資本的積累及效率的提升。因此，這些社會運動在以往通常會被污名化，被醜化為「不理性」、「泛政治化」、「非經濟因素」、或是被冠上「環保流氓」的暴力稱謂，主政者欲除之而後快，而集會遊行法及檢警人員就成為最佳的工具。

上述的論調及作為充斥於民國70年代，尤其是解嚴的前後，那時立法院前的中山南路及行政院前的忠孝東路成為社運界的最愛，熱鬧滾滾。如今時過境遷，盛況不再，倘回首從前，再細讀彼等的許多訴求，可以發現這股社運力量根本不是主政者所宣揚的那樣負面，它們大部分反而是社會進步力量的前緣，因為它們帶動了政策的改變、制度的變遷、及政府行政組織的調整，它們是一股促使我們社會開放改革的正面力量。

這也印證了都市規劃學者曼紐‧卡司提爾（Manuel Castells）透過其對於社會運動的研究來分辨「政治體系」與「民間社會」的差異。他認為政治體系的目標是在於政府，因此必須倚賴於政府，並且成為政府連結的一部份，所以在某種程度之下，政治體系必須制度化某種社會控制，並且接受某種程度的妥協或交易。可是，另外一方面，社會運動則是生存及發展於民間社會，它並不像政治體系一般，必須受限於遊戲的規則，或是拘泥於制度化的傳統價值及標準。這也就是為什麼社會運動是社會進步創新的主要來源，而政黨、政治聯盟、利益團體或地方派系則為談判及利益交易的對象。

一個健康及民主的社會往往是體現於民間的活力，主政者應予以尊重，這恐無法透過威權的立法及行政來予以限縮，尤其是台灣社會已艱辛走過了一段自由化及民主化的歷程，我們不可能再回到從前，一個活潑又具相對自主性的民間社會已成為我們社會最佳的資產！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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