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60週年國慶，受到世界各國普遍的注意。有的注意閱兵大典所展示武器的先進程度，有的重視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事實與經驗，有的擔心中國崛起對國際局勢所可能帶來的衝擊。不管出於怎樣的原因，大家都認識到，這是歷史性的國際大事，必須以全球的視野與歷史的眼光來考察。只有台灣例外：主流媒體侷促在爭議「國策顧問不宜出席北京的國慶大典」、批評「電視台轉播北京國慶閱兵」、攻擊藝人表達「中國一定強」的言論，忽略了這個大事件的重大意義。台灣的主流意識被誘導到這種坐井觀天的格局，令人不勝感慨。

但是，世界主流媒體報導以及各國政要對於中共建政60年的評論，固然有比台灣寬廣的視野格局，卻也並非沒有盲點。不少輿論都承認今天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就，承認中國已經成為具有世界性巨大影響力，注意到中國在60年前貧窮落後、內憂外患交織的歷史，甚至指出中國的這些苦難應該追溯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所有這些議論都有相當的深度，遠比台灣主流評論斤斤計較於有沒有「為匪宣傳」來得高明。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認為這些報導或評論有些嚴重的闕漏。

最主要的闕漏，是西方主流媒體與政要們或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中國今天的成就，象徵著第三世界人民基本上從歐美強權的壓迫中站起來了。世界近代史，可以視為資本主義強權主宰第三世界的歷史，因此也是第三世界人民反抗強權，追求獨立自由的歷史。這個從1492年哥倫布航行到美洲開始的強權壓迫第三世界史，歷時5百年，強權們應用各種或硬或軟的手段壓迫各個地方的人民，發動數不清的戰爭，無數人或被殺戮、或被奴役，其痛苦辛酸是無法敘述的。

壓迫當然帶來反抗。但是面對壓迫者遠遠優越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等等方面的力量，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或奮發向上是何等艱難。終於，在哥倫布欺負美洲原住民之後5百年，一個屬於第三世界的國家，以和平手段逼使資本主義強權承認它的影響力，接受它的國際地位，只有充分體認這件事得來的高度艱難，才能理解新中國成立60年的歷史意義。

從這個角度，和平崛起的中國不能忽略過去悲慘的命運，那是多少人以生命與個人的幸福為代價換來的；更不能忽略今天還有不少第三世界人民或國家，還在直接或間接受到列強的壓迫。中國不能遺忘這些，更不能「媳婦熬成婆」而轉身變成強權，參與壓迫者的行列。

當金融海嘯爆發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頻受責難；短短一年，支持者卻又開始喧囂。新古典主義最大特色就是市場機制無限上綱，堅信人類一切活動可透過市場取得最好的資源配置，於是調和社會利益差異的官僚機制就可自廢武功。「以房養老」之說就是讓市場處理老人安養問題，也暗示國家卸責的意圖。

「以房養老」建議以個人的房地產作為退休養老金。但是將養老金多寡等同於房地產的價值，將惡化不平等社會下的老年人權以及福利問題。眾所週知，台灣社會財富分配自1990年代開始急速惡化，因不動產配置而造成的所得不均更趨擴大。主計處資料顯示，若以五等分位來看，2007年台灣所得差距為7.73倍，但有學者指出，若將不動產價格列入計算，所得差距至少達16倍以上。台灣的養老體系若以不動產為基礎，住豪宅的富貴人家繼續保有無憂無慮的老年安養生活，而偏僻鄉鎮的小老百姓，因其不動產價值不高，退休金也就微不足道，無殼蝸牛則連終老的保障都被遺忘了。

簡單說，懶惰又愚蠢的決策者才會把責任交由市場機制處理，「以房養老」只是將本來就存在的資源不平等問題用投資獲利口號掩蓋。最先獲利的只是那些無能官員。

近日衛生署長楊志良提出分期賣房子的養老新觀念，許多部會首長亦深表贊同，學者專家們更紛紛撰文為政策背書，而房仲業者則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簡單來說，以房養老就是一種「反向抵押貸款」的概念，購屋貸款為「按期還錢給銀行」，相反的，將房子抵押給銀行，銀行按期付錢，即是「反向抵押貸款」。當你過世後，銀行則能取得房屋所有權來處分獲利。

「以房養老」的概念之所以能獲得廣泛的支持，顯然與當今社會的需求不謀而合。根據政府的統計，台灣65歲以上老人的安養，其中53.37％乃是仰賴子女奉養；其次則為透過政府的補助或相關津貼，至於依靠自己的退休金者，其所佔的比例則最低。換句話說，大多數的老人皆須依賴子女或政府才得以保有基本的退休安養。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侍奉、照顧年邁雙親雖是傳統孝道的一部份，但對許多受薪階級而言，卻是無法迴避的沈重負擔。而就國家財政的角度出發，這項政策能舒緩因高齡社會所帶來的財政負擔。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老人安養將是台灣社會未來不得不嚴肅面對的課題。「以房養老」不僅能解除子女們的負擔，更能讓老人保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日本的人道主義作家大江健三郎應邀訪台，參加由海峽兩岸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共同舉辦、專為他個人而設的文學討論會。大江本人在來台之前，兩度鄭重表示，這是他為日本對台灣的「贖罪之旅」，並且特別強調：當年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造成了今日台海兩岸的分裂，是歷史性的罪行。

在免不了涉及的政治立場上，大江曾因為著述論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與日本右派法庭相見（前幾年二審勝訴），而被歸為左派，但他本人並不承認。當年日本右派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切腹自殺後不到兩年，1972年9月、自民黨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商談建交時，曾為了「討好」毛澤東，帶著初露頭角的大江同行，以當時北京的全球政治立場而言，此事可把大江至少歸為左傾。

之後，大江為了這個紀錄，從此親北京而「避」台灣，直到最近3、4年前，他仍公開表示：為了北京的關係背景，他遺憾保持不來台灣。現在，最近一年來台海兩岸關係空前熱絡，日本在一個多月前由「左傾」親華的民主黨，結束了自民黨半個世紀的右傾親美「防華」統治，共同形成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使大江應台海兩岸之邀訪台；這可說是一個十分微妙而高超的日、中、台關係新發展。

在日本民主黨最近勝選執政前後、高唱「脫美返亞」，在國際上倡言與中國合作「東亞共同體」計劃，並且受到北京積極歡迎之時，側面冷靜客觀地看，未來日本右派與中國仇日派，對於日本侵華歷史罪行的態度，將是一道難題。而大江在日本民主黨執政不到三週就訪台，以誠懇立場為日本「贖罪」，雖未必迎刃而解這難題，也應具有相當鬆弛緩和作用。

諾貝爾文學獎作為西方的國際政治工具，由來已久，並曾有不良紀錄：20年前頒給有法西斯「前科」的西班牙瑟拉，以催化隔年的蘇聯崩潰；4年前頒給土耳其亞美尼亞裔異議分子的帕慕克，為歐盟對土「人權外交」壓力助感；只有1970年代頒給拉丁美洲哥倫比亞的馬奎茲，為第三世界反抗西方霸權增輝。

馬奎茲之後不到20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大江健三郎，原意要藉他的「殘障人道主義」來「軟化」日本；西方未料到，現在可以「軟」到日本作家對台海兩岸「贖罪」。文學終於回歸到，普世人道主義的根本出發點與終極訴求。

過去多年來，兩岸各自的國慶日期雖僅相差9日，但從未如今年一樣會有如此強烈的鮮明對照。

剛落幕的中國大陸國慶慶典，在強烈民族自尊與中央集權政府的運作下，在全球電視的畫面上，呈現出軍事、經濟與文化上的強勢景象，當然使人印象深刻。毫無疑問的，這次慶典反映了自屈辱鴉片戰爭之後186年來，中國綜合國力最強勢的發展成果。

另一方面，在史無前例的88水災重創之後，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已決定停止舉辦國慶慶典，這固然是肇因於特殊災變，但若真的舉辦，以近年來台灣經濟陷於停滯困局、民生疾苦日益加重的現實裡，又有何喜意可言？

兩岸兩地之國慶之盛衰對比，實已道盡了兩岸社會發展動力的消長變化之客觀趨勢了。然而，國慶慶典畢竟是一時的舞台形象，也不過是反映目前社會總體的狀況而已。

在中國崛起繁榮的表象下，難道沒有揮之不去的隱憂，如荷馬史詩中英雄人物阿奇里斯（Achilles），全身上下刀槍不入，唯有腳踝之處的致命弱點嗎？對於台灣來說，即使未來台灣經濟發展要與中國大陸緊密相聯繫，但難道台灣沒有足以自保、足以訴諸於普世價值的力量與資源嗎？這雖是針對兩岸不同社會的問題，但卻趨向於一個共同的答案：民主。

中國之所以能在近十餘年迅速崛起於全球舞台，根本原因在於經濟繁榮發展，有了經濟資源，才能累積財富、打造軍容壯勝的武力、發展文化軟實力。

然而，經濟繁榮、國力壯大絕非是一國永續和平、迄立不搖的保證。當資源利益越來越多，多元利益相互衝突，就更需要衝突制度化的順暢運作。而在現代的多元社會裡，這利益分配與調整的穩定機制，除了民主之外，別無第二條路可走。

中共政權的許多菁英們，最傾心於新加坡那種不民主卻有相對自由、有高度行政效率、能帶來經濟繁榮社會安康的開明專制政治體制。這當然最符合於當前中共政權的官僚統治利益，目前似乎也能有效而穩定帶動中國社會發展，但，長遠來說，這卻是中國社會能真正轉型為現代公民社會之根本障礙。

台灣在這方面的民主經驗與成果，即使是代議民主，即使是呈現亂象與膚淺媚俗的民粹政治等現象，但相對於中國大陸連基本的民主憲政與政黨政治都付之闕如來說，台灣社會的自我調適、自我發展的韌性與創意，都將遠勝於一個只有經濟沒有民主的社會。

更何況，一旦中國大陸經濟有了三長兩短，則今日被繁榮景象所暫時壓抑下去的基層民怨，弱勢族群的民憤，來日的反彈就更不堪設想了。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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