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患瀰漫、新流感疫情失控、失業率再創新高……「無能」幾乎已成為馬英九政府的御用形容詞。然則，放眼全球，政治領導者之失能又豈是馬英九的專利！面對比狂風暴雨更加凶猛千百倍的金融海嘯，迄今又有哪位領導人能夠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提出力挽狂瀾的有效方案？不僅各國領袖束手無策，即使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貿組織等國際經貿機構的眾多金童英才，也只能目瞪口呆地看著金融資本市場往十八層地獄滑落。
這個世界彷彿一下子失去了它的指標，我們所熟悉的資本主義世界乍然間方寸大亂，昔日的金融大亨、盤據華爾街的紅頂巨賈，一夕間似乎都成為待罪的馬多夫，成為潛在的騙子。金融集團的邪行歪道暴露出資本主義脆弱的本質，襲擊了整個地球，許許多多無辜的百姓莫名其妙地蒙受了無妄之災。於是，突然之間，這個世界失去了價值指標，失去了參考體系，虛無凌駕了一切。
於是，在精神層面上，宗教的狂熱再度取代了理性的價值；在物質層面上，私有和私心的慾望黑洞吞噬了公共的理想。在世界上，宗教的狂熱讓恐怖主義和人肉炸彈代言仇恨，民主的曙光被炸成了碎片；核子彈頭不再是製造恐怖平衡的和平武器，而是威脅的「私有化」，是商場利潤的擴散。同樣的，在災後的台灣，是慈濟和世界展望會等宗教組織深入災區決定災民未來的命運；而在重建的路途上，似乎一切都依循私心私有的規範，不僅「公屋」或「社會住宅」的概念被完全棄置，公共的空間和集體的記憶也宛如煙雲飄散。
問題的核心是：金融風暴、氣候變遷、能源枯竭、糧食短缺……這些21世紀的新生問題都已不斷在告訴我們：今非昔比，許多問題都要重新思考。新自由主義金融資本至上的信條已經破產，人們所熟悉的政經模式已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巴西總統魯拉說：「政治領導人必須進行質的跳躍，不應該再重複20世紀所犯下的錯誤。」壯哉斯言！過去以競爭、發展、私有化、弱肉強食為最高信條的資本主義，已在21世紀初年為自己掘了墳墓。我們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想辦法約束脫韁的市場，改變當今的政經體制，打造一個重視公共價值和集體力量的新世界，以便更團結、更有組織地去面對各種危疑風暴，更合理地分配世界的財富。做為新時代的政治領導人，若是一味依循舊體制，當然只能落得無能失職的宿命；唯有開創新的價值，才能負責並有效率地帶領人民迎對風暴和災難的考驗。

台北捷運木柵內湖線，實已面臨進退兩難、必須做出斷然選擇的關鍵時刻。
過去一直持樂觀立場的台北市政府，如今總算體認到殘酷而客觀的事實：木柵內湖線的系統機制，顯然在根本技術上還有難以克服、掌握的重大癥結，以致於想要在可預見的時日內徹底排除非常偶發性的故障，都不太可能。
換言之，目前已上路的木柵內湖線，是在系統性的不穩定、頻出狀況的情況下運作，目前承包商的工程技術最多只能在故障程度、頻率上降低而已，卻無法保證能根除系統性的故障。
在這基本的事實下，市政府其實能夠選擇的餘地一點也不多。也就是說，如果這系統性的故障無法全然掌握、排除，這就意味著每日搭乘這捷運線的至少30萬民眾，就每日處於不穩定交通乘載與可能的風險狀況中。
如果，目前的工程技術最多只能降低故障次數與層級，但卻不能保證根除系統性故障與隨之而來的交通意外風險，那每日30萬的民眾交通安全有何保障可言？
若立即停駛、全面翻修這運作系統，經濟利益的損失當然鉅大，但與民眾的交通安全相比，卻是次要的考慮了。

政府施政效率不佳的最新例證，除了這次88水災的救助行動外，就是近兩個月來停擺狀況不斷的台北市木柵內湖線的捷運。
已有人提議，由於這中運量路線的長度幾乎是舉世僅見，要在有限時間內徹底翻修，恐怕在技術上有很大困難，所以，與其繼續維持一個非常不可靠的運作系統機制，不如乾脆全面廢止這路線，或至少廢止新的內湖線，重新建構一個技術已成熟的高運量運作系統。
這看法，顯然不符現實所需。首先，台北捷運每日乘客量平均約為100萬至125萬人次之間，這條中運量捷運線的停擺，直接波及到的每日至少有2、30萬人次。若驟然停運，另起爐灶至少又要2、3年之久，代價是太高了。
其次，這路線貫穿了台北東區、國內航線之松山機場與新開發的內湖資訊業區，若一旦長期停擺，其客觀的經濟效益損失，不言可喻。所以，不但全線停駛、全面撤換新的系統，考量經濟效益，不太可行，即使是部份停駛，都不太現實。
為今之計，還是依照合約要求承包商的龐巴迪公司儘快增加系統穩定度，來因應民眾每日交通所需。

中國移動的董事長王建宙來本地訪問，成為本地媒體的話題；據說，公開演講的座位爆滿，顯示業界對中國的企業、商機有高度興趣。
如果，我們對「中國移動」董事長來訪的興趣，只有「中國」，那麼，我們的企業主似乎並不熟悉中國，也不理解自身的國際位置。此時的重點，不應該是所謂的「中國商機」，而應該是「製造業要如何面對4G規格中的歐美兩大陣營」。
中國移動並不是私營企業，它是國企（也就是本地的「公營事業」）改革重點，經理人有濃厚的官派色彩。例如，此次來訪的董事長，就是由電信主管官員轉任，2004年時，更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局的指示下，從中國聯通跳轉中國移動。而從中國移動購併經營不善的中國鐵通（CRC），以及投資巴基斯坦電信事業等決策來看，都有「配合政策任務」的色彩。
對照本地國營事業配合政策收購不良資產、官員出任經理人的狀況，就很容易理解所謂的「中國移動經營奇蹟」。
至於這次王建宙來訪掀起話題的第三代行動電話（3G）產業商機，更是明證。只要稍做一點功課，就會發現其中大有文章。王建宙在接任中國移動後，延續他在中國聯通時的看法，多次主張要發展業界主流的WCDMA，而非中國政府獨力開發的TD-SCDMA規格。直到2008年，新上任的工信部部長李毅中，明令中國移動必須擔任TD-SCDMA規格的「政策推手」，才改變中國移動的經營策略。
因此，媒體將中國移動的高層來訪，看做是觀察中國的3G產業發展、企業經營概況的指標，其實是一種誤解。至少，在這個領域，關鍵在於工信部的態度，而不是聽命行事的國營事業。
外界向來懷疑中國無意發展3G產業，他們只想藉由3G的操兵，作為爾後直接進入4G的基礎。從此次的手機訂單、設備商機的檯面說辭來看，這個方向似乎沒有太大改變。而且，依照中國移動在大陸的佈局，他們對於3G之後的佈局，將是歐洲廠商推動的LTE規格，而不是台灣政府正在全力推動業界壓寶的英特爾WiMAX。
其實，中國移動此次訪台，是有國際級的策略思考。真正的「大餅」，不在此次釋出的訂單，而是下一世代的產業規格。藉由在台灣的露臉、釋出的少量訂單，向英特爾、歐洲的Nokia，以及相關的大廠傳達訊息。
台灣的廠商、媒體忽略（或是刻意遺忘？）了自己在全世界產業可以發揮的策略效應，反而將一個可以具備全球影響力的議題，限縮在「兩岸電信產業合作」的範疇，這是台灣產業界的最大危機。

莫拉克風災至今，已發展到遷村安置的階段，因自然災難而考量或實施遷村，有形勢上的必然，對照之下，因建設而遷村，更應有誰該犧牲、誰該感謝的禍福一體感。孰料在主政者抓建設第一之下，民國50年代的石門水庫淹沒區移民安置，變成政府施政的一頁痛史。
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之名，近3千名石門水庫淹沒區民眾離開山明水秀的大漢溪中游世居地，被分別安置在桃園觀音、大園的防風林邊，從採集、漁獵、狩獵的生活變成農耕與撈捕鰻苗，暴露在東北季風的漫天沙舞之中。官方留下的文獻及影像宣示他們住得比原來好，政府且就近設立學校、衛生所來特別服務他們，實際上是他們必須按規定圖式建築，換地所得要加上貸款才夠蓋房子（龍潭土銀無息，水庫建設委員會擔保），分配的田稍好的，經過十幾年改良地質，才從純沙地轉為可以種稻的水田，分配較差的，則即使是特別引進圳水，也種不出地瓜或水稻。男丁紛紛到外地打工，一兩星期才回家一次，管教一下媽媽漸漸管不了的孩子。
台灣工業起飛，工業區小的、大的都劃在移民新村的隔壁，鎘污染、廢氣上下夾攻這些新移民，工廠建築有如巨魔，剝奪了在此偏鄉重造桃花源的權利，於是土地率多再度被徵收作為工業區的防風林；房舍由居民自己拆毀；部分未被徵收的房舍和住民，則日夜接收這些化學工廠的副產品。
台61線高架掠過大園、觀音海邊，再度給遷到這裡的水庫移民景觀上的衝擊，夜晚時這裡是警方巡邏的重點地區，不良份子最常在此處理犯案前後的事；廢土、水坑，左右可見，風力發電23具大風車冷森森矗立在聚落的廢墟旁，尖銳的葉片像是宣判此地死刑的匕首，沿著海岸排成一線。
蔣宋美齡於民國51年偕同副總統陳誠（首任水庫籌建會主委）來看移民新村的落成，周美青於民國98年來到移民新村的國小參加活動，該校正在大力實施多元文化教育，因為現在不但有該批移民的文化斷滅問題，也和台灣其他地方一樣，新移民（女性外籍配偶）已成黃昏中踱步在村中難得的青春身影。
蔣宋美齡雖然長壽超過一百，終究沒有在生前再度來到40年後的新村，一探此項遷村後來的滄桑，周美青則還有機會在莫拉克災民亟待安置之際，用腳重讀一次被多次拆解、多次移置的水庫移民史，和村中的新移民女性、原水庫移民女性促膝而談──如何以10多年來眷村改建的用心，將水庫移民併同此次風災安置處理。
石門水庫目前滿水位，真美。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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