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上任的新衛生署長楊志良立刻拋出新官上任的兩把火：調整健保費率，催收台北市與其他地方政府拖欠的健保費。在調整健保費率問題上，楊志良首先表示，健保費率7年來未曾調整，以致健保局虧損累累；同時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的規定，在健保收支出現虧損時，就需要調整調整費率。他同時強調，費率調整雖然平均從4.55%調升到5.13%左右，但並不是人人都按這個比例調高。他表示，富人要調得更多，窮人反而要調降，以克服目前「窮人生不起病」的問題。換言之，楊署長的健保費率調整方案還兼具有社會福利的考慮。至於催收欠帳，立刻獲得地方政府與行政院的積極回應，已經有初步解決的方案。

這兩樁老案子，歷任署長都無力解決。楊署長新官上任這兩把火，立刻燒出解決的曙光。可見事在人為。一個政務官不能一昧討好選民，迴避真正問題；她╱他還需要有魄力，對原則有所堅持。不幸這樣的政務官在台灣政壇中鳳毛麟角，令人感慨。

我們肯定楊署長的魄力與堅持。但是，健保並非衛生署唯一重大的問題，甚至不算是衛生署最嚴重的問題。甚麼是衛生署最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政府的保健政策過分向醫療傾斜，而輕忽公共衛生。以資源的分配來看，7年前SARS流行時，曾有學者指出，台灣的保健經費支出中，事前預防的公共衛生只佔區區3%，病發後的醫療相關支出竟然佔有97%。這個高度不平衡的資源分配比例，說明台灣的統治集團是何等忽視「預防為主、醫療為輔」的明訓。看到這樣極度懸殊的比重，「衛生署」其實應該改名稱為「醫療署」才名副其實。

對於政客而言，資源用在醫療不僅容易見到成效，更為醫界以及藥界勢力所歡迎。人們都知道，醫界與藥界均是台灣民間社會的強力集團，而且往往是選舉時的捐款大戶。相對地，公共衛生專業人員是台灣的弱勢集團。多年來，任命衛生署長都需要徵詢醫界大老的意見。這是「衛生署」實為「醫療署」的根本原因。病發後的醫療凌駕平時的公衛預防，這樣的思維，自然導致衛生署的資源分配輕忽衛生預防的工作。

重醫療輕預防的政策，誘導民眾過度依賴醫療與服藥來維護健康。而且，輕忽預防也就輕忽公共衛生教育。民眾在保健知識方面十分欠缺，因為覺得不重要，一旦生病看醫生就夠了，反正台灣醫院林立，又有全民健保制度，何必花精神去做麻煩的公共衛生預防工作呢。在這樣的社會意識，健保局不虧損也難。

調整健保費率以及催收欠賬只是治標。真正要治本，還需要從加強預防性的公共衛生（包括衛生教育）做起。楊署長已經展現他的魄力，我們更希望他也展現知識深度與知識良心。

86％，這個百分比不管從哪個角度來解釋，都是不低的數字。試想，一個政府最高勞工行政機關針對事業單位進行勞動派遣業勞動檢查，竟然可以發現86%的派遣業違法，數字的背後倒底告訴了我們什麼？「政府的無能」還是「勞團的漠視」？亦或兩者都是？

面對這種新型態且已廣泛被利用的「契約」關係，行政部門與勞工團體對此議題討論的立場是南轅北轍，然而兩者從各自角度的出發點都是對的，行政部門希望藉由立法規範游走法律邊緣的派遣業及解決層出不窮的相關問題；然而勞團卻主張「自始否認」，也就是認為企業自始就不應該聘僱短期派遣勞工，因長期僱用的機會已直接被排除，這也間接造成勞動條件與福利的惡化。在「收」與「放」之間，就如兩個沒有交集的平行線，造成派遣勞工不僅在法律層面上，也在勞工團體的支持上孤立無援，也因此締造了86％派遣業違法的「台灣奇蹟」。

究竟應該「立法禁止」還是「立法規範」，仍在爭執中，派遣勞工就現階段法令所付予的保障程度來看，的確不適合存在，但是如果透過審慎的立法來規範此一新興行業，是否可以避免勞團所擔心的事情發生，我認為是可以被討論的。究竟是反「勞動派遣」還是勞動派遣「法」？值得大家深思。

當今勞動市場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大多數的企業都懂得如何透過人力派遣業找來派遣勞工，填補勞動力空缺，藉以「規避」不定期契約所形成的成本負擔。從企業主的角度來看，這一新興的聘僱方式確實可以替他們省下一筆可觀的營運成本，這也難怪大家對此趨之若鶩，即便法律對此契約內容與聘僱方式尚無明確規範。

派遣勞工的特殊之處在於原本單純的勞雇關係因為加入了派遣公司的角色而變得錯綜複雜，這一現象直接衝擊到傳統勞動力市場的「僱傭關係」，也徹底改變上述關係的本質與內涵，也衍生出一些問題。

比如說，要派公司是否須負擔派遣勞工的職業傷害賠償責任？一般來講，雇主在採用派遣勞工後就會認為自己非該勞工之雇主，因此在職災上可以免責，證據就在於所簽訂的派遣契約上。但事實上，法院從勞工所提供勞務的地點、使用的機具及誰負有指揮監督之責等方面，判決要派公司為派遣勞工之直接雇主，故應負擔職災賠償責任。

這案例提醒雇主，不要因為僱用派遣勞工而誤以為責任也跟著「委外」了，該負的責任還是存在，當然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要盡快訂定清楚的遊戲規則，避免雇主在不清楚法令規範下而觸法，導致勞工權益持續受到損害。

8月9日紐約時報報導：美國國防部與情報單位，正在考慮將地球氣候問題列入戰略層級，因為未來2、30年，氣候惡化將造成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等廣大地區，嚴重的環境問題以及社會不安，而且國際恐怖組織得以趁虛而入。

人類工業文明過度發展、過度開發，造成地球環境被嚴重污染、破壞，已有半個世紀之久，環境惡化到了氣候惡化也有20年以上時間。1990年代以來至今，各種討論地球環境與氣候惡化問題的國際會議，不下百餘回；「減碳」已成為全球共識，而技術上繁複無比的爭議有如千絲萬縷。世界第一工業國與地球環境、氣候第一號殺手美國，為何遲至今日才把未來可能摧毀人類文明生活的氣候問題，列入戰略考量？

美國立國之根本，是將其國家的主觀意志列為絕對優先，其次再考慮客觀的國際環境；情況順遂就發展霸權，情況逆變就退縮回孤立主義。而美國國家主觀意志，長期掌握在有保守傾向的大工業集團手中，而他們的生存發展，基本上是與地球環保、改善氣候惡化有矛盾關係的。布希父子總統一直在地球環保與氣候問題上與全球對立，根本原因是不能得罪美國真正的「主人」──大工業集團。

紐約時報導的五角大廈與情報單位的報告，其實大有問題，地球氣候惡化的地區，幾乎是具有「選擇性」地強調第三世界；最近年年惡化的地球氣候，歐洲與北美從來並不例外，而且以其為大平原，水災、風災、雪災其實遠比其它地區更嚴重，為何這次報告漏列不提？固然因為西方工業國文明進步，救災、重建與應付災變的能力優於第三世界。而實際上可能另有隱情。

隱情在「政治正確」：把地球氣候惡化問題與「恐怖組織趁虛而入」掛鉤，用布希父子的第一級政治符號「反恐」來支持環保，以避開兩個月前「空氣淨潔法」環保新政策所引來的、工業界的強力杯葛。時機上，安排在今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10天之後。

這次對話，在北韓、伊朗問題的老生常談與金融問題相互溫和信任之外，真正有意義的突破性進展，是中美將在「減碳」上的合作，冷戰末期老布希本來要同戈巴契夫談氣候戰略和解的，因蘇聯崩潰而落空，之後沒有「對手」，事隔20年，中國崛起強盛而接手了。

莫拉克颱風豪雨重創台灣中南部縣市，暴露出許多必須全盤檢討、深思與調查的地方。

首先，在颱風剛來時的8月7日，就出現了中央政府決策指揮與地方縣市政府之間的溝通脫節。據報導，當日從上午至下午，長達7小時找不到當地第一線指揮救援防災的政府公僕。

其次，從這次莫拉克颱風史無前例的單日豪雨與迅速變化所帶來的全面衝擊來看，要能及時、有效地掌控與因應這種等級的災情，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必須要有整套完善、精熟的災情控管系統與措施，平日更要有踏實的演練。

例如，這次水災直接牽涉到的業務單位，至少就有各級政府的災害應變中心，不僅垂直指揮與水平連繫要能順暢，而且各單位人員在災害時迅速補位也要早有準備。

其三，既然是全面的災情，則需要救助的工具、資源也就必須全方位。所以主責救災單位除了權責統一，也要能及時動員特殊資源，如國軍部隊與器材的支援等等。

上述這種及時而全面掌控與處理，只是災害發生後的災情控制而已。更積極的，應是事前必須在政策上做到防患於未然。

雖然颱風、水災是天災，人為努力往往是事後的救助。但這次，或近幾年來的颱風所帶來的一次又一次的大型水災，所透露的恐怕也是我們社會的人為之禍。

這次各地災情最慘重的情況，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河川水位暴漲、堤防難以阻擋、引起土石流、山坡地基崩塌，最後就是山坡建物、河川旁的建物、甚至是村落被沖刷、倒塌。

近年來，台灣天然的河川越來越難以發揮其自然功能，以吸納暴雨，根本原因，難道與台灣各地河川經年累月地破壞、濫採河川砂石無關？

而近年來，台灣農村紛紛鼓吹休閒農業的民宿經營，導致於山地的超限使用，而據報導，有些地方政府往往在地方勢力、觀光利益的壓制下，而讓這些濫墾、濫建的工程就地合法！

長此下來，台灣的河川、山坡地、山地等早就不斷失去其自然生態應有的功能，一旦大雨來到，當然是禍上加禍、難以敵擋了，

換言之，這次豪雨重創的天災真正需要徹底檢討的首要問題，應是我們對於河川整治、山坡、山地建物的管理，必須站穩在環保生態的立場，不應以發展工業、或破壞自然大環境的觀光業來曲扭。

而破壞自然生態之後的任何人為補救工程，如加高堤防、興建水庫等等，在這幾年來的水災重創下，已清楚地說明：台灣的河川生態不容破壞。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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