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這幾天陷入稅改的語無倫次症狀，頗為嚴重。照官場慣例，課徵能源稅只是個風向球，孰料反彈如海嘯，除了各大車廠揚言明年將不推新車款外，連一般有車的升斗百姓也認為自己淪為待宰庶民，結果惹得行政院高層只能疲於澄清。

如今，能源稅可能又落入雷聲大、雨點小的草草落幕結局。政治人物大可找個漂亮點的台階下，例如「經濟沒有變好前不會加稅」、「必須至少等到民國×××年後，才可能課徵」之類的措辭。但問題是，類似的政治話術，在吳揆的短短任內期間，已經高頻率地反覆多次了。

較之過去本報對於稅改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社會公平性的問題；此次我們則換一個符合體制主流的觀點來討論，亦即把租稅手段當成產業政策或國家經濟發展的工具。倘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曾經被用來扶植電子產業，作為拉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已有示範，則能源稅的課徵是否可以被期待有類似效果？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理論上應該如此。畢竟財稅作為產業政策，甚至國家發展戰略的槓桿工具，是常見的跨國經驗。

以現在當紅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為例。歐巴馬上任後藉拯救金融危機所簽署的「復甦與再投資計畫」便包括了乾淨能源產業的投資。此外，南韓政府也在今年規劃將於未來4年投入50兆韓元推動綠色新政。

美、韓對綠色新政的熱衷，與其看做是對地球責任的履行，倒不如把它當作是新一輪產業政策的催生機制。對美國，這是它在1980年代喪失製造業優勢後，轉進金融制高點；直到本世紀初金融泡沫破滅後，徐圖掌握新技術規格優勢的再次轉進。對南韓，綠色新政則是它在上個世紀末金融風暴的工業實力浴火重生後，期望擺脫後進追趕角色，一舉搶得先機的企圖展現。

綠色產業會不會是未來國際經濟的兵家必爭之地？或許還可觀察。但毋庸置疑的是，台灣現今都還在口號的感受階段，產業政策只是淪為補貼拼裝車，周邊配套付之闕如，遑論提升至國家經濟戰略層次。

能源稅該敗，不只是因為台灣對於聞稅色變的反動性，還包括了新稅的引入缺乏結構性調整作為對應，以致於喪失了政治說服性。最不堪的結果將是：所謂節能產業繼續毫無章法地補貼、而高耗能的產業與生活方式繼續被維持，結果是表面皆大歡喜，實際上則全盤皆輸。這樣的夢魘，現在如此，未來也可能不變。

企業實習方案的2萬2千元（俗稱22k）的確拉低了台灣的薪資水平，讓所有失業者的起薪標準都降成兩萬二。對這錯誤的政策，我們除了要求政府道歉外，究竟應如何提振已被拉低的薪資水平？

可能的說法，一種是期待所謂的「愛心企業」，在兩萬二之外給予更高的加給。另種是要政府推出「第二次企業實習方案」，並將每人薪資的補貼總額超過兩萬二。

但兩種方法事實上都不可行：前者是從9月前的情況，斷定企業不會願意多花一毛錢。甚至較惡劣的老闆還會威脅：不要得寸進尺，小心我關門！後者則需面對政府已負債12兆，促產條例等減稅措施更讓政府入不敷出，結果是很難再增加企業實習的名額，更不可能為此提高補貼總額、而惹來公平性爭議。所以，究竟如何讓那76％仍在找工作的大學「應屆失業生」得以就業？

首先，政府應先承認「企業實習方案」的錯誤，同時提出「政府長期僱用方案」取代之。由政府直接僱用畢業生與中高齡失業者，工作內容則以社工、長期照顧、環保等社會基本需求、公共服務產業為主。其次，逼政府推出「政府長期僱用方案」，應調高基本工資到2萬3,870元（論述參見「調漲基本工資的正當性與可行性」），並由政府帶頭採用。

雖然，教育部提出的「企業實習方案」已於9月底結束，但批評聲浪卻未平息。網路上流傳網路作家朱學恆的「政府補貼幫倒忙、破壞畢業生行情」一文。朱批評，政府以2萬2千元（俗稱22K）補貼給企業，讓大學生扣除勞健保後僅能領兩萬一，而企業也可在兩萬二的基礎上，往上加薪，實際上卻是拉低市場的薪資水平，讓許多原本領高於兩萬二的受雇者，在競爭壓力下都得自降標準。亦即，是政府帶頭打壞薪資行情！許多網路鄉民也附議：認為這是政府拿納稅人的錢來貼補企業。

但這些批評聲音，卻都忽略了幾項鐵的事實：首先，在景氣那麼差的今日台灣，我們都得面對一個「先求有、再求好」的不得已抉擇，亦即在承認共體時艱、企業利潤微薄的前提下，政府過渡性的三挺政策實乃不得不然，否則景氣緊縮、企業減雇、勞工失業，最終勞工又要上街抗爭，難道不是嗎？

其次，更需被檢討的是，許多剛畢業卻想休息的大學生，寧可家裡蹲，放棄藉由實習方案這騎驢找馬的機會，以至於至9月初，3萬4千個名額仍有許多缺額，甚至，台大、成大等學校一邊有失業生、另一邊名額用不完繳回。

所以，在批判政府破壞行情前，先問自己：是否給懶惰找藉口！

都市空間幾乎已經開發殆盡，因此，近年來都市更新愈來愈火紅，許多地段佳的舊社區身價暴漲，讓建商趨之若鶩。日前，內政部營建署舉辦第二波大型都更案的招商說明會，上市櫃建商幾乎全員到齊以求「卡位」，可見都市更新潛在商機無限。
營建署為推動都市更新，除了原有的容積率獎勵、稅賦減免之外，還擬定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簡化都市更新作業程序並協助更新社區解決執行爭議。不只如此，營建署為減少人手不足的問題，還成立了許多外圍組織，例如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或台灣都市更新再生學會等，來協助推動都市更新。
這些營建署外圍組織很多都是由營建署退休或相關人員所轉任與組成，承攬營建署委辦的相關工作。然而，雖然這些單位執行的是政府委辦事項，但一切還是以營利為目的，主要著演還是在於利潤的高低。目前推動成功的都市更新案，多半是有鉅額利潤的案件。但可以思考的是，誰需要都市更新？有利潤的地區才有更新的需要？推動容易、利潤高的更新案，早就被逐利建商相中，政府的各項政策補貼集中在建商手中，是不是又是一種資源的錯置？政府政策資源對於都市更新，究竟是發揮「阿司匹靈」的作用，還是只不過是「維他命」？
其實，老舊社區也可以自主（自力）更新，將更新後的利潤掌握在自己手中，讓住戶直接享受到更新的好處。然而，之所以都市更新會由建商來推動，就是因為一般社區居民沒有建商的財力背景，可以應付重建過程中的各種資金周轉與承受不願參與重建的權利持分。容易更新、利潤高的更新案，不必政府協助也可以更新。政府沒有針對自主更新加強政策補助，則都市更新政策終究只是錦上添花的政策罷了。
短期計畫首重效率，但長期計畫的重點在效益，政府必須要把都市更新獎勵看作一種「投資」，而非僅是消費性的補助。例如，政府可以要求更新社區必須符合最新的環保節能標準，也可以在實質協助老舊社區自主更新後，參與更新，取得新大樓中的部分權利，分配到一些戶數出售來回收投資，或者拿來補充目前台灣社會性住宅完全缺乏的問題，達到補足社會安全與平衡貧富差距上的需要。在歐美的住宅政策中，都會要求更新大樓提供一些戶數，作為政府租金管制的公共性住宅，讓政府解決弱勢者的居住問題。在921都市更新重建的經驗中，也有類似的精神。目前政府負債愈來愈多，必須思考創造更多經濟和社會效益，將資源投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

美國常被視為「大熔爐」。然而，超過3百年的移民歷史中，充滿各族裔間的仇視、奴役與攻擊，過程絕非一帆風順，直到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所主張者不過就是與白人平起平坐。相較於美國，西歐國家接受移民也不過是最近40年左右的事，但隨著各國移民加入，西歐政治樣貌也開始出現變化。甫結束的德國下院大選，土耳其裔當選6席，甚至當前綠黨黨魁歐德米（Cem Ozdemir）就是土耳其裔。而在英國曼徹斯特，10月10日爆發了極右派社團「保衛英國聯盟」（English Defense League）與穆斯林團體相互對峙的局面，48人在衝突中被捕。
穆斯林約佔歐盟人口20％，法國都會郊區的北非移民、阿姆斯特丹與德國的土耳其移工，都在改變歐洲的社會基礎。英國也不例外，穆斯林當前正向政府提出要求，主張法院應納入伊斯蘭律法（Sharia Law）作為判決標準。
舉例來說，今年7月英國媒體報導沙烏地阿拉伯一名皇室成員的妻子在倫敦結識一名英國男友並懷孕，回國後恐被丈夫揭破，借故再到英國秘密分娩。她表示回國後若被揭發會依照伊斯蘭律法被石頭擲死，於是申請難民資格，獲准永久居留。換言之，如果未來英國法院面對穆斯林時依據伊斯蘭律法進行審判，該名婦女將在英國被投石致死。這對一般英國人而言難以想像，尤其在伊斯蘭律法歧視女性的情況下。在法國，過去幾年間堅持配戴頭巾的穆斯林女孩被逐出公立教育體系，宗教因素在歐洲國家的公共事務中再度開始扮演起價值評判者的角色。
正如同美國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政治學系教授拜倫斯（Timothy A. Byrnes）在今年2月出版的《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中為文指出，當前的歐洲政治已難以保持過去認知中世俗事務與宗教事務二分的世俗化（secularism），如果不是伊斯蘭的衝擊，很難揭露歐洲政治、社會與經濟制度中穩固的基督教基礎。法國可說是歐洲最世俗化的國家，但是不妨看一下法國總統沙柯吉的發言：「法國的根源主要是基督教」、「天主教徒們，不要害怕表達你們所堅信的」。再看看沙柯吉對北非移民的不友好態度，即便出身為波蘭移民的沙柯吉，同樣具有嚴重排外、宗教偏見等傾向。
拜倫斯強調「歐洲並非特例」。在過去世俗化與現代化之下，掩蓋的只是基督教文化對歐洲的影響，當前在多宗教與多族裔背景移民的歐洲，文明、政治與社會制度設計中的的基督教遺產充分顯露。而美國，這一個現代化但深受基督教宗教影響的「例外」也不再是例外，因為歐洲其實現在也在經歷這個政治深受宗教影響的過程。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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