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水災接受全球各地各種援助與賑災捐款之中，有一項具有特殊意義：廣東「何香凝美術館」所捐贈的1千萬元新台幣，在8月21日台北國父紀念館的「何香凝藝術精品展」揭幕式上，交給台灣紅十字會。

8月22日起為期3週的這個畫展，檔期按作業程序早在1年前已安排好，可能與今年中國十一建國60週年國慶的對台統戰有關──何香凝的丈夫廖仲愷是國民黨第一代黨國元老，孫中山的最得力助手與繼承人，所以她的畫展安排在國父紀念館。台灣的颱風水災發生在畫展前3週，目前正在救災賑災期間，何香凝美術館因畫展之名而捐款，既不同於其他最近所有中國來台的畫展，也不同於這段期間所有的中國捐款與救助，在於其背後隱含的何香凝家族對台灣本土人民，特殊而深沈的家國情誼意義。

今天台灣還知道早已作古的民國奇女子何香凝者已十分稀少，還記得廖仲愷的人也屬鳳毛麟角；但台灣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本土抗日先賢李友邦將軍，引導造就他一生壯烈反帝革命事跡的，正是廖仲愷。何香凝與廖仲愷之子廖承志，在1949年兩岸分裂之後，又與台灣人民有延續至今不絕的民族感情關係。這段非主流近代史，細訴起來令人低迴不已。

民國14年（1925）春孫中山逝世之後，由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4人共同繼承革命救國大業。後來左傾的廖仲愷遇刺身亡，右傾的胡、蔣2人皆涉重嫌、但至今查不出兇手而成為歷史懸案；蔣再因胡而奪其權，抗日戰爭時汪淪為投日漢奸，勝利後國共內戰，蔣一敗塗地而退保台灣。

台灣的台北蘆洲世家子弟李友邦，日據時代讀高中時率眾夜襲日警派出所，事後為躲避追捕而返回中國大陸投身黃埔軍校，受到孫中山重視，交給負責僑務但左傾的廖仲愷栽培，李氏從此左傾並與中共關係密切。抗戰時受中共影響，往福建日軍戰俘區號召其中的台籍知識分子投誠中國，之後成立主要是野戰醫院的台灣義勇軍，貢獻卓著。抗戰勝利後，李氏以義勇軍中將司令身分率部光榮返台。但不久國共內戰、台灣發生228事件，義勇軍受重創，李氏本人後來於1952年含冤被處決。

廖仲愷遇刺死後，青少年的廖承志受中共栽培（長征途中險遭張國燾毒手），成長後克紹箕裘長年掌僑務，在晚年1980年代中期中共改革開放時已高齡，奮勵建議中共中央組織滯留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士。於是找來曾任周恩來日語翻譯的林麗韞、蔣渭水孫女蔣健春、當年台灣留學中國青年張克輝等人，與所有在中國的台籍人士，組成中華台灣同胞聯誼會。在海協會成立之前，為國務院台辦重要輔佐團體有10年之久，將近30年來，協助無數由台灣或海外前往中國的台商。

李登輝末期的「兩國論」使兩岸關係冰凍10年之久，這段期間中華台聯發揮了很大的側面潤滑，保持兩岸民間交流的不中斷，到現在「國共第三度合作」，海峽兩岸合作高潮。兩個月前張克輝、蔣健春等人衣錦還鄉訪台尋根，聊可告慰孫中山與李友邦在天之靈。

政府新近公布7月份失業率突破6％，創下歷史新高，同時，坊間的人力銀行也發佈調查報告，指出求職者願意接受派遣工作的比例大幅上升至7成1的新高。而在尚有工作者的薪資方面，上半年各行業的平均實質薪資則呈現倒退，創下13年以來同期的最低水準。

這兩高一低的嚴峻處境，當然不能完全推給金融危機。因為這些趨勢早在金融危機之前就出現了。台灣自2000年以來失業率就沒有低於3％，即便在景氣泡沫正盛的2007年前後，失業率依舊在4％上下徘徊。而派遣業的盛行，也早已不是新聞，根據政府調查，包含派遣在內的「非典型就業」人口，已佔全體就業人口的6.24％。這些人的薪資不及正式員工的一半,自然也影響了整體薪資的動態。實質薪資的成長趨緩乃至倒退，在1995年前後即開始變得明顯，幾次的負增長使如今的實質薪資退回13年前，也並不令人意外。

指出這些乃是要強調，就如大規模的土石流乃因長期不當開發破壞所造成一樣，如今的兩高一低，並不單是本次金融危機或某些勞動市場政策就能造成的，因此任何因應政策，都應該面對此一長期的結構危機。

主計處公布失業率創下6.07％的歷史新高，引起各方質疑景氣反彈是否真的來臨。然而，失業率本就是落後指標，以此推測景氣實在是事倍功半。更重要的恐怕是要深入分析台灣失業率持續走高的深層原因，對症下藥，化危機為轉機。

眾所周知，台灣在經濟成長的過程中長期保持極低的失業率，接近充分就業狀態。促成此奇蹟的因素固有多端，但從勞動市場體制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台灣勞動市場長期保持彈性、自由的狀態，除了某些公務機關、國營事業之外，整體勞動市場少有國家的不當干預，也沒有工會等干擾因素，這使得勞動市場能夠迅速因應經濟景氣而迅速調整。

然而，解嚴以來台灣的勞動市場卻逐漸走上國家干預的道路，各種保護勞工、不利經濟調整的法令紛紛出籠，如今甚至還要將失業給付延長為一年，勢將使求職者更加不願意調整期望，徒然製造整體資源的浪費。反觀與台灣相近的日、韓，皆早早以派遣等非典型雇用制度來因應，是以同樣面臨經濟危機，日韓的失業率卻都遠低於台灣。

此波危機中許多求職者終於願意接受派遣工作，正是推動勞動市場改革的大好機會。

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Dambisa Moyo）的著作《可惡的援助》（Dead Aid）引起媒體大幅報導，也引發有關發展援助效率和可能有害影響的辯論。丹比薩‧莫約的主要論點在於：援助的移轉對發展會形成障礙而非幫助，因為援助會帶來錯誤的誘因，滋養貪污，並導致一國難以翻身，永遠處於低度發展。

這本書最引人注目的並非所提出的論點──過去數十年來彼德‧鮑爾（Peter T. Bauer）和紐約大學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等學者，已就發展經濟有過類似的論戰──而是參與這個論戰的作者本人丹比薩‧莫約。這場論戰先前都是由過氣的搖滾明星或經濟學教授所主導，如今我們看到拿到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學位，曾在投資銀行服務的尚比亞傑出女性丹比薩‧莫約，加入這場論戰。

丹比薩‧莫約的論點挑戰那些堅稱更多援助將帶來更大發展的觀點，吸引了媒體的注意。遺憾的是，她所提出的建議反而較少受到媒體報導，這些建議雖然不是新看法，但仍值得注意：非洲國家不該仰賴發展援助，反而應透過動員國內資源，從民眾和重要產業取得稅收，並經由利用國內和國際資本市場，來取得發展所需的資金。

金融市場的發展過去一直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從亞當‧史密斯以降的經濟學家都強調，完善運作的金融部門對於開發經濟成長潛能的重要行性，儘管從金融部門轉移到經濟活動的確切傳輸管道，尤其是其定量影響，還有待辯論，但愈來愈多經驗研究證實金融和經濟成長之間的關聯，金融發展和經濟成長之間也有因果關係。

即便金融部門近來的聲名狼藉，必須強調在這個脈絡下，當我們提到發展金融部門，指的是發展單純而小的金融部門（boring banking）和務實的證券市場。開發中國家不需要的是高度複雜、讓監管人員緊張、且可能讓經濟暴露在未知風險的金融市場。

事實上，過去國際社會曾多次協助非洲國家發展金融體系，包括支持低度發展的銀行和保險部門，並協助發展證券和本國貨幣債券市場，以作為基礎建設和民間部門發展所需的長期籌資來援。

例如，非洲發展銀行2008年發起「非洲金融市場倡議」（African Financial Market Initiative），目的是希望協助非洲發展本國貨幣債券市場，降低非洲國家對外國貨幣計價債券的依賴。另一個例子是非洲發展銀行在2007年發起的「讓非洲金融部門運作夥伴計畫」（Partnership for Making Finance Work for Africa），這個多國捐贈資金的計畫，希望透過鼓勵和促進金融部門發展，協助非洲國家提振經濟成長和對抗貧窮。

發展金融市場並非易事，尤其在管治結構鬆軟的國家。金融部門的發展不可能簡單的從教科書上就找得到答案，因為金融市場改革通常需要司法體系改革和產權觀念的強化等配合，改革也經常面臨到政治阻力。由於多數非洲國家的經濟規模太小，不適合發展流動資本市場，區域合作就成為關鍵，南非、奈及利亞和肯亞等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應成為重要的推手。

非洲各國政府承諾將致力於發展國內金融市場，將是成功與否的關鍵。每個國家需進行適合國情的發展，外來的技術援助不能填補各國政府真正的改革努力，先前提到的各項倡議，可協助每個國家完成金融部門的發展和改革。

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對非洲國家也造成衝擊，讓非洲國家發展金融市場的工作更形艱難，但就長期成長所需的籌資而言，發展完善的金融部門和適當運作的資本市場，將是不可避免的。在全球金融體系站穩腳步之前，近入國際資本市場並非易事，代價也不便宜。以迦納為例，2007年該國成功發行7.5億美元債券，最近卻用未來的石油收入為擔保，向國際貨幣基金（IMF）貸款6.02億美元。

因此，丹比薩‧莫約希望未來5到10年非洲國家能結束發展依賴，似乎過於樂觀，但如果非洲決策人士將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當作一記警鐘，大力推動金融改革，促使體質良好的銀行和證券市場的發展，丹比薩‧莫約希望非洲早日脫離援助的夢想，可能很快就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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