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熱錢瘋狂湧進亞洲國家，造成各國股匯急漲。台灣和南韓央行緊急聯手干預匯率，新加坡、泰國也相繼介入。這是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亞洲各國央行首度聯手進場干預匯率。

熱錢湧進湧出，其關鍵當然就是「速度」。各國央行也只能以快打快，與炒股套匯的熱錢進行速度競賽。在金融市場自由化的大旗下，金錢繞行地球的速度已到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地步。為了追求速度，金融集團競相推出各種「衍生性商品」做為資金流轉的加速器。這種陷入速度迷信的金錢遊戲，已將金融產業推到了極端抽象的地步，和民生經濟完全脫離關係。

金錢的流通不再是為了投資生產，也不是為了遂行買賣交易，而只是成為以錢滾錢的工具；至於金融專家的唯一職能，就是擴大利潤率。目前在全球市場流竄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約50兆美元，沒有任何一家銀行主事者能夠真正搞清楚這些商品的性質，更別說是經營管理了！

股市的瘋狂也不遑多讓。以紐約股市為例，1982年的盤面交易數目是1億股，到了2007年爆衝到50億股，資金流轉的速度當然更是驚人。而這樣狂飆的速度，已經預告了無可避免的災難。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就來自於金錢流轉的非理性速度。

金融危機若是因為速度而闖禍，要緩解危機，當然就要放慢速度。金融家伍迪‧塔胥（Woody Tasch）最近的一本著作以「慢食」概念來倡議「慢錢」哲學，值得深思。他指出，農企業把土地視為快速營利的工具，因此，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生長激素來加速作物或牲畜的成長。這跟金融產業使用各種手段加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思維基本上沒有兩樣。但是，農企業一味追求作物和牲畜生長的速度，已為土地、自然生態和人類的健康帶來了難以彌補的災難。

也就是說，農牧業的生產原是為了維繫人類和地球的永續發展，可是，「速度」的迷思反而破壞了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環境。同樣的，金融產業的存在本是為了呼應國計民生的需求，卻因為過度追求速度，反而成為經濟危機的源頭。「慢食」原始倡議者培特里尼（Carlo Petrini ）為塔胥新書作序。他說：如果我們像使用化肥一樣使用金錢，所得到的只是人為的、短暫的成長，卻與土地沒有可持續的關係；如果像使用有機肥一樣使用金錢，也許有機會將經濟建構在友善而可持續的關係上。塔胥身體力行，組織了一個以「慢錢」為名的機構，協助一些小型的有機農產業取得資金，幫助他們發展家庭式農業、有機小商標，乃至「慢食」餐館。於今，在全球金融危機陰影下，如是從「慢食」到「慢錢」的思考和實踐，就是從危機脫身的一個途徑！

在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吳德榮，因遭監委約談而對政府失望，並申請提早退休獲准。媒體的焦點只有同情遺憾，並追究監委是不是那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先前卻頂多是圍繞在究竟台灣的氣象局的預報水準是否低於國際水平。

然而，我們看待此一問題，不僅要問監委的偵查是否是那根稻草，更要問究竟今天氣象預報不精準的背後，是否存在客觀的資源缺乏等因素，使得預報必然不準，才是導火線？

事實上，氣象預報是以有限的人力來觀察無限的自然，原本就是種高度專業、且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複雜科學，所以需要最先進的器材設備、最專業的人員，進行長期的觀測與分析。

做國際比較，日本氣象廳的氣象研究中心，正式研究員有140人，預算大約18億元台幣，而具相同功能的台灣氣象局科技研究中心，員工編制僅12人，一年預算約8千萬元。過去5年的氣象局總預算，已從19億元逐年遞減至今年的15.9億元。

氣象局的預算短缺，其背後反應的是政府輕視這「無利可圖」卻非常必要的「公共服務」。要避免下個盡責的氣象主任背黑鍋下台，應要求政府投入公共資源，社會共同承擔起氣象預算。

「當我們對了，沒有人記得；當我們錯了，沒有人忘記」，這是氣象局預報中心主任吳榮德請辭時的經典談話。此話一出，惹來許多同情的聲音。然而，這些「同情」的聲音，卻忘了災民心中的痛、更忘了政府部門的防災、救災之應盡責任。

憑心而論，我們不應該將所有防災不利、甚至喪失的人命都怪罪給氣象局，但回歸到客觀現實，我們必須問：究竟作為防災工作之一環，氣象預報的精準度是否重要？若報不準，是否應該接受社會檢討與公評？若是，當監察委員探尋其原因，作為被調查的公務員應以何種心態面對？

我們都承認，一定範圍內的誤差是能被允許的。但不能接受的是，台灣的氣象單位，是否已盡力將自己的技術提升到國際水平？亦即用最先進的預報器材、人才使誤差率降到最低？倘若沒有，就應該改正，而監察委員作為政府最高監察機關，當然有權瞭解病根、給予糾正、並促進改善。

最後，我們固然能體察被約談的人，心中必定不好受，但假如每個公務員約詢後就離開，實不為範。為了人民明天的安全，我們必須鄭重的呼籲監委：對的事，就應該做下去！不能因部分人的請辭，而影響調查。

莫拉克風災造成南台灣嚴重災情，顯示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極端氣候，已經使我們深受其害，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節能減碳的工作已經刻不容緩。台灣的地理位置與地質環境本身就先天不良，加上無法援用京都議定書所提供的市場機制來建構調適策略，也欠缺參與國際共構之因應機制，讓台灣在面臨全球氣候變遷與暖化的挑戰時，顯得異常孤單且脆弱。

正因為氣候變遷對人類生存環境造成重大衝擊，受到國際社會的共同關注，使得台灣有機會藉由承擔減碳義務而加入國際社會，因此外交部目前積極推動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期待繼今年5月能獲邀以觀察員身分，及衛生署長得以部長（Minister）頭銜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大會（WHA）後，能在外交上又開出一條參與國際社會的活路。

然而，外界質疑，環保署為什麼不積極與外交部合作，推動台灣參加具有官方性質的跨政府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這樣豈不是更有突破的意味？過去台灣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氣候變遷相關會議，不但都是以工研院學者專家的身分，名銜後還常被掛上「中國」的名號，似乎有些喪權辱國。

環保署回應，參與WHA與參與氣候變遷相關組織的困難點不同，雖然一切都牽涉到兩岸關係，但本身是排碳大國的中國，對於氣候變遷相關組織是充滿防衛的，要盡力減少減碳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因此，讓台灣參加相關組織，形成對中國施壓的力量之一，恐怕非中國所樂見，更何況是限定會員國、具有半官方性質的IPCC。

然而，全球氣候變化會議已不再只是氣候的問題，已經變成各國經濟與科技與整體外交的重要角力場，尤其在同屬排碳大戶的美國與中國之間，更是一個重要的相互較勁的戰場。史上規模最大的氣候變化高峰會，22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閉幕，超過百位元首在會議中，積極應對全球氣候問題。

在大會中，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就提出中國的減碳計畫，不但有具體期程，還承諾在2020年時，使用能源中將有15％來自再生能源，讓在此議題上口惠而不實的美國，感到難堪與壓力。或許，隨著中國因應氣候變遷的整體國家政策的調整，連帶美國也不得不「許下承諾」。

整體情勢將有所變化，環保署也不能距離世界太遙遠。

在歐洲版圖中，德國與俄羅斯這兩個「世仇國家」的關係，在梅克爾擔任總理的4年獲得重大的進展。即便梅克爾仍秉持自由民主的立場，在媒體開放與迫害異議人士等問題上，對莫斯科官方不假詞色，但橫亙在德國前面的「國家利益」是不希望俄羅斯因經濟問題出現動盪，這不光是對德國的威脅，同時也意味著德國企業無法在俄羅斯持續獲利，所以梅克爾雖然意在與美國、與西邊盟國修好，但也不忘與東邊的強鄰保持策略性的友好態度。

梅克爾此舉遭到波羅的海三國以及波蘭的不諒解。這的確可以理解，在蒲亭與麥維德夫任內，俄羅斯先是和烏克蘭發生了天然氣爭議，又涉嫌在愛沙尼亞發生動亂期間癱瘓該國政府、媒體與企業的網站以激化衝突，對波蘭進行肉品進口禁令，策動吉爾吉斯總統關閉美國空軍基地，以及與喬治亞的五日邊境戰爭。即便俄羅斯政府的好戰形象展露無疑，但對柏林而言，反倒產生了某種姑息念頭，其來源倒不是如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對希特勒的姑息，而是洞悉了俄羅斯早已非當年軍力壯盛的蘇聯，況且在北約東擴之後，俄羅斯與德國之間早已存在東歐這一片緩衝區，也因此德國在2008年北約計畫東擴到烏克蘭與喬治亞時提出反對意見，當緩衝區已經足夠的情況下，沒必要再去捋虎鬚。

尤其，當前德國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尤為嚴重。計有30％天然氣與35％的原油從俄羅斯進口。恢復核電與延長17個核電廠的使用年限，成為聯盟黨與自民黨聯合內閣降低對俄羅斯能源依賴的具體方案，但無法擺脫的是，核電廠需要的鈾，好巧不巧又必須從俄羅斯進口。

另一個重要就是市場。俄羅斯是德國第11大出口國，2008年德國向俄羅斯出口了320億歐元的商品，而烏克蘭與哈薩克分居31與52名，對德國出口市場的重要性相對下降許多。不僅如此，在2008年金融危機下，德國尚需要來自俄羅斯的訂單。像是德東搖搖欲墜的瓦丹亞爾玆船廠（Wadan Yards），就亟需俄羅斯諾里爾斯克鎳公司（Norilsk Nickel）與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的船隻訂單，歐寶汽車則計畫賣給加拿大MAGNA集團，以及俄羅斯政府控股的OAO Sberbank銀行。

可以想見，俄羅斯在西歐有德國作為其策略夥伴，德國則依賴俄羅斯進行市場擴張，甚至其資本作為德國產業的希望，兩國相互依存，說明現實政治中，沒有永遠的敵人的道理。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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