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於10月31日辭世，享年1百歲。李維史陀畢其一生於學術，為人類學的研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世紀，他不僅只是一個學者，也是一個探險家、詩人、哲學家、人道主義者，對未知的世界永遠充滿著赤子之心的誠摯與好奇，精力無窮地探究地球上各種文化潛藏的機制與密碼，尋覓社會運轉的潛在規律和社會關係組合的法則。這樣一個知識典範的消逝，留給我們什麼有待敘說的故事？

李維史陀的著作一方面有數學家的嚴謹，另一方面卻又常能成為暢銷熱賣的大眾讀物，這一方面得助於他清朗明亮而又扣人心弦的文學筆觸，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字裡行間對於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憂心與警醒。譬如，1955年《憂鬱的熱帶》出版的那個時代，關於生態、多元文化、生物多樣性等語彙在社會上基本上都還不存在，李維史陀對這些問題的焦慮卻已經躍然紙上。聯合國教科文基金會於2005年慶祝創立60周年，特別邀請李維史陀擔任開幕演說，他以近百歲的高齡，顫巍巍籲請人們關注資本主義脫韁瘋狂發展對大自然和人文所造成的威脅。時隔半個世紀，今日的世局無疑更進一步證明李維史陀預見的能力。

李維史陀的動人之處，在於掌握了將經驗轉化為思想體系的秘訣，同時，還知道如何將科學思維轉化為可以觸動大眾的知識。當今各大學、研究機構豢養了多少教授、研究員，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的思想可以自成體系？有多少人的知識可以豐富群眾的日常生活？我們不敢期待台灣的教育環境可以孕育出像李維史陀這樣的大學問家，但是，我們看到太多自以為是的學術工作者寧願自囚在在象牙塔的小圈子裡瞎吹互捧，刻意把知識搞成玄學，把論文變成天書。有多少研討會、期刊中東拚西湊的報告，名為學術，實為騙術。

李維史陀所留給我們的，簡而言之，就是作為一個「智者」的典範。他用友善而真誠的態度深入各個異質文化，揭示各文化的豐富性、多元性，紀錄各族群不同生命時段的偉大與脆弱。他深入調查，從調查中取得發言權。他用生命發言，用著作發言，但是他的「發言」從不耍弄知識的權威奧義，而是極盡所能地透過清朗平易的文采，將龐大的思想體系化為洞澈世局的智慧。所謂「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繁」，李維史陀畢生對知識、對自我的真誠，讓他得以御繁化簡，將智慧與庶民共享。如是功力，今日學院中人，能夠體會者幾希！

馬政府開放美牛全面進口的政策，發展到現在，已到了進退兩難、治絲益棼的狼狽局面。

美牛開放政策，不僅是食品安全的問題，它還直接牽涉到台美外交關係與台灣整體國際戰略關係的考量，即包括兩岸與台美中三方互動的利益關係。

另一方面，在目前，美牛本身的確是有食品安全上的高度爭議，其他與台灣有相同飲食習慣的南韓、香港與中國大陸，對於美牛內臟都是不開放進口的。更何況，目前正是地方選戰開打時刻，馬政府處理這類爭議問題，更要格外細膩，以免徒增政治紛擾。

換言之，馬政府對於這項全面開放政策，至少要將上述種種國內外社會與政治因素，全盤考量後，取其最大平衡或利益點，作成決策。一旦有了定見後，就要將這複雜利益的各方考量，與全民做最坦誠、深入溝通。即使一個通盤考量後的決策，無法人人滿意，但作為一個政治領導者豈能胸無定見、而忽左忽右地，對外一套說辭要全面開放，對內卻又說尊重地方政府、實質控管地來禁止美牛內臟的販售呢？

這次美牛進口談判，馬政府撤守把關於前，如今又言行不一於後；這個殘局，可真難以收拾啊！

馬政府與美國密商簽訂的「美國牛肉輸台議定書」，如今出現了實質重大修正。

首先，行政院提出了所謂「三管五卡」的行政管理辦法，技術性杯葛美國牛內臟、絞肉進口。立法院則將於近日提出「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草案」並逕付二讀，希望以國內法明文禁止美國牛肉內臟進口。其三，各地地方政府則由台北市開始發動，紛紛制定當地禁止美牛內臟實際販賣措施。

在這三方面的反制下，雖然已有美牛全面開放進口的台美議定書，但美牛的內臟、絞肉等部位實際上已無法在台灣市場上出現。

換言之， 這次美牛開放進口政策，不僅在中央政府政府內部有歧異（對外談判的衛生署簽署開放與行政院管制措施），而且中央與地方、行政與立法部門都有重大歧見，甚至表現為不同執行做法。

但馬政府對外談判，代表的是台灣唯一權責單位，簽署的議定書乃是根據WTO的對等互惠開放原則，若今日馬政府外部說一套、內部又做一套來抵制，則這不僅實質違反國際自由貿易精神，更將是台灣的國際信用蕩然無存。

馬政府應盡速重回當初與美簽訂議定書的規範，重啟國際自由貿易運作。

被主流媒體譽之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彼得‧杜拉克，他的百年誕辰、逝世四周年都是在這個月。國際間對於杜拉克的紀念很盛大，在他的家鄉維也納舉行的大規模研討會只是其中之一。

但是，相較於國外的熱度，台灣對於杜拉克卻很陌生，他只是出版社賣書的好材料。我們支離破碎的引用他的隻字片語，卻完全不理解杜拉克的整體思想。只要查詢論文資料庫，就可以發現，儘管有大量的文章、報導，言必稱「管理學大師杜拉克」，但是，以他的思想為對象的嚴謹研究，卻屈指可數。

我們誤解杜拉克，以為他是從經營的操作面、技術面來談企管方法、企業的社會責任、人與組織之類的抽象概念。然而，杜拉克卻志不在此。他想要把企管的影響力提升到政策、社會的層次。杜拉克的對話對象，是高層的菁英，以及在二次大戰後崛起的美國主流企管學界，而不是負責執行的中階主管。

杜拉克開始發跡時的美國企管學界主流，是重視操作技術、認為理論只是用華麗詞藻堆砌起來的嘴砲。從泰勒在1930年代協助福特汽車建立大量生產的管理制度，企業管理就逐漸侷限在成本控管、工人不要罷工之類的操作面，而不是去處理企業在社會的位置、企業如何面對政治領域等議題。

到了美國企管學界協助軍方打贏二次世界大戰，趨勢更為穩固。美國軍方在武器不精良、將領經驗不足的狀況下，由企管學界協助，開始精算擊斃敵軍、擊落飛機所要耗損的彈藥數目、人力，然後調動工業生產能力，讓美國用資源消耗的方式打趴德日，贏得戰爭。

打贏世界級戰爭的「成果」，擴大了企管學界的影響力；戰爭的規劃者，大量進入業界、學界，甚至成為官員。但是，杜拉克等學者認為，這個方向是企管學門的災難：企管的思維中只剩下「賣出商品賺利潤」之類的技術細節，只會讓資本家越來越像市儈的商人，最後變成整個社會的箭靶，而不能讓企業在形象、作為上，成為引領社會發展的先鋒。

於是，杜拉克有意識的談企業當中的「人」、企業在歷史中的各種樣貌，目的就是要和主流企管界進行「市場區隔」。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化解了資本家在形成政治、社會論述時的一些潛在「地雷」。一些國外的學術研究結果，就指出他在這方面的功力。例如，杜拉克就在1960年代把納粹主政時期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政策，藉由「再私有化」（re-privatization）的新創字，轉型引介到政策界，而成為我們目前所熟知的那個樣貌。

每天傍晚，垃圾車行經社區門口，社區的清潔人員把住戶的垃圾收集成桶，然後一大桶一大桶倒進垃圾車，隨車的清潔隊員也有他們的角色──和各社區的清潔人員協力分工，有節奏的完成清運。這樣一個規律的運作因為幼童的加入，而顯得不同。

這是個「生產」力旺盛的社區，5歲以下至少有30個，雖然是才6年的新社區，但因有著中庭門廳、兒童遊戲室，且3區相連，在家帶小孩的媽媽，以及擔任保母的女士們已建立傍晚相會的習慣，而走到門廳外的走廊目迎目送垃圾車，變成聚會的自然橋段。現在天氣還不冷，每天少則4、5家的媽媽小孩，多則10多家，就在走廊上興高采烈的進行儀式。

垃圾車每天的到來，大人們協力清運傾倒袋裝的垃圾，在幼童的心中是什麼呢？沒有「髒」「低層工作」的價值觀，每天期待規律的動作，幼童逐漸認得每一個清潔隊員，如果偶而失手，或動作誇張，也會引起孩子的讚歎或歡呼，媽媽們拆解每個動作的細節，以及垃圾車的各個結構，讓孩子們對車體有更深的認識，垃圾車司機也說：這個社區總是讓他轉頭注視最久。

湯姆歷險記裏，湯姆為了化解姑媽懲罰他刷油漆被夥伴笑，竟然以表演式動作騙得一個一個朋友甘心代他粉刷，還交出蘋果、玩具等，這是馬克吐溫的詼諧筆觸，但現實裏我們難道不曾擁有過一個單純的時光──沒有算計對方的報酬、沒有迎合資本主義裏分級排列的快樂滿足？想永遠駐留在這個時光顯然是阿Q，但若完全拋盡，卻是成為資本主義俘虜的明證。

牛肉風雲，餘波未息，有人從國家利益看，有人從兩手策略看，但一眼望去，「喪權辱國」「不顧生命安危」的旗子倒不少。小朋友還不吃牛肉，不用被教導上述價值；美國牧農求生存，以牛的宰殺販運為出路，國人可以為一丁點風險而附和重新談判，素食者卻覺得炒作議題者根本是無限上綱：什麼時候才會從關心「口欲徹底零風險」變成關心「牛肉麵節不該大力推動」呢？如果所有肉牛毫無發言餘地，毫無延遲被屠殺的發聲空間，那麼成人對「吃牛肉零風險」的要求是否太高貴呢？

目迎目送垃圾車的小朋友啊，你們不需要了解貿易戰爭是幸福的，你們不用分辨澳洲牛、本土牛、美國牛是幸福的；你們不用管社會階級和專長分工會錯誤聯結；你們不用克制對勞動者的歡呼和友善。當年歲漸增，離開那無憂歲月，你要記得回來諦觀：不吃牛肉的人，毋需理解美牛風險或喪權辱國；單純的喜樂可以來自直觀，來自生命匆匆的相會和珍惜，而非嗜慾的無限滿足或層層保證。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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