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住展雜誌》22日發佈的大台北地區「購屋痛苦指數」調查報告，台北市的雙薪家庭如果想在台北市買到35坪左右的家居新成屋，至少得23年半不吃不喝才行。不吃不喝當然不可能。換另一個算法：如果雙薪家庭以一半的所得去支付房貸和利息，那麼，恐怕至少要50年才能還得清住房的債務！

這樣的房價，讓無數的受薪者註定要一輩子成為「屋奴」。一對年輕夫妻如果從25歲就雙雙進入勞動市場，一生克勤克儉，壓抑消費慾望，儘量減少娛樂、旅遊得開支，每月辛苦所得大半進入銀行房貸帳戶，而終其一生，恐怕都還無法解除債務的重軛。當今房屋市場的意義是：養成了十分乖順的國民，大家乖乖拚命工作，乖乖繳付房貸，斷絕一切非份之想，失去規劃生涯的動能，當然也失去自由想像的能力。勞動者因為房貸而自我異化為奴隸的狀態。

在人類歷史裡，所謂食衣住行，食跟住應該是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兩個項目。需要果腹、需要居所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翻開任何一本字典，「房屋」的定義無非是「人類用來居住的處所」。於今的問題是，房屋的性質根本與「居住」脫離了關係。在市場經濟體系之下，太多的房屋被資本利得者占取，他們把房屋做為投資、置產、租賃的營利工具，成為社會中不勞而獲的食利者。於是，在現實的商品邏輯之下，房屋的供需關係被扭曲，居住問題成為勞動所得者畢生的噩夢。

建築業常被視為現代社會的火車頭工業，建築業不僅創造了各種營造機具，同時也帶動水泥、鋼鐵、玻璃、運輸業、設計業和廣告業。然而，自由市場的商品邏輯根本忽略了都市的整體規劃。商人的思考對象是消費者，也就是有購買力的人。人人都需要房子居住，但是並非每個人都具有購買力，承擔得起高價位的房屋。沒有購買力的人便不在建築業者的思考當中，其中便產生了居住問題。住在貧民窟的家庭甚至常常被指責為房屋市場的破壞者，因為他們常常十幾人一起居住，降低了房屋的需求量。

近幾年來，國際上有一個趨勢，那就是爭取把居住權列入基本人權清單。因為，國家會把需要保障的基本人權寫入憲法，譬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如果基本人權不完備，這個國家就不正當或不合法。居住權被納入基本人權，主要理由是：一個人一旦失去固定住所，其他基本人權根本無法被保障，如：隱私權、免於歧視的權利、免於恐懼的自由、乃至工作權（我們需要端正儀容去找工作，需要勞動後的休憩給養，需要適當的環境以維持健康），只要居住權不具備，其他基本人權就會喪失，因此居住權應視為基本人權。台灣的屋奴們，要尋求解放，就從這個趨勢開始！

中國大陸開放台灣民眾參加部分專業技術之證照考試，以及日前開放大陸各大學讓台灣學生申請入學。這對於台灣未來的教育資源分配、人才培育與就業市場結構轉化等等，都會造成極深遠的影響。

兩岸社會在各方面都有非常深厚關係，不僅在文化語言上有著共同基礎，而且在地理交通互動上，更遠非其他異地社會所能相提並論。

高等教育的開放，不僅意味著兩岸人才的交流，更反映著兩岸深層的意識形態、歷史觀都會遭受到直接的互動衝擊。

若僅從非常功利角度來衡量，未來很有可能台灣部份菁英分子會移居到中國大陸求學、就業，而台灣或許就會流失許多可貴的人才。

另一方面，若從較深遠的文化與歷史觀點來觀察，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體系，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往往是以中國共產黨的特定政治與歷史觀點來論述教學的。台灣學子是否有足夠獨立思考資源或有其客觀空間來論辯這類大陸版的思潮，在在都是值得考慮的。

換言之，去中國大陸接受高等教育，不僅僅是爭取到受教的機會而已，它還同時包含了意識形態的洗禮與衝擊，這些我們都願接受？都準備好了嗎？

繼大陸開放台灣 學生參與證照考試，近日大陸教育部公開表示承認台灣的學測成績，台灣學生可憑學測成績直接申請大陸大學。

目前雖然兩岸社會尚未全面開放、融合，台灣學生尚不會以中國大陸為未來就業、定居首選，恐怕也還不會蜂湧而去大陸就學。但如今中國大陸在全球經濟舞台上的崛起，不僅已與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脈動接軌，而且日益成為全球資本網絡的核心角色之一。因此，長遠來說，中國大陸的高階就業市場與菁英階層的求學環境，對於身處日益困窘台灣社會之優秀學子來說，有無可避免的致命吸引力。

對於大陸之教育與職業證照資源的開放，我們應採取什麼對策？

在這全球化的時代裡，尤其是兩岸社會各方有利條件的配合，人才就如金流與物流一樣，無法以人為手段硬性阻擋。即使過去十餘年的戒急用忍政策能阻塞兩岸人、錢物的匯流，但這只會帶來處於弱勢地位者更不利的結果。

大趨勢如此，若中國真能提供比台灣更好的教育與就業機會，我們的當急之務，就不是敵視客觀事實，而應想想如何在這大趨勢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順勢而為。

昨日堪稱是「全民瘋日食」，許多人將這類天象，視為科學教育、業餘天文的一環。然而，當觀測天象越來越像是觀光潮時，這其實顯示我們與天文的距離越來越遠。

天文學其實不只是「追求真理」的知識，從古到今，它都有現實的意義。例如，在航海技術充滿不確定性、沒有GPS的年代，恆星曾經是海上航行的重要依據；古代漁民則是要靠月亮圓缺來判斷潮汐。在那個時代，天象不被視為「天象」，因為它是生活的一部份。到了工業革命之後，天象開始與人的生活逐漸脫勾，船員要看的是海圖跟導航儀器，而不是用六分儀觀測恆星，漁民要聽潮汐表而不是看月亮。

於是，天象變成「天文學」，流星雨、日月食這些現象，開始帶有知識的光環。例如，在望遠鏡的品質還無法直接觀測太陽的年代，日食是瞭解太陽能量變化的方法之一；在人類無法直接用衛星監控彗星、小行星的時代，觀測、統計流星雨，是理解太陽系構造的方式。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是靠著行星跑到地球與太陽中間的特殊時機（專業術語叫凌日），才得以確認。

在這個趨勢下，現代天文學唯一與現實發生關係，大概只有在冷戰時期。在1960年代，對於恆星觀測的精密度，是洲際彈道飛彈命中精準度的重要依據。除此之外，天文學越來越像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問，常人只有在宇宙大霹靂、黑洞相關的議題出現時，才有接觸「天文學」的可能性。

這是因為，現代的天文學的門檻正在快速提高，傳統認知的「天象觀測」幾乎不是天文專業研究的題材。以往，業餘天文愛好者買一台望遠鏡、時時盯著天空，就可以透過發現新彗星、紀錄流星雨之類的工作，來彌補專業天文研究的不足之處。時至今日，在衛星、電腦、大口徑望遠鏡的進展下，「天象觀測」已經遠非業餘天文愛好者可以承擔的工作。最明顯的例子是，近幾年的重要重要異常天象，例如新彗星、超新星爆炸，發現者逐漸由業餘愛好者轉移到專業研究人員。

當天文學的研究越來越神秘、常人越來越不能插手時，業餘天文愛好者，特別是在台灣，活動的重頭戲開始轉向成為，用昂貴儀器拍出美麗的照片；於是，天象越來越需要被詮釋，日月食的「科學意義」不斷的被複誦。

然而，更嚴重的是，大量的「科普」，其實完全無助於理解當代天文學的研究。科普越多，結果是與「科學」距離越遠。

就在台金救護直昇機發生空難後不久，馬英九前往金門進行黨主席選舉政見說明會，並提出包括建設金門港埠、金烈大橋、解決金門醫療、擴建金門尚義機場、設立免稅精品購物中心、開發觀光資源等利多訴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門這個總統大選得票率超過9成5的離島，馬英九的到訪與利多訊息似乎並未如預期引起金門人的迴響，孰令致之？必須從金門的定位與發展談起。

金門的定位與發展離不開兩岸關係的因素。回顧兩岸關係發展史，從1949年到2009年整整60年間，剛好以1979年為界切成兩個30年，基本上，1979年以前的30年，是兩岸軍事對峙時期；1979年以後的30年，兩岸進入和平交流；而1979年則可以視為是兩岸關係發展的轉捩點，這一年中美建交，北京決定進行改革開放，不僅影響了中國往後30年的發展，也同步左右了兩岸與中美台三邊關係的走向。

檢視台北在前揭三個時間點的金門政策，應該不難理解金門人何以不再信任政府的宣示。

雖然越來越多的史料顯示，1979年以前，金門與馬祖對台北的政治意義其實遠高於軍事意義，但是，台北還是以軍事為名在金、馬實施了長期的軍管戒嚴。由於「反共」攸關當時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基礎，以致於當北京於1979年1月1日停止砲擊金門、選定「前線廈門」作為首批經濟特區，並且啟動和平時期的對台政策時，台北卻回以「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為營造「三不政策」的正當性，甚至進一步強化金門的戰地屬性，加諸金門人身上的軍管竟然一直到1992年11月7日，也就是廈門實施改革開放14年之後才告解除，為時長達43年5個月又19天。

好不容易，2001年，金門人終於等到台北同意在金馬試行「小三通」，詎料，馬政府一上台即著手推動大三通，金門不僅未能從兩岸開放中獲利，反而只能淪為兩岸的轉運站。可以說，北京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今日廈門的發展，台北加諸於金門的鎖島政策與工具性定位，則使得金門這個台北口中的「三民主義模範縣」，成為長住人口不到5萬、經濟發展遲遲不見起色的小島。

所謂聽其言、觀其行，迄今為止，馬政府的金門政策與過去的執政者並無根本差異，從馬政府行政區劃版本竟將金馬澎視為一個區域，到指派原住民籍的卸任民代擔任福建省政府秘書長，種種作為顯示，馬政府的金門政策不僅未脫台北觀點，其以中央輕賤離島的心態尤甚前朝，也難怪這回選舉浮橋（金烈大橋）的宣示再也激不起金門人的迴響了。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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