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史賓諾莎曾經說過：「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如果88風災是一場令人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那麼真正該痛定思痛的是，如何讓這場悲劇不再。

這次風災，先是林邊一帶的低窪濱海地區水淹來襲，繼而那瑪夏鄉、霧台鄉、嘉義阿里山鄉如骨牌般地發生土石流，並紛紛傳來待援無著、命遭泥覆等憾事。相較於前者主要係財產損失，後者包括賽夏族等原住民居住地，則付出生命代價，其結果形同族群滅絕。何等驚人！

天災風險如此不均地集中在弱勢原住民居住區，不禁讓人想起美國卡崔納颶風的主要受害者多為貧窮黑人。質言之，天災雖難逆，但人禍的加乘則授予了死神一個準星，使其瞄向最不具抵抗力的社會弱者。

在卡崔納颶風災變之後，克魯曼（Paul Krugman）曾在紐約時報寫過一篇文章：〈黑白分明的悲劇〉。大意是，美國始終諱而不談的種族歧視問題，乃與社會經濟的不平等緊緊聯繫，且因制度性歧視而衍生出預警、救災的漫不經心與敵意。

作此對照，88風災何嘗不也是台灣版的「原漢分明的悲劇」？那些原住民居住區為高風險的生態脆弱帶早為人知，惟政府始終鴕鳥般地視而不見，甚至以原住民文化特殊性作為觀光產業的行銷號召，終因此次災變過鉅，使得整個救災體系徹底應變無能、救助不及，再也無僥倖可言。

遺憾的是，台灣迄今仍停留在進行技術性的體檢，甚至產生不當的學舌。例如，不少專家便獻策，台灣日後的救災體系應該效法美國聯邦救難總署（FEMA）的編制。這樣的見解看似具有國際觀，實則不察FEMA早在卡崔納颶風便已栽了個大跟斗。這個跟斗之所以栽得如此之大，不是聯邦與地方缺乏合作，而是兩者之間的合作乃基於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共識。此外，FEMA確實是由總統直接任命署長的跨部會權威，但指揮權的集中與提升又如何？小布希根本就是一手導演、強化「黑白分明的悲劇」的政治元凶。

如果要讓88水災的「原漢分明的悲劇」就此劃下句點，則無可避免地需要提出一個政治性的方案。理由是，這種悲劇的根源乃是台灣分配政治的最根本矛盾。今日，原住民的居住地選擇無疑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篩選結果，自然只能重複承受如88水災式的「天擇」壓力。

總統馬英九未來至少應該做一件事：日後再到原住民地區時，別再只是沿襲政客作秀式的穿傳統服飾、共舞唱歌等多元文化主義的親（偽）善儀式；而是應該問問那些原住民們，你們現在的生活條件究竟有沒有比過去幾年來得好？畢竟真正拿刀切蛋糕分配的人，可是他啊！

英國適性、多元，以人為本的教育方式，培育其執世界牛耳的百年成就。然而，這樣的教育，不僅在經費上是高成本，需要整體社會共同承擔的。同時，其改革成果亦具有社會性，故在教改之初就需考量到家長、老師的需求與能力，來進行細緻的輔助。

在全球化的時代，教育大國的教育經驗，也勢必影響到遠在地球另一端的台灣。由此觀之，這次英國的兒童、學校和家庭部提出新的教育改革方案時，或可從更多的角度來思考教改方向的適切性。

首先，懲罰教育不利的家長時，是否曾詢問「為何家長無法盡責」？即綜合社經位置的因素加以考量，例如社經條件差的家長，因工作忙碌而無暇照顧子女時，究竟政府要從根本著手解決其就業困難，抑或是僅以懲罰的方式來改變？縱使要進行講習，講習的內容能否配合家長的需求，實乃推動「沒有一個孩子落後」政策時需要注意的。

其次，校長能否兼顧多所學校亦是一個隱憂。好的治校經驗固然值得推廣，但當校長因公務繁忙而無法兼顧各校多元的需求時，是否與教改初衷相違背？尤其在新自由主義的今日，這種縮減人力但提高待遇的作法，是否與利潤至上的商品化思維有關，值得探究。

吳恆祐／社會評論人
日前英國的政府教育部門發佈了名為《你的孩子，你的學校，我們的未來：建設21世紀學校體系》的基礎教育改革白皮書。目標是提升學校教育品質，以利英國在全球化的競爭下，能有強大的勞動力與經濟基礎，以保持競爭力。亦即在高效率、扶弱的教育環境，才能讓孩子能受到充分的資源來照顧。也唯有從校園教育中的校長、老師及家庭教育中的家長，彼此間進行密切的配合，才能讓每份教育資源完全轉換成孩子成長的養分。

改革方案對英語、數學成績落後的孩子，給予10小時的免費輔導。適應不良的孩子，也有一對一的輔導機會。其它還包括確保體育及音樂課程不被刪除的權利。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教育成果，若無家長的關注必將徒勞無功。故教育當局亦意識到此點，故在法規中明訂若家長違反學校與家長間的「家校協定」，學校有權起訴家長，強制家長參加培訓班或支付1千英鎊的罰款，甚至還有刑罰的可能。

此外，避免劣幣驅良幣，並提升良師的社會地位。每5年進行一次「教師資格證」的審查。同時成立公信學校集團，由一位績優校長對多所學校實施管理，並供以優厚待遇。

反觀台灣，何時才能正視：教改問題的根源，就是效率與監督？

中度颱風莫拉克重創台灣東部及南部，堪稱台灣50年來最大的水患，雖然颱風已經遠離，但後續災情還在持續在擴大當中。固然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豪雨驚人，幾乎把台灣一整年的雨都下光了，然而，面對政府混亂、牛步的救災與安置，所有人都會萌生這樣的疑問：台灣可以創造巨額的外匯存底、可以建造世界第一高樓，但面對年年都有的天災，為什麼我們始終處理的「零零落落」、相同的慘劇總是一再地發生？

一則新聞報導特別引人鼻酸：受困的老父留下遺言，希望後代子孫以後別再住在山邊。問題是，他們為什麼要住在山邊這些有安全疑慮之處？為甚麼非要在這裡謀生路？

對馬英九等一干台北官僚來說，下鄉請益的long stay可能只是一種「異世界」的震撼體驗，但那些住在山之巔、海之濱的人民實際上所面對的困難與苦楚，卻是政府始終不願誠懇面對與處理的。除了選舉的短暫時刻，政治資源通常不會挹注窮鄉僻壤，與居民性命攸關的災害防治，也從來就不是政客們關注的議題。

今年8月也正好是金融海嘯爆發周年，經濟的情勢愈來愈險峻，目前失業率已近6％，失業人數已高達64.7萬人，創下歷史新高。從稅收來看，營所稅、綜所稅與營業稅都大幅下降，可以看出經濟不景氣的重擊。然而在社會集體財富創造能力萎縮的同時，消費規模最頂端的房地產市場交易卻仍然熱絡，房價逆勢上漲，房市一枝獨秀。依內政部歷年的住宅需求動向調查顯示，台北市的「房價年所得比」近5年已由7.4倍升至10.2倍，同期間全國的房價年所得比也由5.9倍升至7.1倍。

在經濟的衰退下，政府採取放鬆信用創造消費數字的作法，放任股市、房市的泡沫膨脹，讓不景氣中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財富分配差距更加擴大，讓更多人不得不住到或回到山之巔、海之濱等時機、討生活。

救命不能碰運氣，台灣一直是個地質不穩、天災頻仍之處，10年前爆發的921大地震還餘悸猶存，造成40多人死亡、受傷的辛樂克風災也不過是去年才發生的災害。一個重視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與天然災害防治的政府，不應該長期忽視治山防洪的重要，也不會任由經濟弱勢的民眾無奈地在山之顛、海之濱自力救濟。

台灣每次遭逢災難所顯露出來的問題，總讓社會掀起徹底改革的呼聲，大量傷亡的慘劇，也讓人以為台灣會徹底記住教訓臥薪嘗膽。但從每次的後續發展來看，都太不實際。

台灣的現實社會，總是在高昂、政治正確口號下，以自己的邏輯運作，災難時更不例外。救災需當機立斷，防災需從長計議，但台灣卻每每反過來，救災指揮慢吞吞，到地方勘災卻先開防災支票。2004敏督利水災後花費的高額治水預算，碰上88水災，真是丟到水裡，還沒檢討，馬英九和劉兆玄即提出要加大預算，多點鋼筋水泥；兩人到地方巡視，各縣市首長，紛紛開口要錢。這不是沒反省，而是台灣的政治現實，中央政府滿頭包，靠的就是當散財童子擺平地方不滿。縣市長也面臨選舉，需要餵樁腳，加上大建設就是看得見的政績，灑錢蓋堤防、抽水站可以說是中央與地方同樂的「德政」。

防災所需的水土保持及國土規劃也是如此，不是口號，就是魔鬼暗藏在細節中。土石流過後政府喊出的植樹，都是種了又砍、砍了又種，純粹圖利業者。至於國土規劃，在2001年納莉風災行政院提出的「國土保安計畫」，卻是更離譜的開發思維，以因應自由化、國際化趨勢為由，建立發展許可制，讓民間主動規劃利用土地，強調土地充分使用。災難，對很多人來說並不是反省，而是大發災難財的契機。

更何況高度競爭的台灣社會就是劃圈圍地的修羅場。高山居民的存在，本身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歷史結果，從平地的閩人為主到臨山的客家人最後則是山上的原住民，近幾年更是劇烈，平地農村破產，漢人遷居上山，開發日益劇烈。當一個個工業區、住宅基地破壞良田，種了一輩子田的農夫只是往更艱辛的山區求生，不肯下山，已經被政府欺騙一輩子的居民，還擔心僅有的土地再次被奪。

所謂遷下山、禁上山，是何不食肉糜的囈語。這個邏輯，從呂秀蓮、張景森的移民中南美論及農業下山開始，到馬英九的遷村、撤離，完全沒有變過。同樣的，災難全國同悲，各大企業踴躍捐輸，但從這些災民剝取並進而釀災的土地、水資源，卻也同時叫得如喪考妣。這些姿態，都是救災時已經藏在各個災難新聞中發生、未來仍將會繼續發酵的潛規則。

88水災一個多星期過去，官員救災不力，功能僅剩推責任和政權危機處理。媒體從上一階段輪播災民慘狀，到救災階段告一段落追著官員失言維繫民眾怒火，一旦進入千絲萬縷的重建階段，災民也沒這麼可憐甚至成為質疑政府重建政策的抗議民眾時，只怕又會像以往一樣，一切歸於平淡及例行事務。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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