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華府，全球矚目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年度會談揭幕；之前幾天，北京非主流「烏有之鄉」學術團體舉行的中國發展前景討論會，批判了當下全球流行並走紅於中國的「唯GDP（國民總生產）論」，並且引兩位負責重點地方經濟重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相同觀點。

中國時報7月25日兩岸新聞版報導這個消息時，無心犯了一個可能引起誤解的小錯誤：在大標題中以「政委」二字來簡稱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員」。「政委」是「政治委員」的簡稱，其職專屬解放軍內部各級單位，中共黨中央及地方都無此職；而「政治局委員」為中共最高權力機構成員，其中的常委與黨的總書記合議決定全國政策。「政治委員」與「政治局委員」，一字之差謬以千里。

廣東省與重慶特別市，最近10年一直是北京與上海之外，最火紅的省級經濟區，尤其是前國務院外貿部長薄熙來「下放」主持的重慶，目前在全中國有經濟發展模範的地位。這兩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同聲批判「唯GDP論」，意義不同凡響。

北京大力宣傳並且實踐「與國際接軌」僅5年，就由知識學術界與政治局委員，非正式地提出對於國際最流行的「唯GDP論」的批判，並且是在中國GDP數字正要超過日本，而躍居世界第二位之時，顯示中國思想界的加速成熟與不盲從西方流行，是可喜現象。

關於GDP的問題，從它的英文縮寫字母的修正變化過程，可以看出其義涵缺失的一斑。3、40年前國際上慣用的是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後來因為跨國投資生產與國際貿易結構的複雜化，「National」數字不易精確掌握，而修正為Domestic（在地、國內），才成為今日流行的GDP。

然而最遲到距今10年前，西方尤其是美國經濟學界，已指出GDP的算法有問題：進步國家耗蝕性的環保支出也算成「生產」，而許多落後國家的地下經濟統計不出來，其實是漏算了，其它如犯罪、毒品等等都不好算。最近4、5年，美國最新的經濟知識反思，是針對舉債消費這個超大毒瘤的痛言：美國金融評論家安迪森‧維金，在2005年出版的通俗經濟學著作《美元的墜落》第一章第一節「GDP的彌天大謊」，就指出「推動GDP增長所花掉的錢是借來的，而不是實實在在的收益」。

GDP計算的標準公式是：「消費＋投資＋政府開支＋出口－進口」的結果。美國最近6、7年，在前三項都被複式舉債蝕透，而出口一直不振，進口年年居高不下。美國GDP居全球第1位的14兆美元，其中有多少是舉債消費、政府舉債支出、複式舉債的投資？真正最後的實值又有多少？美國與西方工業國民生經濟中的大量外食、家庭外的服務業都列入GDP數字，而在人口眾多的中國、印度、東南亞，這些大部分都是家庭內的「地下經濟」；在中國GDP的4兆美元之外，還隱藏多少國民經濟實力？GDP其實不能精確算準生產力。

GDP神話一時尚難破滅，能及早不迷信它，則是一大覺醒。

際此中華民國政府坐失釣魚台島落入日本的第40周年時，日本又派軍進駐距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消息見披匝月，卻未聞此間官民有所騷動，對首位一貫自詡保釣的總統馬英九不啻是信譽掃地，對今春聚在新竹清華大學緬懷當年英雄事的保釣健將也極為不堪，難道保釣云云只是一段歷史的小插曲嗎？或者說，這是保釣40周年的反獻禮！？

明眼人皆知，日本出兵與那國島是離不開釣魚台的考慮，蓋釣島距日本海上保安廳母港的沖繩那霸達420公里，一旦有事，增援艦艇最快也需要8至10小時才能趕到，而與那國島距釣魚台只有170公里，所以在與那國佈署雷達與監視部隊，最明顯的效果是就近監視從台灣方面向前往釣魚台海域的船隻，將釣魚台牢牢掌握在日本的掌握中。

保疆衛土始終是一國政府的首要職責，40年前，蔣中正有虧，以致國民政府的正當性首先遭到海外華人強烈的詰疑。如今，日本防衛隊防衛到了花蓮之東110公里處，這個名為中華民國、實為台灣國的上上下下，竟然相率紋風不動，漠然以對，顯示了保釣運動已亡！中華民國無遺民！而將生未生的台灣國註定是棄嬰！

日本長年索討北方四島未遂，卻對無事的極南之島與那國多事，派出地面部隊，決非無事生事，顯示了戰略重點轉移，俄羅斯不再是頭號假想敵，但也不如懷有保釣情結的人士所宣稱，此舉是針對釣魚台而發，那是所見太小了。

攤開地圖看，日本防務以「第一島鏈」為方針，這是美日安保協約的總精神，就自身的利益而言，防止中國東出太平洋，長保馬六甲海峽至日本的供輸線也是他們念茲在茲的懸念，所以數十年持續建設，日本已經在北至鹿兒島、種子島，南至沖繩群島，西至石垣、西表島一線構築了一條新月形反潛艇封鎖鏈。如今，台灣在馬英九主政下，台灣海峽形勢日趨緩和，日本則日益感到深度的不安，區區1千6百多人的與那國島遂成為防堵漏洞的觀測前進所，儘管不派駐作戰部隊，但加建雷達站，統合既有的2千公尺跑道機場和港口，使得原本駐紮在沖繩的P-3C巡邏機、水聲探測船得以前進5百公里，大大增強其對大陸海軍艦艇的監視力度。

這是中、日兩國的角力，卻在台灣的門前進行，如何避免淪為上世紀東三省或滿洲國的厄運，當是有識者引以為憂的。

有一種制式的假設：過去50年女性的生活已經大有改善，她們獲得相當的自由，教育和就業的基會已經大幅增加，因此，她們擁有更大的經濟獨立，給她們形塑生活得更大權力。這些說法似乎講得太快！

有件怪事還在進行當中，而且沒有人能夠解釋。這些巨大的社會變遷並未使女性更快樂，根據幾項大型研究，過去25年，女性相對於男性的快樂已經減少，此一現象遍及各年齡層女性，而且在很多國家非常明顯，尤其是美國和英國。

讓我們從最驚人的證據談起，主要來自於史威汀‧海倫（Sweeting Helen）和魏斯特‧派屈克（West Patrick）在1987、1999和2006年，針對蘇格蘭15歲女孩所作的研究。1999年的研究顯示，15歲女孩發生焦慮、沮喪、恐慌發作和高興不起來（anhedonia）等精神失調（mental disorders）的機率由19％增至32％；男孩的增幅僅2％。但最新的研究發現，兩性發生精神失調的比例都增加，男孩增至21％，女孩增至44％。

女孩精神失調發生率增加的比例非常驚人。超過3分之1的女孩同意，她們經常感受壓力，覺得無法克服困難的女孩比例倍增至逾26％；在1987至2006年間，認為自己毫無價值的女孩比例增加兩倍。這些發現部分能夠解釋，最近女孩狂飲和出現攻擊性行為的案件增加。

初看之下，也許有人認為這種性別差異只會發生在青少年階段。其他研究也顯示，青少年的精神疾病增加，促使很多人臆測，青少年在轉型至成人時更為困難和吃力。但其他年齡層男性和女性發生精神失調比例的差距也相當大。今年英國全國衛生服務機構（NHS）的一項研究顯示，在1993至2007年間，45至64歲女性發生共同精神失調的比例增加5分之1，男性則沒有變化，75歲以上女性的發生率更是男性的一倍。

各界對此有不同解釋。有人認為，女性的血清素（serotonin）不足是主要原因，但這無法解釋女性發生精神失調的比例會隨年紀增加而上升。女性得面臨工作和家庭的負擔，還要照顧年長父母，或面對子女離家後的空巢期，兩位美國學者檢視美國和歐盟的資料後，試圖作出上述解釋。

美國經濟學家貝希‧史蒂文生（Betsey Stevenson）與喬斯汀‧沃佛斯（Justin Wolfers）的研究發現，從1970年代以來美國個年齡層女性的快樂愈來愈少，30年前，美國女性主觀的安適感（subjective wellbeing）高於男性，這種優勢已完全消失，在很多案例中，男性比女性更感到幸福。

那麼，女性在歷經性別更平等的一個世代後，該怎麼解釋她們與同年齡母親相比更不快樂這件事情？答案可能不只一個。貝希‧史蒂文生與喬斯汀‧沃佛斯提出一個特別的問題：「男性在女權運動中是否獲得不相稱的利益？」

兩位學者認為，這項安適感數據也許反應了社會變遷對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衝擊，女性特別容易因為家庭生活變差、不平等增加和社會凝聚減少而受到傷害。他們的研究有一項發現顯示，女性對經濟處境的滿意度下滑，而男性仍維持穩定，可能的原因在於參考團體改變，或與女性預期人生目標可能更難達成有關。

後者是另一位美國心理學家珍‧特溫姬（Jean Twenge）最近一項研究的重點，該研究分析美國存在的所謂「自戀流行病」（narcissism epidemic）現象，此一現象不成比例地影響了女性。

珍‧特溫姬的研究分析了3萬7千名大學生，結果發現在1982年，有15％的大學生在自戀人格指數拿下高分，到2006年，比例升至25％，女性的增幅尤為顯著。

自戀者對自己和人生有很高的期待，他們通常會預測，他們能達成的目標中有哪些是不切實際的，他們追求名聲和地位，追求地位會導向唯物主義（materialism）──金錢能買到名牌和過奢華的生活，這些都是地位的象徵。

珍‧特溫姬指出，1950年代僅12％的大學生同意自己是重要人物，1980年代末期比例已升至80％；1967年僅45％的大學生同意有錢是重要的人生目標，2004年比例已升至74％。

珍‧特溫姬認為，此一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父母再三向子女強調他們非常特別，個人主義的文化反而強化了對自我和自我提升的迷戀。通常自戀者的個性直率，善於推銷自己，競爭力很強，但他們的成功短暫，很且經常會有危險的行為、成癮的失調（addictive disorders），難以維持清密關係，被拒絕時，容易有攻擊性行為。

珍‧特溫姬坦承，年輕女性的自戀傾向可能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但她擔心自戀傾向會透過高度消費、個人主義社會來呈現，而女性會感受到與此有關的沮喪和焦慮。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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