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大舉開放美國帶骨牛肉、脊髓、內臟、絞肉進口，引發軒然大波。台美牛肉議定書曝光之後，衛生署長楊志良和閣揆吳敦義在第一時間對於談判內容和開放品項，言詞反覆，態度閃爍，顯然都是處於「狀況外」。於是各大媒體很快將「決策高層」指向國安會和總統府，乃至直接掀開底牌：「美牛談判全程都是國安會秘書長蘇起親自操盤，最後由總統府拍板。」

蘇起28日赴立法院備詢，並於下午召開記者會，針對美牛大幅進口提出進一步說明。從幕後影武者被迫走向輿論前線，相當程度地說明他在決策上的關鍵性角色。不過，蘇起在記者會中，還是強調美國牛肉的「絕對安全」，若是重啟談判，將「嚴重傷害台灣信譽」。他並進而宣示：「台灣開放美國牛肉進口之後，將進入全面談判時代。」意思無非是，台灣大幅開放美國牛肉進口，這是台、美未來諸多談判的敲門磚。

我們還不確定台灣在未來的談判中可以換到什麼好處。即使是國安會官員刻意透露的TIFA（貿易投資架構協議）洽簽，這種小國對大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就國際實務經驗而言，對大國根本無關痛癢，卻可能造成小國門戶洞開，既有產業與勞工保護機制全面流失。何況，國安會所主導的美國牛肉談判，連執政黨立院黨團都批為「喪權辱國」，國內庫賈氏症權威醫師則認為整個談判「輸到脫褲」，不僅人民感染新型庫賈氏症（人類狂牛病）的風險大增，更可能讓台灣引以為傲的生技產品從此銷售無門。

美國人不吃的脊髓和內臟一旦進到台灣，除了進入國民口腹之外，也極可能被拿來做為化妝品、藥品膠囊以及其他各種生技產品的原料，也可能被食品公司混入餅乾，乃至素食食品之中。除了國人男女老少都要共同承擔風險之外，標榜「台灣製」的產品未來恐怕也會在外銷上遭逢險阻。如果美國牛肉談判可以讓步到犧牲國民健康，危害台灣優勢產業，憑什麼要我們相信在未來的各項談判中能為台灣爭取利益？

近年來的「後殖民」研究中，有一個「官僚買辦」的說法。這指的是一個與外國帝國主義或殖民母國經濟侵略活動相聯繫的職業集團，憑藉做為中介人或代理人地位，成為經濟上的暴發戶和政治上的特權者，與洋商或強權政治勢力結合，對本土社會進行經濟掠奪和利益壓搾。當我們看到國安會在談判讓步之餘，還一再對美國牛肉做出「安全保證」，不禁讓人想到「官僚買辦」這個名詞。當蘇起以「台灣即將進入全面談判的時代」的高調誘引台灣人樂當美國順民時，我們不得不感嘆，這可能是官僚買辦時代全面來臨的時候了！

中華職棒又爆發打假球事件。這已是職棒建立以來的第5次案例了。顯然，這已不是單純的偶發事件，而是病入膏肓的制度面、文化面的問題。

制度面上，首先就是台灣職棒市場不大，難以提供周全合理的資源，來保障球員權益，以致於他們往往會禁不起誘惑而鋌而走險。

市場制度不健全，固然是關鍵因素之一，但這只是更深層因素之下的結果而已。我們若要探本究源，更須分析經營這幾支球隊的球團老闆的心態與格局。

多年來，台灣企業之經營成功，絕大多數都不是在台灣社會內部創建出新的市場而獲利的，而是跟隨國外市場與企業需求，以接訂單、彈性生產模式來獲利。而在本土市場的服務業，尤其是與文化價值有關的影視業、運動業，從來就沒有以創新格局、大氣魄的視野來開創商機。

而我們政府也從來沒有好好重視運動文化對於塑造台灣全民共識的價值，更沒有足夠敏感來體認這背後所隱藏的商機，而這商機極容易與不法利益掛鉤。以致於不僅沒有在立法禁絕假球、嚴格執法上雷厲風行防弊，更沒有主動輔導職棒市場的合理建立。

在這先天不足的條件下，台灣職棒體制又怎能承擔起球迷的期待？

中華職棒在剛打完全國矚目的總冠軍賽後，就爆發了檢調單位偵辦球員打假球案。

打假球的事件之所以會一再出現，一直無法根絕，除了球員職業道德不夠外，主因還是在於市場機制出了問題。要防弊，就應回歸到市場基本面上來檢討。

市場機制要順利運作，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要有客觀的物質誘因。這客觀誘因的有無，往往決定了當事人後續行動的趨向。

據媒體報導，中華職棒的球員平均球齡太短（約為4.6年），而且球員在市場上沒有自主權，完全被球團買斷，幾乎是一簽約就必須聽憑球團掌控薪資，而且也沒有退休金之類的後續生活保障。

對於這些球員來說，大概不到30歲左右，就必須從球場退隱下來，而他們除了棒球之外往往是別無其他專長，在這客觀處境中，非本業、非法賺錢的誘因，當然就會出現。

台灣的職棒市場規模越來越小，這些球員經濟所得前景也只會越來越辛苦，在這時，若能打幾場假球，貼補貼補，又有幾人能逃過這誘惑呢？

與其責怪這些球員不能堅守職業道德，不如先問問，我們的職棒市場真的是一個自由市場機制嗎？這問題不解決，其餘的道德勸說，都是治標手段而已。

品牌塑造在近幾年是台灣產業界的顯學，各種關於「製造業的利潤微薄，必須發展品牌形象、設計造型，來提升附加價值」的說法，重視的是提高產品的售價、抵抗產品跌價的趨勢。

不過，這只能算是某種對於產業發展的觀點，台灣卻把這「一家之言」當成是唯一的真理，完全無視於其他領域的看法，特別是資訊產業（IT）的技術，對於生產力的助益。當本地業者、政府部門，將產業發展的重心放在品牌形象、工業設計所帶來的超額利潤時，西方卻仍然對技術進展相當重視。

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並不是全部都強調買賣時的高額售價，其中，仍有相當多的研究，是將焦點放在技術發展，特別是資訊產業的技術進展，對於整體經濟的作用。例如，美國的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聯準會等單位，都會估算IT的技術進展，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然後，依此制訂政策與預算分配。

這些估算，始於電腦科技被稱為「高科技」的1970年代，當時，電腦、半導體技術的進展，對於生產力增長，有明顯的影響。至於本地一直將高科技等同於高利潤、高附加價值的看法，其實只是其中的一個觀點而已。自此之後，估算IT技術進展對於生產效率的改善幅度，一直都是學界的重要課題。

目前的共識大致是認為，1990年代中期以後，生產力的成長率逐漸回復到1970年代以前的水準，相當於1980年代時的兩倍；生產效率的改進，是1990年代美國經濟體質復甦的主因，其中的關鍵，在於業界大量引進IT技術而改善生產效率，而有了生產效率的成長，才有產生利潤的空間。

至於本地產業界將「科技產品利潤逐漸微薄」的現象，歸因於「技術成長無助於推升售價」，甚至因而引出「製造業式微」、「美學經濟興起」的推論，這對於國外的學界而言，則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的研究認為，IT產品的快速跌價、利潤率下滑，並不是因為競爭激烈所導致的削價，而是，半導體、電腦對於整體生產效率改進的影響力，正逐漸讓位給通訊、軟體；以往將半導體、電腦硬體與高科技畫上等號，現在則不能忽視通訊、軟體的重要性。

本地產業以半導體、電腦硬體製造為主，認為產業困境的出路在於品牌，卻沒有注意到，西方的產業界、公部門，卻沒有放棄製造業。最明顯的例子是，所有對於生產力效率的分析，並沒有將半導體、電腦技術的演進完全剔除，而僅是納入軟體、通訊產業技術的變項。

馬英九總統25日前往金門參加古寧頭戰役60週年紀念大會時表示：「古寧頭驚天一戰是中華民國政府繼光復台灣之後，成功保衛台灣的第一戰，也為後來建設台灣提供了最寶貴的必要條件。」馬誓言「建軍備戰、捍衛台澎金馬的決心，絕不改變」。

兩岸分立一甲子，浯州烽火三十年。馬前揭談話，一方面點出1949年以來，金門在兩岸所扮演的特殊定位與角色，一方面卻也凸顯台北加諸於金門的工具性思維，迄今依然牢不可破。

前後歷時不到3天的古寧頭之役，規模雖然不大，惟其影響卻極為深遠，正因為此役，意將剩勇追窮寇的解放軍氣焰就此止於金廈海域，一路慘敗的國民黨軍則稍稍獲得在台灣休養生息的機會，直到隔年韓戰爆發，台海分立之勢終成定局，兩岸各自又經歷了一甲子的歷史發展。

相較於北京觀點或台北觀點的兩岸大歷史進程，較少為人注意的是，金廈這兩個兄弟之島，也因為古寧頭一役，一夕之間分裂成為兩個互不往來、甚至是相互攻擊的前線戰地。據統計，至少有數千金門人因國共內戰的因素就此流落異鄉，包括在廈門求學、經商、探親，甚至是早上才到廈門兜售農產漁貨，卻搭不上最後一班渡輪回家的金門人。而埋骨在金門古寧頭的，除了數千名來自大江南北的國軍與解放軍外，遭解放軍徵用為船伕、原本與金門漁民在同一片海域「討海」的閩南漁民，也永遠回不了家了。

一場惡戰，多少流離？1949年以後，一灣淺水、雞犬相聞的金廈，成為咫尺天涯的異域。往後的歷史發展，就如同我們共同看到的，廈門在做為北京的前線30年後，在1979年翻身成為中國首選的經濟特區，經過30年的建設發展，早已脫胎換骨，廈門港全年吞吐量預計在今年突破一億頓，用不著親自到廈門，只要站在金門海邊，就可以感受到這個港市的生命力。

相較之下，台北又是如何看待戰地金門的呢？一言以蔽之，誠如馬英九在古寧頭所說的，金門充當台北的斥候整整半個世紀，為建設台灣提供了必要條件。基本上，雖然2001年後，台北終於開放兩門與兩馬的小三通試點，惟總體而言，台北官方加諸於金門的戰地屬性與工具性定位，幾乎不曾因為兩岸關係的調整、改善，而有根本性的改變。祖先的田園成為國共的戰場，或許是歷史的偶然、無可奈何的宿命，讓金門人無語問蒼天的是，此次馬的講話，竟然仍如過去60年一樣，以台灣的觀點「感謝」金門的犧牲。

是的，在紀念古寧頭戰役60週年的此刻，比起北京之於廈門，中華民國政府或許還欠金門人一句遲來的道歉。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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