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的日本大選，民主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在國會480席位，民主黨取得308席；執政的自民黨只得到119席。自民黨（及其前身）自戰後1947年大選開始，便是日本內閣制政府的執政黨。在一個甲子多的歲月裡緊緊掌握國家機器，規範了日本政治經濟路線，成為社會資源分配的決定者。60多年的統治，一方面創造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另方面綿密地織成政商網絡，巧妙地將日本的封建體制結合到資本主義結構中，以此形成少數菁英家族長期掌控國家機器的超穩定組織。這樣的超穩定組織在這次選舉中出現裂縫，這個不尋常的變遷是如何發生的？這個變遷對日本未來、對亞洲、對世界局勢等等方面將產生的影響，又會是甚麼方向？

變遷的直接原因是日本經濟多年的低迷。1990年代初期，日本便陷入長達10年左右的經濟遲滯。本世紀初日本追隨美國放鬆銀根刺激成長，勉強把經濟從長期的低迷狀態拉拔出來，但卻掉入泡沫化的陷阱。去年金融海嘯爆發，泡沫化的日本經濟受到重大打擊，成了金融海嘯最嚴重受害者之一，經濟成長率徘迴不前，失業率不斷上升。一貫以低失業率自傲，因而也不需要負擔社會福利的日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才能解決大量失業人口的社會問題；這又會衝擊稅收財務政策，從而也將改變各階級的財富分配。所有這一系列問題突然冒出，習慣於以財閥觀點治理國家大事的自民黨統治集團顯得窮於應付，長期建立起來的綿密政商網絡便出現裂縫了。

但是，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世界經濟版塊的移動。日本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始自19世紀70年代。當時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正在轉化為帝國主義，挾其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堅船利炮，佐以社會制度與科技學術的先進，使得日本朝野上下為之五體投地，立志進入西方的「文明國家」之林。於是日本遂有「脫亞入歐」的主張。百多年來，日本跟著歐美國家亦步亦趨，資本帝國主義制度果然也帶來日本經濟的繁榮。

但是，隨著第三世界人民的覺醒，也由於世界資源有限以及環境保護的需要，更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經濟危機便如瘟疫般不絕如縷。世界經濟的板塊開始飄移，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稱霸世界的局勢已江河日下，追隨歐美步伐的日本自然難以例外，長期追隨歐美制度的自民黨當然受到嚴酷的考驗。

但是更嚴重的考驗還不在經濟層面，而在日本整體發展的方向層面。日本要繼續「脫亞入歐（或入美）」？還是回到亞洲的大家庭？這個根本的問題正要挑戰日本的統治階級。政黨輪替只是序幕。

當H1N1疫情逐漸升高之際，各界要求啟動國安機制的呼聲不絕於耳，並一再強調既有的官僚體制已經無法應付疫情惡化的局面。然而必須追問的是，官僚體制的困頓究竟是組織設計的問題，或官僚組織運作鬆散且缺乏橫向連結所致？仔細察看呼籲啟動國安機制者的建議：疫情防衛網的建立、防疫知識的教導、隔離與檢查措施的訂定、中央至地方之衛生醫療體制的緊密結合等，這些不都是衛生署就應該負責的業務嗎？因此，防疫問題的最後機制絕不能迷信一個虛無飄渺的國安機制。

官僚無能處理問題時，習於推託出一個更高層的權力組織，彷彿權力的大小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存在著正向關係。不過，台灣政府已經有太多的跨部會組織或以各種名義組成的「會報」。數十年的經驗也早已顯示，這些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跨部會組織或超權力機構，根本毫無解決問題的能力，更別說國安機制的概念向來模糊；難道日後遭逢重大事件，就該跳躍式的寄望國安機制，彷彿寄望某種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神秘武器，瞬間消滅危害社會安定的惡勢力？

迷信啟動國安機制以對抗H1N1疫情，到不如先看緊衛生署和政府機構到底怎麼失去了防疫機制的建置能力。

自2004年3月總統大選前夕爆發槍擊案後，「國安機制」一詞即成為台灣政治人物慣見的語彙。當319槍擊案發生後，立法院邀請行政院與國安會相關官員與會說明，「國安機制」究竟為何？可怕的是，相關官員皆表示，從未聽過所謂的「國安機制」，推託姿態溢於言表。

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災難尚未平息之際，H1N1新流感疫情則來勢洶洶。前任衛生署長陳建仁預估台灣將有3成民眾受到感染，曾參與SARS防治的前疾管局長蘇益仁預測將有約7千人死於H1N1。這些專家之言不能以藍綠區分，畢竟防疫如同作戰，當國人的生命遭逢重大威脅時，馬英九政府卻拒絕啟動國安機制，甚至誇言疫情皆在控制範圍內。

防疫本身為高度公共衛生與醫療的專業事務。我們因此呼籲啟動國安機制的必要性。透過國安機制，下達防疫動員令，使中央至地方能建構一套綿密的疫情防衛網。另一方面，更積極宣導防疫知識，實施防疫措施，同時儘速建立隔離與檢查的標準，使各級單位、學校與企業能夠有所依據。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全、人民的生命安全緊密相依，而疫情的防治更是廣義的國家安全的一部分。唯有啟動國安機制，我們才能戰勝H1N1。

過去一週，阿富汗與日本先後舉行大選：前者直選總統，後者改選國會（眾議院）議員並產生多數黨首相。拿阿富汗與日本的大選作比較，很多讀者會失笑：這兩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差若天壤，怎麼好比呢？

阿富汗駐有美國3萬多大軍，加上其他北約國家，共有5、6萬維和部隊，防禦塔利班保護選舉區，這種「鳥籠」式民主政治，怎麼可能和G7之中亞洲民主模範的日本相比？然而，日本不也有5萬美軍長駐嗎？而且時間是美軍駐阿的10倍長──自二戰結束以來。而日本實行了半個世紀以上的非戰憲法、自民黨一黨獨大50多年，都是1950年代美國炮製直到今天，不也是另一種「鳥籠」嗎？

這次阿富汗大選揭曉次日，立即有賄選醜聞傳出。日本民主政治水平與G7工業各國相等，少見賄選，但半個世紀以來，有多少任首相因政治獻金案而下台？有多少內閣大臣受金脈醜聞辭職？這與賄選的差別又何在？阿富汗現任總統因受美國支持、美軍保護，而信心十足自認必勝選連任；日本自民黨也因安保聯盟受美國支持、美軍保護，而長期勝選執政至今。

阿富汗與日本最根本的相似是：都因為原先政權的暴虐性而被美國打敗，之後被美國長期駐軍並推銷美式民主。在美國而言，二戰時宣揚「大西洋憲章精神」，戰後宣揚「反共」，後冷戰宣揚「反恐」，並且一以貫之在全球的美國勢力範圍、推銷民主政治與美國價值觀念。

但是民主政治原有其源自近代西歐文明的可貴價值，美式民主推銷得久了，高度文明國家實行久了，民主逐漸成熟，民意就要把美式「戰略民主」的外衣脫掉，顯露真正以民為主的本國尊嚴。8月30日大選大勝的日本民主黨，其競選政見「3個獨立」的第1條就是從美國體制之下獨立出來，並且質疑美軍地位問題。

落後的阿富汗的總統大選，可以與其相鄰的中亞各國「民主」選舉相比；中亞這些「終身」總統，是前蘇聯共黨體制的後遺症。今日俄羅斯本身，則是半模仿西歐式多黨制、半延續蘇式權力集中制。真正成熟的民主政治，其實是今天西歐主要強國實行的多黨制；美式兩黨制已沒落得只剩英語系國家了。日本民主政治最近10多年仿西歐多黨制成功，是這次民主黨大勝的背景原因之一。

達賴喇嘛喇嘛受邀來台為災民祈福一事，在兩方面引起了激烈爭議與詭譎變化。

首先，是國內以經濟掛帥、兩岸和平為主要方向的主流媒體、若干人民團體等反應激烈，不僅大幅批評馬政府決策錯誤，嚴詞批判這次一手主導的民進黨人士之政治操作，而且昨晚達賴抵台時，有些民眾更以行動來強烈抗議。

他們反對讓達賴喇嘛來台的主要論點是：達賴絕非是單純的宗教人士而是政治人物，而且自去年中共政權鎮壓西藏人民之後，達賴更成為中共全面抵制人物。 如今，台灣經濟幾乎全靠大陸善意開放，兩岸關係好不容易剛建立起友好的互動關係，怎能經得起這觸犯中共政權禁忌的後果呢？

另一方面，民進黨的人物與泛綠媒體則申辯，這純粹是為了災民心靈撫慰，達賴喇嘛是以宗教領袖身分來台祈福，何必無限上綱到政治操作。而中共抵制達賴來台，就是否定台灣民主。

其次，昨晚在達賴抵台後，中共隨即發出第二篇強烈反對讓達賴來訪的聲明，今日國台辦主任助理李亞非，更意在言外地說「會關注事態後續發展」，翻譯成白話就是：如果馬政府與達賴有進一步的政治互動（其政治意義的程度當然由中共自行斷定），則中共當然會有報復性的抵制行動。

事實上，今日本是兩岸直航許多新增航點的首日，原本多項由中共高官參加的慶祝儀式，已自動降溫、大員缺席了。其嚴厲的警告意味不在話下。

上述正反方面的論點，各有部分事實與根據；我們可從兩個角度，來討論達賴來台事件的是非與利害。

從現實利害上，其一，達賴當然是兼具政治與宗教身分的人物，這次來訪，不論他個人如何看待，客觀上的確有政治意味（邀訪人乃是民進黨人士）。其二，兩岸目前較具和平、經濟互利的關係，的確值得珍惜，這有助於兩岸人民彼此多了解，多嘗試共利雙贏的局面。台灣若單方面破壞這關係，對台灣經濟利益來說，的確傷害很大。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從爭議的根本性質上來看，兩岸之所以會對達賴來訪有不同價值判斷，癥結不在於台灣馬政府（民進黨有其特定的政黨利益考慮）是否魯莽，而在於中共政權如何處理西藏關係！如果中共政權的統治始終沒辦法得到西藏人民的認同，那這民主的痛腳，就永遠存在。

不論中共領導者去到哪裡，花再多錢採購他國資源，永遠會有當地民眾痛罵、抗議中共反人權、反民主。不解決這根本問題，未來兩岸關係還想深入發展，就必會不斷觸碰到這類「禁忌」。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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