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60週年，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辦世紀大閱兵。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的巨大屈辱以來，一切變法革新，追求的無非就是富強之夢。這次閱兵，中國陸海空精銳盡出，無疑向世界宣告，中國自19世紀中葉以來念茲在茲的「船堅砲利」理想已告實現。根據，英國《詹氏防衛周刊》的評比，中國近幾年擴大軍事投入、引進先進裝備，太空和導彈的技術實力迅猛發展，軍力在2008年以排名全球第四。日本的媒體更是大幅報導，認定中國已是僅次於美國的軍事大國。
不過，由於北京當局自鄧小平時代即設定「和平發展」為思維主軸，在軍事上採取不爭霸的低姿態，因此，相對於中國在軍事上的「強」，更讓西方強權在意的是中國的「富」。歐美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大量投入復甦重建，經濟發展快速，有所謂「黃金30年」的說法。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迄今也剛好30年，若說這是中國的「黃金30年」應不為過。然則，西方的「黃金30年」是讓許多受薪者可以實現小康富足的夢想，是一個讓黎民百姓可以共同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的「美好年代」。那麼，中國的富強，老百姓是否能夠共享呢？
不容置疑，中國近30年來的發展雖然迅猛強悍，卻也付出了一些令人怵目驚心的代價，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一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二是生態環境破壞加劇。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邏輯，說服大家社會財富的積累終將往全民滴漏，富有只是「先」與「後」的問題。於今，30年過去了，日趨刺眼的社會矛盾，顯示鄧小平的說法越來越沒有說服力。而這30年來，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到處冒頭，所到之處，多少河川土壤受到荼毒！一個世代的發展竟以未來世代的犧牲環境品質做為代價。
於今，中共建政60週年之際，上述問題是否受到足夠的重視？未來的中國究竟會是什麼樣子？當然，從2009年中國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政治經濟政策主軸來看，北京當局的確已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譬如，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9月在大連的「夏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即強調要「實現強國與富民的統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加注重完善社會保障體係和發展社會事業，促進基本公共服務逐步均等化，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除此之外，溫家寶也承諾將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原則與規定，大力調整產業結構，改善生態環境。中國未來真要實現強國與富民的統一，真正該關注的，不是經過閱兵台的軍備武器，而是溫家寶的莊嚴承諾。

近日台灣是否應讓新疆獨立運動領袖熱比婭入境，其爭議的核心關鍵在於恐怖主義。即，熱比婭的組織與恐怖分子有密切牽連，而恐怖主義是國際社會所不容，而且對台灣安全不利。我們可分兩點來討論這爭議。
在民主社會內，政治言論自由不應有表達自由的限制。但若最激進的政治言論要轉化為實際行動，則就有當權之國家法制來規範了。因為，往往激進政治言論要落實的話，就包含了暴力手段的實踐，這當然與掌權的國家體制有根本法律與權力上的矛盾。但這對於恐怖主義的規範與排除，其實大有討論餘地。若這國家體制非民主程序所建立，則在無民主和平手段來落實其政治訴求時，暴力往往是民眾自衛的最後手段。
其二，所以要定義熱比婭的組織是恐怖主義集團，就必須先證明，他們是在既有民主體制之外，刻意要自己搞暴力革命。若是如此，我們當然可以考慮這類為暴力而暴力的狂熱分子不宜來台。如其不然，則他們是別無選擇之下，以暴力來落實自己政治訴求時，那就應深入討論、了解他們獨立主張是否合理、為何不容於中共政權。
若是如此，我們更應讓熱比婭來台，以合理論述來證明自己訴求有正當性。

兩岸關係非常複雜而敏感，任何一個互動的議題其實都同時牽涉到不同面向。對於兩岸關係的任何單一議題，都需以兩岸關係發展的全局觀點來評估。而且，兩岸關係目前畢竟尚處於剛開始正面發展階段，彼此的信賴感與默契都還需不斷深化積累時，更須審慎而細膩的處理。
以此來看，這次政府是否適宜讓新疆獨立運動的領導人，熱比婭，入境訪問，就應以全局觀點來評估。
在言論自由層面上，熱比婭的政治言論當然可以在台灣民主社會裡公開散佈與討論。這是基本人權，也是單純的政治意見討論。但若這政治言論提升到政治行為的操作，如容許政治人物的來訪造勢等，這就不是單純的言論自由，而是這類政治行動與國家安全、利益之間衝突問題了。
中共政權是大力反對、嚴重杯葛國際間對熱比婭的支持或提供一定程度的行動空間。因此，若台灣讓熱比婭來訪，就是提供了她鼓吹新疆獨立的政治行動空間，這對兩岸關係、台灣利益的損害，是不言可喻的。
所以，基於台灣本身的整體利益考量，不讓熱比婭來訪當然是必要的，但這絲毫不影響台灣對維護人權的決心，因為我們同時開放新疆獨立言論方面的自由。

今年是1949年的60週年。這是一個討論中國建國、兩岸分隔等議題的良機，整體的氣勢雖然有點急就章、有氣無力，不過文化人士還是勉強擠出了一些成果。
不過，各種紀念、座談、活動，甚至辯論都顯得有氣無力、心虛，以及思考的準備不足。
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看待60年來的兩岸發展。目前較被接受的論述，似乎是將1979年之後的中國改革開放、台灣美麗島事件，視為是兩岸逐漸向自由開放靠攏、全力發展經濟的過程。然後，在這個架構之下，開始有一些關於個人經驗的描述。表面上，這似乎暗示資本主義的路線全面勝利，或是沿用傳統論述中的「抗戰勝利、中華民族再起」的某些元素。
或許，有人會對於「人民」這個元素，在這些「1949論述」中缺席，而感到焦慮。不過，目前看起來，這並不是最關鍵的議題。
這樣的觀點當然會讓人神經錯亂。讓人感到焦慮的論述，顯然不是一個適當的論述，因為，它製造出的漏洞，比它成功整合的議題，要多出太多。
主要的問題在於，對於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肯定，幾乎是否定60年來的中國在社會主義的各種嘗試；對於蕞爾小島在資本主義道路實施經驗的肯定，則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在沿用清末自強運動的「中體西用」主張。
但是，現實並不是如此。中國在1949年到1979年之間，有許多的嘗試、辯論；台灣在1949年之後的歷史，也充滿了許多的內部衝突。
典型的歷史、文化論述，似乎傾向於在一個較大的時間跨距當中，尋找一個固定、共通的結構。不過，歷史的經驗卻顯示，嘗試建立一個「萬靈丹」式的分析架構，往往並不成功。目前的情況不像是「終於開始面對1949年這個議題」，反倒像是台灣在解嚴前後，每年必辦的「論五四運動」：坐在房間的相關討論越多，結果卻是，台灣的社運、政運與歷史論述越走越遠。
這或許是因為，我們欠缺了世界史的視野。中國、台灣並不是世界的邊陲地帶，1949年的兩岸局勢，原本就有國際政治、經濟的格局；1979年的兩岸變化，也有國際經濟的脈絡。甚至，從1949年到目前的世界歷史，也不是處在一個固定不變的結構當中。
如果細看當年的歷史，就會發現，許多當事人的思維，並不是井底之蛙，他是有世界視野的。然而，當我們太急著為最近的60年做出定論、評價時，反而因此而錯失了理解未來發展動力的機會。

備受矚目的澎湖博弈公投結果已經揭曉，不同意在澎湖設置觀光賭場的占56.44％，本案否決，依《公民投票法》相關規定，未來3年內，澎湖不得針對是否設置觀光賭場再次進行公民投票。
雖然本案已暫告落幕，惟未來其他離島仍有可能分別辦理博弈公投，討論澎湖博弈公投之辦理過程與經驗，或有助於其他離島借鏡。
首先，檢視法制面，所謂博弈公投仍有亟待釐清之處。
按理，是否設置觀光賭場攸關離島長遠發展，影響離島居民甚鉅，然而，無論是行政與立法部門，為達儘速完成在離島設置觀光賭場之目的，於年初增修「博弈公投」母法《離島建設條例》時，竟未明訂門檻，依此規定，無論離島博弈公投的投票率有多低，只要同意票超過不同意票一票，即視為同意設置觀光賭場，反之，則視為否決。好在此次澎湖博弈公投，在正反雙方踴躍投票下，投票率尚能超過4成，否則，無論公投結果為何，過度偏低的投票率實難謂能代表多數居民意見。
政府部門另一個失職之處在於，雖然已於《離島建設條例》中賦予離島設置觀光賭場之法源，然而有關觀光賭場之管理法令，迄今仍付之闕如，政府相關部會的消極不作為，或許正是不少澎湖人在爭取觀光賭場20多年，最後一刻卻又猶豫起來甚至投下反對票的關鍵，不啻形同是對政府施政管理能力投下不信任票。筆者建議，針對「博弈公投」未設門檻是否恰當，國會應儘速召開公聽會，以作為未來修法參考；此外，主管機關亦應加速完成離島觀光賭場之相關管理辦法，以安定離島民心，展現政府提振離島經濟的決心。
除此之外，觀諸首場博弈公投之過程，是否符合公民投票之實質內涵，亦有可進一步討論。
以原本應該中立的澎湖縣政府為例，府會首長不僅多次表態支持，甚至在官方的「博弈宣導說明會」中大談設置觀光賭場後的利多，現在看來，此種報喜不報憂的宣傳手法，不僅逾越了主管機關的分際，在資訊不虞匱乏，民智已開的現代社會，似乎也難以影響集體民意之形成，甚至反而加深了不少澎湖居民的疑慮，可說適得其反。必須指出，形式上，住民自決確是「公民投票」的核心精神，然而，唯有賦予博弈公投更多的審議式民主內涵，這場攸關離島前景的民主饗宴，方能真正體現公民投票的意義。
最後，相較於官方一面倒的立場，此次澎湖民間的正反意見確實作了充分的動員與表達，但過程中加諸於正方的過多泛道德指控，也許有助於積聚反對觀光賭場的能量，但顯然無助於提升澎湖的經濟發展。我們以為，無論基於振興離島經濟的正方，或憂心其隱性代價的反方，其關心澎湖的心願並無兩樣，衷心祝福，公投結束後，正反雙方能摒除成見，共同攜手擘劃、決定澎湖的未來。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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