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與歷史經驗的孤立性，造成日本在國際關係上不善於捭闔縱橫，而純直執著於「事大」，絕對追求世界第一的附從者，而唯恐失去第二的地位。8月30日這次大選帶來巨變，日本國內種種政體積弊的革新之外，國際關係上，勝選的民主黨特別強調：美國最近的「親中非日」，是日本要「脫美返亞」的主要背景原因。

「脫美返亞」是相對於明治維新以來的「脫亞入歐」──後來美國取代歐洲稱霸全球，日本就隨之而「入美」，以保持「事大」的第二地位。這兩次的「亞」都是指東亞，與整個亞洲的帕米爾以西部分無關；而東亞在明治維新以前，以及在今天美國次房貸金融危機造成全球經濟衰退以來，都是以中國為中心。日本當年的「脫亞」，是思想家福澤諭吉倡導、揚棄中國儒家文化而全盤西化以圖強；今天日本的「返亞」，是在中國崛起、美國衰疲並且「親中非日」之下，日本保持國際地位的調整做法。

但是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上，美國在東亞尚未被篩出，中國在東亞也尚未「恢復」古代獨強的地位。美國「只是」衰退到了一個關鍵的臨界點──需要聯合中國的力量，來維持美國在世界第一的地位。而在最近兩年之前，美國是以名為聯合日本、實為控制日本半個世紀，來維持其世界霸權的。也就是說，如果僅從美國霸權來看，中國正在取代過去半個世紀日本被美國利用的地位。而如果再相對地從中國來看，與過去半個世紀日本對美國關係的不同是，既不受美國控制，實力與潛力又要大過過去的日本。所以，日本亟需要根本性地調整日、美、中的關係。

然而美國對日本的關係，遠比日本對美國的關係複雜，其中最關鍵的是，過去半個世紀美國控制日本，一直是為了圍堵與牽制中國。而現在美國為了生存，又要聯合中國。原來的圍堵與牽制是否仍存在或失效，尚在其次，而圍堵或牽制中國的「工具」──日本，已感到國家處境地位的徨惑。

在美、中之間，日本立國以來首次面對兩「大」而不知要「事」那一個的困擾。未來短期之內，日本尚不可能捨美就中，但眼前現實已不能再「唯美」下去。於是，民主黨的日本構想同時超越或擺脫中、美兩「大」，設計另一個「更大」的局面來解困：「東亞共同體」。

「共同體」這個名詞，一看即知襲自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當年不但其總生產可以超過美國，而且其他種種確實可以「大」到在美、蘇兩大之外。而東亞共同體要比當年歐洲共同體容易得多：現成有東協的團結一致，中國已經當了龍頭，日本不必多費力氣，像歐洲共同體與今日歐盟的德、法、英三強關係始終擺不平，在兩韓統一之前，東亞共同體如果成形落實，日本可以穩坐第二位不愁。

在亞太經合會快要過氣、東亞高峰會尚未成氣候（美國已蓄足勢要攪局）的情況下，日本提出東亞共同體，言明不排美而實際上美國至多插花而已，將是一個可以期望的新區域集團的方向。所以，北京官方外交部與民間6成網友，都積極表態歡迎。

金融危機發展至今，社會各界對於過去的經濟政策乃至理論學說都提出了愈來愈多的反思與批判。為了回應種種批判壓力，法國總統沙柯吉去年成立了「衡量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委員會」，聘請兩位改良派經濟學大將史迪格里茲與沈恩參與，9月15日公佈了該委員會的研究報告，宣稱將更加重視民眾福祉而非生產面的經濟指標。然而，這種改良派的軟弱呼籲究竟有何意義？很成疑問。

首先，類似指標早已提出過不知多少，諸如台灣也曾談過一陣子的綠色GDP，到最後皆無疾而終。根本的原因並不在於指標的好壞或是「人們」對某些因素（例如環境）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關鍵在於掌握權力的政商勢力並不重視這類面向，他們要的是其商業、政治利益，其餘的社會、環境之類，全都無關緊要，能丟就丟。此種權力利益格局決定了任何指標的「用處」。

法國報告通篇對於社會實際存在的權力利益格局不置一詞，將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當成一架複雜的大機器，我們的任務彷彿就是如何更科學地找出可以更精確反應這家機器運作情況的各種指標，看似全面，實則蒙昧。

法國總統沙柯吉先前倡議將社會福祉化成指標，以避免單純使用如國內生產總值（GDP）這類指標的問題，並找來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與沈恩操刀撰寫研究報告。無獨有偶，新任的行政院長吳敦義也在日前提出「庶民經濟」概念，並舉股票指數、餐廳生意、高速公路貨運情況等作為他觀察庶民生活的「庶民經濟指標」。兩者看起來大同小異，然而細看一下就會發現兩者相去甚遠。

法國報告一開始就直指過去的指標太過偏重經濟的生產面，而忽視民眾真實的福祉，法國報告甚至直指貧富差距是造成經濟指標與民眾感受落差的主因之一，可是吳院長的指標恰好全都是生產面的，正是法國報告批判的對象。法國報告強調問題不僅僅是指標問題，而是背後的價值觀與衡量概念出了問題，比如為什麼首先重視經濟成長率而非家庭負債比率、環境破壞程度等，但是台灣的閣員們看起來完全沒有這類批判概念，一副全民拚經濟的模樣。

法國政府的報告雖然並沒有提出什麼具體的替代性指標，但與台灣的閣員們相比，不能不承認法國嘴砲確實比較高明！

玻利維亞首都拉巴斯，每個晚上，足球場開始動了起來，明亮的燈光讓天上的星星黯淡，比賽結束後，煙火在冷冽的空氣中爆開，球迷在街上嘶吼，揮舞旗幟和啤酒罐，此情此景夜夜上演，無論這個國家遭逢多大的政治危機或勝利。

烏拉圭作家艾杜亞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在《光與影中的足球》（Soccer in Sun and Shadow）一書中寫道：「無論這是否為一起慶祝的事，或讓我們一起沉沒的船難，足球在拉丁美洲，有時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因此，當玻利維亞足球隊最近未能晉級世界杯足球賽之際，忠實的球迷和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就提出一個前所未見的解決方法。為了解決玻利維亞國家足球隊成績不佳的問題，莫拉萊斯說：「有什麼比政府介入更好的作法？」

將足球產業置於國家控制之下，是莫拉萊斯這個人氣超高的總統，繼把天然氣、錫礦和通訊部門收歸國有後，另一波的國有化行動。

莫拉萊斯對記者指出：「我們對足球隊在半準決賽的表現感到遺憾，到目前為止，足球都是由民間、自主的實體所控制，但他們並未拿出好成績，國有化可使國家代表隊更有尊嚴。」

儘管這不能算是一個聰明的解決方法，從玻利維亞最近幾年的歷史可知，特定產業和企業在國有化後，確實比民營更有效率。在莫拉萊斯的領導下，玻利維亞政府甚至比外國天然氣業者更以人民的利益為最高優先，國家控制的產業為貧窮的國庫帶來龐大收入，提供社福計畫和發展項目急需的經費。

莫拉萊斯計畫將足球產業置於國家控制之下，凸顯出他對玻利維亞的經濟遠見，這個遠見不僅提振他的民意支持度，使他在12月的總統大選中將以極大的差距擊敗對手，也說明他對足球的熱愛，這份熱愛促使他贏得總統寶座。

莫拉萊斯出生於貧農之家，13歲時在自己村落組織了一支名為兄弟情誼（Fraternidad）的足球隊，並身兼隊長、球員、裁判和募款者多職。莫拉萊斯回憶說：「我就像這支足球隊的老闆，我得幫美洲駝剪毛，父親幫我管理球隊，他是一個運動高手，我們賣掉駝毛，用換來的錢買球和制服。」

當莫拉萊斯家因乾旱而被迫遷往查帕里地區（Chapare），開始種植古柯葉時，他很快被當地的古柯葉足球聯盟選為運動經理，這個角色引領他擔任其他聯盟的要職，最後更成為玻利維亞左派的領袖，並在2005年當選總統。

莫拉萊斯曾在2007年於拉巴斯與阿根廷足球明星馬拉杜納下場比劃，並將比賽用球送給古巴總統卡斯楚，足球上簽下「我敬佩的卡斯楚！」幾個字。不久後，莫拉萊斯推掉與智利總統巴舍萊的國宴，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踢了一場足球，他領導的球隊以8比1擊敗智利職業球隊；他也曾在2008年曾帶隊在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與該國明星隊舉行友誼賽。

出於對足球運動的熱愛，莫拉萊斯還要求全國所有企業，每週三至少為員工安排一小時的運動時間，並在玻利維亞境內大力普及足球運動。

莫拉萊斯打算將足球產業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這個想法很對，這個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產業，過去幾十年來都是由民間企業菁英控制，使得這項運動逐漸與拉丁美洲的勞工階級文化脫節，而勞工階級向來是滋養和壯大足球運動的主要力量。

莫拉萊斯去年接受訪問指出：「足球是一個整合器，這項運動不見得與冠軍盃、獎品或獎牌有關，但其意義更遠勝於此，足球使我們忘記惹是生非的政治人物，甚至連貧窮這個問題，在90分鐘的比賽時間裡，都會在這個社會現象中被人遺忘。」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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