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迄今已知死亡人數63人，農損逾88億元，而由於山區有好幾個村落慘遭土石吞沒，失蹤者、受困者尚難以估計。如是巨大天災之後，台灣政府和民間難免又是一片檢討、怨怒之聲，這其中以監察院長王建●的說法最為傳神，他說：「想罵人，不曉得罵誰；想拿刀砍人，卻找不到人！」

王院長的說法其實可視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簡稱PTSD）的一個表徵。PTSD是精神醫學上的術語，指個人經歷險難折磨（例如戰爭、天災、強暴、車禍、親人驟然死亡）之後所顯現出來的心理障礙。患者通常會深陷恐懼、驚慌之中，卻又自覺無能無助，情緒變得焦躁、易怒、過度敏感，嚴重時會使得日常生活無法正常運轉，工作、社會關係陷入混亂。

這一次的風災水難造成重大傷亡和財產流失，災民當中難免會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徵兆，這在救災的動員中往往被忽略，精神醫師和諮商心理師的配備不是根本欠缺就是嚴重不足。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有9千位心理專家投入倖存者和受難者家庭的災後復健工作；同年9月21日，法國圖魯斯AZF工廠因為硝酸銨貯藏庫爆炸，死傷人數超過2千5百人，巴黎當局也指派了45位精神醫師和486位心理專家進場。相較之下，台灣當局對災後重建的想像，長期缺乏心理層面的考量。

更甚者，這次風災過程暴露各級機關失靈、失序，官員失言、失措的現象，彷彿整個政府都已陷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狀態，深感驚慌卻又無能為力，就像王建●所說的，即使要「罵人、砍人」，也找不到對象。同時，這段期間，由於輿論壓力所造成的恐慌、無助，我們看到各級官員用遷過、遷怒、盲目的預算承諾以及走馬燈一般的勘災行程來自我保護。整個官場瀰漫著一種過度敏感、躁鬱、自保的情緒，進一步造成操作程序混亂、社會關係緊張，政府遂無法正常運轉。

根據臨床研究，要讓患者從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狀態脫離出來，最主要的關鍵就是如何引進、善用社會支助的力量。亦即療癒的過程需要來自廣大社會的關注，不管是精神上、物質上的支持，或是給予更良好的資訊諮商平台，讓患者可以逐漸返回或重新建構其家庭、親友、職業上的網絡。我們期望這一次的受創者都能夠在社會的普遍關懷下很快找到重生、重建的力量。至於那個自我陷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政府，目前最大的難題，恐怕就是要如何自我省思，自我整頓，而後在怨聲載道的台灣大社會中，重新找到支助的力量！

這次八八水災重創台灣中南部、東部之濱海與偏遠鄉鎮，表面上天災，但深究起來，人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不亞於天災的直接因素。

以這次橫跨高屏溪上的雙園大橋斷裂來說，它當初根據專業工程所建造的橋墩之所以抵擋不住這次滔滔洪水，難道真的完全是洪水力量太大，遠超過當初工程計算的負荷嗎？

根本原因是：溪中盜採砂石從沒停止過，以致於橋墩底座愈掏愈空，如果地方政府一昧放任盜採砂石業繼續如此為了不合法的私利而破壞公利，則未來即使花更多的錢來重建，只要再一次的自然客觀條件成熟（再來一次洪水），則這人禍加天災就會再一次的不可收拾。

放任盜採砂石，只反映了政府對於我們生態環境的關鍵工作之一，河川管理，是多麼疏忽職守。河川自然生態一旦遭受人為破壞，那大自然反撲的威力所帶來的重創，就是遲早之事了。

如果，我們還不能學習與大自然、與河川謙卑的共生，而非不斷拓展工業、農業甚至商業建物用地，不斷以圍堵方式來加高堤防，則我們還是沒有真正面對這次天災給與我們的教訓與啟示。

因應天災的最好方法，就是尊重自然，檢討人類貪婪、征服自然的慾望。

莫拉客颱風帶來的豪雨，重創了中南部，這暴露了我們社會的許多問題，必須深入檢討、掌握癥結。

首先，政府對於颱風災害的防治、救助應變，顯然沒有全套的縝密規劃、演練各項應變工作與行政作業程序的專業管理。

以至於當颱風來臨前，風險警戒不足，而當災害發生遠超過當初預料時，行政體系不僅反應過慢，失去黃金救難時刻，更離譜的是，在災情發生的第一天，中央指揮中心居然與第一線地方執行單位，有長達7小時連繫失靈。行院院長還居然喊出，中央與地方一律經由媒體來及時聯絡！

其次，在橫向連繫上，由於這次災情全面衝擊山坡居住地、偏遠鄉村等，而且在公路不通、橋樑斷裂緊急情況下，需要跨部門的系統整合，有時更需要動用到國軍部隊的交通援助器具。所以，如果在災難發生的短短幾日內，若平日有準備而且訓練有素，政府就應該有權責分明的決策與執行單位，及時調動各部門資源來做到最佳效益化的救災，從而才能及時、有效地控制災情，將災害縮小到最小。

這次大水災，固然是屬於天然災害，但若事後我們能及時有效地發揮救災管控，問題應可在掌握之中。

日前，晶圓代工大廠台積電表示，有意成立工會。媒體將這個訊息解讀為，這是科技大廠從今年年初的員工資遣事件獲得「啟示」，開始注重勞工權益。

雖然，這樣的解讀看似合理，但是，要觀察科技業者對於工會態度的未來走向，就不能只侷限在台灣的內部經驗，而必須注意美國方面的動向，特別是美國國會已經排入議程的「受雇員工自由選擇法案」（EFCA）。

因為，過去的經驗顯示，台灣的高科技業者所提出一些看似前瞻、宣稱「與國際接軌」的主張，事後卻證明，這些被媒體譽為「高瞻遠矚」的作法，實際的源頭常是國外投資法人的強烈要求。這些例子屢見不鮮，最近幾年的「財報會計準則向最嚴苛的美國新頒標準看齊」、「公司治理」、「員工分紅認股費用化」，以及「盈餘公積分配予股東」等議題，都是來自於外資法人的直接要求，或是科技業者為了滿足外資法人的主動作為。

最知名的案例，應該是「員工分紅費用化」。本地媒體、投資者對於此議題早有討論，然而，直到外資法人、投資銀行透過美國《商業週刊》等雜誌直接點名台灣的業者後，業界才開始認真的討論此事，而當時董事長們的各種發言，對話對象顯然是在太平洋對岸。

此次的勞工議題，也有類似情形。本地科技業實施無薪假、解雇資深員工時，正是美國政界、商界對於EFCA的「混沌期」。當時，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尚未就職，國會對於這個法案沒有共識，唯一強烈表態的就是業界，Wal-Mart等大廠反對EFCA，認為這個法案會讓工會人數暴增、強化勞工的談判實力。業界甚至動員就業政策學院（EPI）等智庫，發表論文反對工會。

直到本地無薪假的高峰期，EFCA才開始排入美國的政治議程。這時，歐巴馬政府對於經濟衰退的處置暫告一個段落，開始有餘力處理EFCA。之後，為了回應工會的強烈要求、擺平業界反對聲浪，歐巴馬政府開始將EFCA、健保改革結合，成為經濟復甦政策的一環。

這時的美國媒體，包括華爾街日報，都開始出現「EFCA對於勞工權益的照顧，從長遠來看是有利於美國整體經濟」的發言。大約在同一個時間，本地科技廠商的高層，也開始發表「員工是公司的資產」等發言。

這些對應，當然不是台灣科技業界，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勞工議題已經趕上美國的水準。仔細檢視台灣科技廠商在股東會年報所記載的股權結構、外資持股比例，就可以理解，這些向「國際趨勢」看齊的作為，是有現實意義的。

都說朱立倫是明日政治領袖，前途可期。但前途也者，豈是官位等著他去坐？而是國家社會的挑戰遙遙望著他，愈逼愈近。而以其發言份量，以及其掌握資源之厚，在此次八八水災中，豈能像幾個縣市首長發動募捐、雪中送炭便罷？於是在此建言朱可做的一件事。

此次水災最嚴重地區，多在偏遠區域，不是位處低窪海邊，就是土石流好發區，至於太麻里數村，根本是座落在太麻里溪出海口的沖積扇上；雖屢有遷村之議，但歷經精省之前及民進黨執政，也都沒有成就，問題在於沒有適當的土地，也沒有整體遷村的企劃與執行意志。但台灣真的沒有遷村經驗嗎？完工於民國50年代的石門水庫，使一群由住戶由山中集體遷往海邊；大陳義胞不是也進行整體安置嗎？開闢二重疏洪道不也遷置過大量住戶嗎？個人不贊成中國三峽水庫，但建水庫的搬遷工程難度，豈不高於安置台灣自然災害的高危險群10倍以上？

桃園台地少見風災，用水問題已隨著石門水庫改良工程而減緩，居民平均年齡最年輕（約35歲），就業勞動力需求豐富而多元，而可開發土地非常廣大，以至於從國家航空特區（約6百公頃，93年闢成，位於大園南方），直到2008年又提出8倍於前者的航空城。國家航空特區尚待問津的3百公頃也好，還在規劃細部的桃園航空城也好，乃至新屋、觀音兩鄉，都有相當大的腹地可以先用以安內。簡單的說，如果有辦法將全台近萬戶處於土石流紅色警戒區域、地質敏感區域的人民透過遷移、安置到桃園來，朱才能證明自己是治國之才。

設想以前述地區，取1百到2百公頃土地（尤以國家航空特區已完成道路、公設）規劃國宅，約可安置一萬名居民，並可提供建設桃園航空城之勞動力。安置費用約4百億，一半來自防洪治水費用，其餘來自民間捐獻及編列特種基金。如治水名人李鴻源所說，類似神木村、豐丘、同富……一再重建一再被毀，不僅不經濟，也違反自然。

上述計劃分年分期完成，初期則結合各類專家，就此專案特區內民眾之就業、就學予以妥為安置，勿使其成為早期克難國宅之翻版，反而成為新興重生的典範。

桃園人口內涵最豐富，要容納這一萬戶很難嗎？如果兩蔣都可以長期安厝在桃園，我們想不出朱立倫幫不了全台水災高險群在此找到新生的理由。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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