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國安機制」云云，已被證明是人云亦云，又充滿疑義的政治論述。其概念大體是希望最高的政治權威，即總統，訴諸緊急例外之狀況，而跳過科層摯肘，以求效率的最快與效果的最明確。

然則，所謂民主國家，必然意味著制度化與常規化。換言之，就算是上綱到「國家安全」，也必然是制度運作的常態事務，絕無平日廢弛，直到災難臨頭才猛然覺醒，發現有必要啟動「國安機制」之類的緊急手段來因應。故而若缺乏制度化與常態化的認可，則其意味不只是諸如「螺絲鬆掉」的技術問題，更是民主成熟度尚有不及。

就此來看，三天兩頭便呼籲啟動「國安機制」者，恐怕是對民主體制的常態性缺乏理解與尊重。試想，倘若台灣日後動輒習慣「緊急常態化」、「例外制度化」，則等於是自動授予政治最高領導人一張無上限的權力擴張支票，民主何以維繫？

我們確實主張應該「尊重體制」，但請別誤會，此言非同總統馬英九常掛在嘴邊，那句內容空洞、行為消極的口頭禪。相反地，我們意識到，類國安機制在民間的提法之所以不絕於耳，乃是因為我們的體制根本不可信賴，以致於一般人寧可講究效果，哪管程序正當性之類的體制流程。這就像醫生束手無策時，病患家屬自然會尋「特效藥」，而他們對於副作用是不會太在乎的。

因此，我們所謂的「尊重體制」，必須連結對體制的體檢與改革，而非某種不作為的官樣託詞。舉例來說，面對H1N1的來襲，我們發現台灣的校護嚴重短缺的問題。校護的短缺是應為而不為，根本無涉緊急命令或國安機制，但由於這個體制缺口的存在，勢必會讓基層校園的疫情監控左支右絀。這是小事？還是大事？

同樣，台灣的基層公衛人力既不足又愈來愈「不務正業」，這也是老問題。據說此次莫拉克風災，基層公衛發揮了災民緊急醫療照護的功能，令人刮目相看。但問題是，我們如果希望被不斷瘦身的基層公衛人力，去應付愈來愈頻繁的天災，可是個合理期待？這難道不是個「不對稱戰爭」？我們難道真的只能祈禱，幸運一而再再而三地蒞臨台灣？

綜此，我們認為與其訴諸國安機制之類的緊急性，倒不如好好檢討台灣的制度如何變得這般千瘡百孔，有哪些事情是能作、該作而沒作？這不是技術性的補漏，而應該與體制改革的思維一併連結。這或許是在放任體制癱瘓與尋求緊急命令之間，減災的第三條路吧！

面對這次88水災的災後重建，我們應重新檢討政府、企業與社福團體三方面應有的責任與角色。

首先，政府的角色與功能是無可推卸的。在最基本的經費來源上，政府固然應管控投入的效益，但必須提供實際所需經費。因為，這是關係到台灣最基本的生態環境與人民生命安全，還有比自然生態與個人生命更大的價值事物嗎？

至於說，政府財政負擔已不堪負荷，又不能提高企業經營的營利所得稅率等等說法，其實是倒果為因錯誤認知。台灣租稅負擔率遠低於各國一般水平，僅為南韓的7成而已（14％相比於20％）。

我們不必一昧要追求高稅率，而僅僅是合理、一般稅率而已，若能恢復到十餘年前水平，即提高租稅負擔率到20％，則應付目前社福所需就綽綽有餘，而毋需讓政府舉債了。這難道不是過去長期享有特權免稅的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

其三，在實際救災與重建工作上，社福團體應積極投入，一方面在各項政策制定與方案規劃上，磨練自己專業能力，另一方面，則在實際執行上，擴大自己社會資源運用，已發揮最大工作效益。

上述這三方面的整合，才是最佳解決之道。

這次88水災的諸多後遺症之一，就是政府又要增加負債來重建家園。

在藍綠立委的政黨利益考量下，政府的功能就是不問經濟效益的散財童子，只要災民滿意、社會形象佳，政府目前到底有多少資源、能負擔多少、重建政策的效益等等基本問題，就全不在考量之內。

在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操作下，政府舉債來重建家園的政策，勢必會引起一系列的重大風險與危機。

首先，根據媒體最新調查與報導，目前政府賬面上的負債，就高達4.6兆，但若包含各項「隱藏性負債」，例如軍公教人員退休給付，公、勞、農保虧損等等，則高達14兆！因此，政府的支出不宜再繼續擴大了。

其次， 政府主要收入在於稅收，但若目前要大幅提高營業所得的稅率，就勢必要殺雞取卵地傷害到企業投資意願與資源。

所以，政府若要繼續做好社會福利，維持基本的收支平衡，不再惡化財政赤字，唯今之計，就是鼓勵社福團體自力經營，以自己長期的專業與熱誠與資源，來解決社會弱勢者問題。

在這種新式的社福BOT方式下，政府投入的公共資源就能有效控制，而社福工作的效益也會得到充分發揮。這才是兩全其美。

達賴喇嘛來台灣訪問，引發不小的爭議。大部分的討論，是把焦點放在海峽兩岸，彷彿達賴來訪，具有撼動兩岸政治的能量。

這其實是高估台灣與藏傳佛教對於台海局勢的影響力。從已經公開的訊息來看，「達賴來訪」的成行，源頭是在美國；西藏流亡政府其實是被動配合，目的在換取更多的國際政治籌碼；至於中國的強烈反應，對話者是美國政府，而非彈丸之地的台灣。

關鍵在於，美國與中方，對於台灣在美中互動過程所扮演角色，沒有共識。

美方在88水災時，細膩的操作「軍用機協助救災」的議題，它所釋出的訊息是，美方基於全球戰略、外交資源配置的考量，仍然希望台灣成為美中關係的「緩衝區」；因為，一旦台灣過於靠向美、中任一方，會讓美國耗費龐大的資源來處理對中國的關係。韓戰、823砲戰的經驗，就反映出這個共識。

政府明知達賴來訪會有強大的國內政治影響力，卻還明快的通過此案，彷彿完全進入在野黨的政治盤算當中，似乎是因為，全然理解美方藉由88水災所傳達的政治訊息。

在這其中，最令人費解的，是中方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態度。中方的強烈反彈，顯得急躁而無實際作用，似乎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所握有的籌碼；西藏流亡政府在訪台時的低調、全力配合，則顯示他們對於未來即將出現的議題，雖有意識，卻沒有太多準備。

中、藏關係的關鍵，不在於西藏流亡政府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而是即將出現的，達賴的繼任人選議題。從達賴訪問法國所引發的外交爭議，就可以看到，中國對於西藏議題的國際政治面，其實有夠多的影響力。相對的，藏傳佛教的傳承危機，尤其是「轉世制度」，才是中藏關係的罩門。從積極面來看，中方與西藏流亡政府的共識，會從轉世人選開始；從消極面來看，即使雙方對於轉世人選沒有共識，受傷最多的仍是西藏流亡政府。

從達賴喇嘛過去20年，對於班禪、大寶法王「轉世」雙胞案的介入過程來看，中國在此議題具有絕佳的優勢，因為，「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隨著達賴喇嘛年事漸高，西藏宗教界不得不面對這個議題。然而，達賴在台灣行程的低調，透露的訊息是，各方還不準備面對此事。

因此，就算達賴來訪有所謂的贏家，它也不在台灣海峽附近，而是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至於達賴來訪的餘波效應，也不會顯現在兩岸關係，而是美、中的未來關係，因為，台海是美、中的「緩衝區」，我方沒有絕對的自主性。

自年初立法院修正《離島建設條例》增訂第10-2條「博弈條款」以來，第一件博弈公投案即將於9月26日在澎湖進行投票；另外，「金門縣觀光產業推動促進會籌備會」日前也將博弈公投提案人連署書送交金門縣政府，且預計於12月5日連同三合一選舉，辦理金門縣的博弈公投。

雖然賦予離島設置觀光賭場法源的原意，係在振興離島經濟，然而，離島民意對此似乎仍然呈現南轅北轍的態勢。觀察金門與澎湖的博弈公投推動過程，至少有以下3個問題值得關注。

首先是法制面。「博弈公投」形式上雖然也稱「公民投票」，但實質上又不受《公民投票法》的約束，簡言之，若層層限制的「公民投票」是箝制人民行使國民主權的鳥籠公投，則毫無設防的「博弈公投」就形同是為觀光賭場量身訂做的條款。必須再次指出：一般民生議題之公民投票理應解除現行高通過門檻之限制，以保障國民直接民權之行使；相反地，攸關離島未來發展與居民長遠生活的「博弈公投」，恰恰反而應該採取《公民投票法》的高通過門檻才是。

其次是主管機關的態度。作為離島「博弈公投」的兩個主管機關，澎湖縣政府與金門縣政府的態度與作法可說大為不同，大力支持設置觀光賭場的澎湖縣政府已經舉辦數十場的「博弈宣導說明會」，不僅毫不避諱地大談設置觀光賭場後的利多，且甚少言及設置賭場後的副作用與社會成本；相較之下，金門縣政府的態度則明顯保守許多，關於金門是否設置觀光賭場，金門府會首長一貫的說法就是尊重民意。我們以為，金、澎兩個縣府兩種過猶不及的作法均有可議，「公民投票」的精神既然是尊重住民自決，主管機關即應自我節制，不宜一面倒地替觀光賭場宣傳、背書，遑論是主導、影響集體民意之形成。另一方面，所謂的行政中立並非意指消極不作為，其實，為讓離島居民充分討論、理性投票，主管機關反而應主動提供國內外有關觀光賭場之利弊得失報告，並舉辦無預設立場之公聽會，才是負責任的作法。

最後要問：離島居民準備好了嗎？由於法制面的設計缺失，使得「博弈公投」一旦進入投票程序就一定會有所結果，加上發動「博弈公投」之一方常理判斷應屬於支持設置觀光賭場者，因而，容易形成同意設置觀光賭場者站在攻方、反對者站在守方的態勢，正因為如此，具有投票權的離島居民之意向其實更有關鍵的影響力，在這一場有失公平且正反力量失衡的賽局下，離島居民除積極參與討論，並且踴躍投票外，其實已經沒有別的選擇。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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