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閣揆吳敦義上任後首度接受媒體專訪，提到一套所謂「庶民經濟」的理論。他說，經濟不能只看專業機構或政府部門的GDP、成長率、失業率等統計數字，更重要的是必須貼近人民生活，用眼睛看，用耳朵聽，透過細心觀察，用心體會，了解庶民經濟生活指標背後所代表的現象，不論是擬定政策或執行政策，才能真正解決民情民瘼。

值此全球金融危機瀰漫的年代，吳敦義的說法其實另有深意，它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般人對經濟學家、金融專家的不信任。就像這次內閣總辭突兀得讓許多名嘴乍然啞口，讓許多政治預言家砸了招牌；這一波凶猛的金融風暴，也讓許許多多經濟學家的理論、數字、統計、模型全面動搖。當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行為不再是理性的，當市場不再是自我調節的，當公共部門的介入竟然是被期待、而不再被認為本質上是擾亂經濟秩序的……失去判準的經濟學家突然發現，他們長期以來其實是與真正的社會脫離了關係。

其實，自20世紀以來，「經濟學」被賦予了太多科學、精算的神秘面紗，各種經濟專論中充斥著數據、圖表、模型、運算，讓許多人忘了，即使是西方的經濟學，還有另一種以馬克思理論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學」傳統，而這一套傳統的經濟學，也的確在金融海嘯爆發之後重新受到重視。各個領域的學者重新認識到，經濟，其實就是一種社會活動，歷史、文化、社會關係都會深沉地影響到經濟的運轉。如果當朝當道的經濟學家堅信理性算計的個體和自我調節的自由市場，那麼，「社會經濟學」相對注重的是權力關係、體制、人際網絡和信賴機制。除了利益的追求和算計之外，他們更強調的是文化、價值和情感。

吳敦義說：經濟興衰有許多可供觀察的面向，經濟數字固然重要，但包括股市、餐廳生意、航空貨運業務，甚至在高速公路上南北奔馳的貨櫃車數量，卻是更貼近民眾生活，同時更能即時反映經濟興衰的重要經濟指標。

這樣的說法，或許已可以視為是從數理經濟學轉向社會經濟學的一個指標。過去，我們太過強調經濟學的科學、數理面向，而忽略了經濟其實也可以是各種人文科學的總和。畢竟，經濟是非常嚴肅、重要的事務，不能只讓經濟學家來處置。

不管王文洋是否真的成為台塑孤鳥，雲林麥寮海灘上的黑面琵鷺、隼、水雉、短耳鴞、高翹●等20多種稀有鳥類，都已因台塑的生產而必將成為孤鳥。在礦坑中，金絲雀的死活，是預示礦工能否活見家人的關鍵；麥寮海灘上的死鳥，或能總結台塑帶給台灣的債務。

過去，虛應的就業機會：我們發現當初台塑六輕的設立，稱可帶來10萬就業人口，可是雲林人最終只有2千6百人獲工作機會。污染卻使雲林依賴養殖業之就業人口減少6千人。就拿「無論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的最低標準來檢驗台塑，它都不合格，遑論號稱打破中油壟斷，實則聯合壟斷的加油夢魘。

未來，帶來更大的水患：此次88風災，一來是暖化的天災，二來是引水問題的人禍。然而，這兩者台塑都有份。單單六輕一年的碳排，就超過台灣全年總量的4分之1，超過全台7百萬人一年食衣住行的排放量。最可怕的是，對於六輕超抽的地下水量與地層下陷，政府毫無監督權力與數據。

沒人希望下次風災時，麥寮成為下一個林邊鄉。屆時台灣人均攤的捐款，遠非台塑投下的「認養10億元88水災公共工程」所能彌補的。

當台塑王家的遺產爭奪戰，已經像是八點檔般在電視上演，多數民眾真正關心的應該還是：「管他王永慶有幾房，台塑股票成長最重要！」

是的，台灣百無聊賴的媒體，沒有人關心台塑龐大石化業及其背後對台灣的經濟影響，正面臨急劇的板塊移動。

首先，根據工總統計，若台灣未簽訂ECFA，約有143項石化衍生產品，會因為出口到大陸的關稅介於2％至10％，而無法與中國大陸國內的零關稅產品進行競爭。亦即，曾經是台灣GDP依賴重心的石化業，對內面對ECFA爭議，而遲遲無法留住台塑；對外，又得面對中國大陸將石化事業整合「三中」（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後，新的中石化集團總部可掌控整個大陸1千多個廠、年煉1千萬公噸的天津石化煉油廠。

其次，在環保團體的抗爭下，原本雲林大煉鋼廠計畫，已轉進越南河靜省，當地政府已交地、並將於2009年底全面動工。反觀政府，非但未反省大煉鋼的失敗經驗，還讓總投資高達2千8百億元、足以拯救台灣經濟的「六輕五期擴建計畫」，繼續陷於嚴酷的二階環評。

對於希望台灣經濟走出紅海的台灣人，除了王文洋，你更應注意台塑對台灣經濟的衝擊。

前太平洋電信電纜董事長孫道存，涉嫌掏空太電171億新台幣，欠稅3億元，然而5年來仍能出手闊綽、生活豪奢，不但坐擁豪宅、名車，還被媒體拍到帶著新婚妻子大肆血拚，一點都不像總負債超過224億的窮人。

孫道存現象並非個案，日前也有媒體報導，涉及力霸掏空弊案、積欠龐大債務與稅金的東森集團前總裁王令麟，在交保後還是天天名車代步，出入高級餐廳。擔心王令麟潛逃而全天候跟監的探員，變相淪為王令麟的貼身保鏢，在王令麟大啖美食時於餐廳外站崗守候。

台灣有名呆帳大戶，如前高雄市議長朱安雄主持的安鋒集團、翁大銘的華隆集團、葉素菲的博達公司，還有長億集團、廣三集團、東帝士集團、國產汽車和力霸集團等。這些呆帳大戶，不少都同時兼具「呆帳大戶」和「欠稅大戶」的身分，欠銀行、股東、國家稅款，且涉及背信、掏空、假帳、詐欺等犯罪案件，但卻仍然生活豪奢，說到還錢就兩手一攤表示「已經破產，名下沒有任何資產」。台灣破產制度的荒謬與缺失，在孫道存等破產富豪身上展現無遺。

難道台灣沒有所謂「禁止豪奢條款」嗎？在針對卡奴問題而訂定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中，就要求聲請清算之卡奴，必須遵守「生活限制條款」，對於工作項目、生活條件都有嚴格限制，防止不知節制的債務人過著奢華的生活。債務人聲請清算程序後，生活不得逾越一般人，非經法院許可，不得離開住居地。法院也得在必要情況下，對債務人裁定拘提或管收。

同樣是破產，富豪和卡奴所積欠的債務可不能相比，但是，卡奴為了解決債務與信用問題所必須付出的努力，法律卻沒有同等要求富豪比照辦理。難道真的是債多不用愁、富豪欠債與庶民不同嗎？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破產法》的立法意旨是為了鼓勵投資，讓投資者可以評估可能的風險代價，在面臨倒閉時可重整重建、讓負債大於資產的個人有機會重新開始，給失敗者帶來希望。在破產制度下，欠債不是犯罪與懲罰的問題，而是著重在鼓勵債務人主動積極地去解決債務，協助債務人獲得經濟上的重生，並早日恢復消費生活。

然而，善意的立法遇上動機不正的人，就會帶來道德風險。如果不必還錢又照樣可以過著豪奢的生活，聰明的富豪們何必要解決債務問題呢？還是趕快把用詭詐手法搬運而來的錢，移轉到海外或是親友名下、完美切割，再雙手一攤申請破產，血本無歸的股東們只能看著這些欠債大戶住豪宅、高級車接送、吃穿皆為高檔消費，而無可奈何。

對欠債者寬容是出於實際解決問題的需要，不應是容許賴帳行為。是到了該檢討台灣破產制度的時候了。

吳朱內閣走馬上任，即時民調顯示對政府的支持度顯著上升，但衡諸馬劉政府一年多以來，許多事情仍舊未變，甚至更形惡化。

貧富差距就是一例。根據主計處調查發現，2008年居金字塔頂端的富人家庭的可支配所得，是最低所得家庭的6.05倍，國內最高所得組家庭的可支配所得為183.5萬元，最低所得組家庭只有30.35萬，差距創下近5年新高。若剔除包括各種社會福利補貼等政府移轉收支後，原始貧富差距達7.73倍，又一次改寫歷史最高紀錄。

高所得的來源千奇百怪，從高工資、高地租、高資本利得等各項因素加起來不一而足，但低所得通常只與低工資相關，而低工資通常又與當前的非典型就業脫不了關係。學者金和魯伊達（Desmond King & David Rueda）針對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研究發現，不分高社福取向的北歐國家還是市場取向的英美加，廉價勞工都是普遍性的現象。如何定義廉價勞工？金和魯伊達首先將勞動者區分為典型就業（非臨時性、非部分工時）與非典型就業，前者擁有穩定的工作，後者則在不穩定中顛沛流離。非典型就業具有三個主要特徵：低工資、低勞動保障，以及──如果有的話──低分紅。在「三低」的廉價勞工庫中，因為勞動條件差，勞工或是出於自願或是因為被迫導致轉換工作迅速，但怎麼轉都是在三低的條件下轉。少數族裔、新移民、女性以及年輕人構成了這個三低勞工庫中最主要的骨幹。

但其中較為不同的是，在較低勞動保障的市場導向型OECD國家中，廉價勞工在典型穩定型就業所佔的比例要高於高勞動保障的協調、社福型國家，而在後者典型與非典型就業之間的壁壘更形鮮明，金和魯伊達因此推論，高社福國家典型的穩定就業部門更依賴非典型就業。

這在政治上的確有其重要的意義，這兩種類型的就業似乎更建立在一種穩固的交換關係上：愈穩定的典型就業部門，愈需要三低的非典型就業部門以為支撐，形成了現有組織性勞工與非典部門勞工的對立，而工黨、社民黨的政治盟友是前者而非後者。反倒是在美國，非職業性、工作場所取向的社區型勞工團體反而有效地實現了三低非典勞工的團結。

當前，我們很難想像馬吳政府會將台灣貧富差距問題放在政策菜單中，他們總是依賴殘補性的社福與市場解決問題。從OECD國家既存工會的發展以及台灣工會體制中強化對企業的依附性，更難以期望大部分的既存工會會著墨貧富差距問題。台灣保守維持現狀力量的強大，與進步力量在政治上的缺位，貧富差距問題在可見的將來只會持續擴大。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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