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范維爾郡贈送台灣一小堵柏林圍牆，目前已由長榮海運運抵台灣，預訂11月9日在台灣民主金基會辦公室庭園盛大舉行致贈儀式，當天總統馬英九將站在圍牆前發表講話。

柏林圍牆於1989年11月9日到10日的晚間被推倒，東西兩大陣營地緣政治上象徵性的界線被抿除，冷戰就此畫下終點。做為人類歷史重要遺跡的柏林圍牆，能夠在崩倒20週年之際來到台灣，這當然值得紀念，也值得我們為人類未來的命運走向做更深刻的思考。

我們無法預知馬英九將在柏林圍牆前發表什麼樣的感言。柏林圍牆倒下，一方面是冷戰的終結，另一方面就是東、西德的統一。然則，台海兩岸當今的狀態，當然也是冷戰的產物。兩岸之間，從歷史記憶、經濟模式到意識形態，都有一堵無形的柏林圍牆相互阻隔，而且這一堵兩岸之間的圍牆並未隨著冷戰的終結而完全崩解。兩岸或許不必然像兩德一樣走向終極統一，但是，歷史總會向我們索求出路，這是兩岸領導人不得不去思考的課題。最近，兩岸之間再度拋出「政治談判」的試探性汽球，或許是因為彼此都已感受到歷史發展的沉重壓力。

然則，歷史也有其弔詭、懸疑之處。20年前伴同柏林圍牆崩解的，還有社會主義陣營。歷史上曾經點燃無數人民熱情的共產烏托邦也隨之消散。但是，做為反共陣營首腦的美國，一方面既要宣示意識形態戰爭的最終勝利，另一方面又在冷戰結束之後擴大軍事規模，藉由「反恐」的懲罰性戰爭確立其軍事上的超強霸權地位。而原屬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才剛從蘇聯老大哥的鐵拳下解放出來，馬上又套入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桎梏之中，更多的平民百姓在高昂的物價之下苟延殘存，政治壓力被經濟壓力所替換。冷戰終結20年之後，還是有無數人被迫要另尋出路，探索替代的方案。但是，如果意識形態的道路都已被歷史證明失能失效，那麼，哪裡才是人類真正的出路？

除此之外，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看，冷戰結束，當然就意味著新世界秩序的來臨。而依據目前的國際架構，新的世界秩序顯然只能以聯合國做為依歸。但是，近幾年來，聯合國權力架構的重整卻又是喧嚷不休的話題。安理會的成員、決策的機制、經費的分攤……迄今依然讓這個國際體制陷入國家集團合縱連橫鬥爭角力的泥淖。因此，即使是聯合國這個冷戰後唯一可信的機制，也依然在不確定、衝突的氣氛下游移。20年前，冷戰剛結束時，美國學者福山留下「歷史終結」的名言；於今，眼看世局的風雲詭譎，我們不禁要說：冷戰結束，歷史才剛開始！

近日對於政府擬議於兩年後徵收能源稅的爭議，反映的不僅是能源稅應否徵收的問題，而更是我們稅制是否需要於近期內大幅調整的基本問題。

對於台灣當前的政府財政赤字危機，以及過度偏低的租稅負擔率，朝野雖已有共識，必須透過擴大稅基等方向來解決。但究竟應採取何種主要方案，政府卻始終瞻前顧後，毫無定見可言。

這次行政院賦改會好不容易提出未來開徵能源稅，政府卻在主流媒體一片反彈聲中，迅速退縮。相對於去年底同樣是賦改會研議的大幅調降遺產稅（由過去的最高50％的10級稅率，劇降到單一稅率的10％），行政院卻以超高效率立即送請立法院審議，並於今年年初三讀通過！換言之，即使到了今日政府財政赤字惡化到難以為繼的地步時，我們政府的稅收政策，實際上仍是嚴重地向減稅方向傾斜。

以官方數據來說，去年全國（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赤字已高達4.62兆，若加計算各項隱藏性債務，合計全國負債總額達14兆元，即台灣每人平均負債約60萬元。面對這如此險惡的財政危機，我們必須沈痛的呼籲：此時，不僅有必要增收能源稅，而且是整體稅制都須立即改革了。

近日行政院賦改會提出兩年後開徵並逐步調高能源稅之計畫後，社會爭議頗多。在今日全球氣候暖化危機的趨勢下，這新稅目固然有其進步意義，但在台灣當前社經處境下，這新稅目不僅不合宜，而且任何的加稅方案恐都不宜在此不景氣時機中提出。

首先，能源稅會大幅衝擊汽機油品價格，一般民眾的民生物價都會全面受到影響，增加負擔。一旦開徵這新稅目，直接的結果就是物價全面飆漲。這惡果，我們目前才剛從金融風暴中緩步復甦的經濟豈能承擔？

其次，若真要徹底改善台灣生態環境、節約能源，最直接有效的方案，其實不是針對使用汽車的民眾來增加稅賦，以增加成本的手段來達到遏制能源消耗的目的。相反的，我們應積極發展新的能源產業或高科技技術的環保工程產業，以帶動相關產業的連鎖變動，而大幅增加新的經濟活動。例如，在新能源產業發展方面，我們應積極鼓勵風力、太陽能發電等新興產業。而汽車業也應積極發展電力車，以相對性地降低對環境的污染。這些都是新的產業效益，不僅能大幅轉移我們目前對石油的依賴與使用，也能拓展新的市場商機。

這才是既有經濟效益又達到環保效果的最佳方案。

保險業在最近有逐漸受到重視的跡象。首先，是美國政府正在推動的健保改革，讓保險業的未來發展成為各界關注焦點；上週，本地的頭條新聞是香港四大富豪，聯手買下外資保險公司所衍生的「陸資疑雲」；兩日前，美國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公開建議，美國與亞洲國家避免貿易失衡、經濟危機的作法，應該是要調整體質、降低經濟對於出口的依賴，具體作法就是實施社會保險。

保險業之所以受到注意，最主要的社會基礎在於，二次大戰後的嬰兒潮世代退休、人口結構高齡化，所衍生的老年人照顧議題；此外，世界各國為了收拾金融危機的殘局，而開始注意社會福利、失業救濟等議題。有些人將這種趨勢，以「社會民主全球化」（GSD）來歸類。

然而，GSD所帶來的商機，並不足以讓「保險」成為快速成長的產業。美國保險業者對於政府推動的健保改革方案，採取抵制措施，就是反例。保險業之所以一夕翻身，最主要的背景還是來自於金融產業對獲利的渴求。

金融危機讓金融業的經營手法現出原形。依照業界的慣例，現有的金融經營模式，要再重新獲得信任、恢復活力，至少是數年之後的事情。然而，在投資人對於既有金融商品存在疑慮，再加上聯準會的利率沒有再降空間，讓金融業的資金來源陷入困境時，業界就需要尋找新的經營模式。於是，業者在販售保險、給付給客戶過程，所具備「資金流入穩定、資金流出期程長」的特性，就讓相關產業具有明日之星的態勢。

這其實有前例可循。上一波的金融業不景氣，是來自於2000年的網路業泡沫，當時，基金、期貨、衍生金融商品都隨著股市大盤沈淪數年，唯一逆勢成長、殺出重圍的，是對沖基金（Hedged Fund）。

對沖基金是個矛盾的金融業種，字面上是「已避險」，但實際的操作卻是高風險投機。對沖基金的優異表現，對當時陷入創意枯竭、經營泥沼的金融業，帶來了一線曙光。之後，對沖基金的高報酬率被連捧數年，操盤手成為媒體寵兒，高風險則被刻意忽略，對沖基金的運作模式還激發出各種經營手法的創新，相關產品陸續被開發出來，最終創造出次級房貸，引發此次的金融危機。

保險業在此的「潛力」，目前還看不出來。主要的變數在於，金融業界所期待的幾個「救世主」，發揮作用的時間都在兩、三年之後，如果保險業無法搭上GSD的風潮，在這段時間有所斬獲、成為產業創新的龍頭，那麼，它很快會退回到產業內的傳統位置。

為了反對私校教職員由公保轉回勞保，某些民意代表至今仍然根據錯誤資訊，在立院殿堂裏放話。這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工會的表現。

當過戒嚴時期義務役的男生都知道，新兵訓練完畢，接下來服役地點的決定是靠抽籤，當時有所謂外島、本島之分，更有高司單位和野戰部隊之分，於是一般的價值是：抽到本島高司單位的人（例如到軍團、軍種司令部）宛如中了頭彩，紛紛笑臉盈盈的看著那些抽到金、馬澎等外島野戰師的「可憐蟲」，然後到了外島，金門、馬祖防衛司令部還有一次抽籤，有人會抽到像烏坵、大二膽等「上上籤」，有人會留在南竿或大金門，後者又立刻可以笑臉盈盈的看著那些「被發配邊疆」的同梯弟兄。

人類的故事循環不已，不是想著面對眼前的處境如何自處，不是想著跳脫一已的處境而做超越共同命運的思考；只要有比我處境更倒霉的人，自己就得到安慰。團結永遠比製造階梯式幸福感更困難，統治者遂可以久久控制分化大家。

各工會難道不知該搶救勞保財務嗎？各工會對於公保、退撫基金的財務有過深切了解嗎？當部分工會幹部附和民代及文官，把重心放在防堵私校教職員回勞保，呈現的正是如同抽到非外島籤一樣，上演保守而被官方操弄的悲劇！去年立法時既未對喊價式的勞保年金替代率發出正義之聲，現在跟著官員抱殘守缺，難道堵住這6萬私校教職員就可以讓勞保財務健全嗎？難道不能趁私校教職員回到勞保之際，要求政府以對待公保的態度對待勞保，將舊勞保負債的撥補予以入法嗎？

民國88年5月，公保和私校教職員暨眷屬保險合併，成為公教人員保險，修改後的第5條規定：「88年5月30日以前之虧損及潛藏負債，由財政部審核撥補」這一條文實施10年後，到民國98年8月國庫共撥補3千1百億！同樣是社會保險，勞保財務的缺口卻不進行處理，於是原本是好事的勞保年金化，變成用來解決養老一次給付可能壓垮勞保基金的救命浮木，之前的缺口僅用一個附帶決議帶過「10年內由主計處分年撥補一兆」。由於每年分攤額度太大，政府這兩年拚經濟、救消費都已捉襟見肘，連續兩年（98、99）中央預算都毫無編列撥補的動作。

部分工會幹部對上述情形如果無知，就是失職；如果沒有動作更是枉為工會！為什麼不能要求政府以對待公保的態度來對待勞保（至少去年以前的財務缺口有其正當性）？不去推動將「舊勞保財務缺口之撥補予以入法」，卻附和勞委會官員拼命罵私校教職員？

歷史的轉折時刻，工會不能站錯邊。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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