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電視，很難不看到總統馬英九出巡的畫面。從查訪災區、探視百歲人瑞，到剪綵、推銷地區特產、夜市小吃、助選拜票……行程如此緊密，難免枝節橫生。於是，一路上，抗議者、喊冤者不絕於途，甚至專車拋錨、專機失火的意外也只能以虛驚處之。

總統愛出巡，這對隨扈維安和地方接待當然都是相當沉重的壓力，即使滴水不漏，也提心吊膽，就怕有萬一的差錯。不過，馬英九如此繁忙奔走四方，每天行程滿檔，讓人不禁懷疑我們的總統府，對總統而言，是不是虛設。自上任以來，究竟有多少分秒，馬總統能夠安坐下來，凝注世局，思慮國是？

明代大儒王船山對於皇帝喜歡微服出行的現象有過相當精闢的評論。他說，人主好微行，有三個主要原因。其一是要炫示最高權威，在百姓面前展現自己是「天命」所歸，不容他人妄存非份之想。船山先生舉宋太祖為例。宋太祖喜歡微服出行，大臣諫言路途險惡，恐有不測。宋太祖不屑地回應道：誰還有天命，就來取我性命啊！某次外出，有流箭射中坐轎。宋太祖故作鎮定狀，嚷道：「射死我，也輪不到你！」其實，行刺者是他刻意安排的，只為了證明自己是天命所歸的皇帝，射不死，也搶不走。王船山批評這是為了個人權位私利而徒增天下猜防之心，宋朝道德衰頹自此肇因。

人主好微行的第二個原因是為了「狂蕩嬉遊」，這不在話下。第三個原因則是「苛察以為能」，這最值得我們省思。有些皇帝也許是真心繫掛民瘼，喜歡出巡是為了查探「官箴之污潔、民生之苦樂、國事之廢舉」，他急切想把國家治好，對自己的觀察能力也非常有自信。但是，船山提醒道：一個人足跡所能走到的地方，雙眼所能看見的事物，兩耳所能聽見的聲音，其實都非常有限：「斤斤之明，詹詹之至，以與天下●捷，未有能勝者也！」天下何其廣闊多變，豈是一人之耳目腳力所能親炙遍覽？在上位者自以為勤政親民，其實反被地方上的滑頭官員所設計，這些傢伙就是有辦法打探到主子的行程，沿途預先布置，挾佞行諂自有一套本事。他們在皇帝面前故作勤勉樸拙狀，背後卻是一番欺矇訕笑。

其實，政府分官設職，一國之君只要自上而下用人得當，則「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何況，當今之世，通訊可以上天下地，媒體力量穿山過海，真要探察民瘼，何必一定親歷現場？王船山警告那些愛好微行的君主：「察愈密，聽愈惑，自貽敗亡而不悟！」這些話，希望每天東奔西走、南來北往馬英九總統也能夠聽見！

吳敦義說：「如果全台灣地區只有一家房地產業者喊出天價，你不要買就好，大家不要多去渲染！」他並提出未來可以透過區域重劃與都市更新，來增加房屋供給面，使供需平衡。這種「買不起，就不要買」的說法，就像是對性侵受害者說「怕性侵，就穿多點」般荒謬。

事實上，房價飆漲的現象是：房屋價格已脫離供需，政府給再多新屋，只要能買賣，就有飆漲、炒作的空間。所以，無論是區域重劃、都市更新或者釋出公有地，只要在市場機制下，就有可能被財團、炒家等禿鷹盯上而讓價格飆升到受薪者買不起的天價。

由此可知，要根本性的解決土地、房市炒作，就不能光靠釋出土地，其配套必須要「限制買賣」，即以全國性的公共住屋政策來制衡區域性的房屋炒作。

公共住屋不同於國宅，其原則在於：土地公共持有、長租或限制性買賣。以香港公共房屋為例，由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為滿足住者有其屋的需求而興建的公共房屋，類型包括給中低收入戶的永久出租房屋、臨時出租房屋，或者給一般民眾的資助型出售房屋等。據2007年統計，共49％的港人住在其中。唯有政府蓋公屋，才能確保以公眾基本需求來壓抑被炒作的房價。

針對日前行政院長吳敦義所說：「房價只是喊而已嘛，如果全台灣地區只有一家喊，你就不要買就好的……漲得太厲害就是不合理，不合理人家就不會去接受的，所以大家不要幫忙去哄抬。」

吳的說法，連踞台灣市場經濟執牛耳的經濟日報社論也看不下去，點名政府需為高房價負責的兩大原因：

首先，是稅收未擔負所得重分配的角色，造成民眾的收入差距：台灣在1987年前後的一波經濟快速成長，因政府能適時將所得公平分配，使得前者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從1987年以前的0.11倍降低至以後的0.08倍。

其後所得高低的差距倍數開始極劇拉大，原本政府應強化稅收政策來平衡，但政府卻棄守職責、未立法課徵資本利得稅，反而過度免稅，再搭配對富人較有利的所得稅105項減免，每年稅式支出金額逾3千億元，使得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到2008年成為1.53倍。

其次，就當前的稅基來說，目前地價稅的公告價格是3年一調，低於市場交易價格的2成；土增稅的公告現值也只值市場交易價格的7成5。更荒謬的是，目前的土增稅制，只要是同一年內進行的土地買賣，哪怕增值也不需課稅，變相鼓勵土地炒作，所以應按實際市場交易價格課稅才能公平。

今年稅收短徵2千億元，創下有史以來上最差的紀錄，財政部終於意識到事態嚴重，陸續拋出多項加稅議題，有提高營業稅率1至2個百分點，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以及開徵能源稅等方案。

加稅當然不討喜，非到必要時，沒有一個民主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但財政為庶政之母，稅收是國家歲入最重要的一部分，歲入若不足以支應歲出，國家財政預算無法平衡，債台高築之下，總有一天國家會被利息拖垮，稍具財政學概念的人，都知道其嚴重性。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加誰的稅？減誰的稅？

減稅是台灣數十年吹的主調，從早期為配合經濟發展而實施的獎投條例，與接續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啟動大減稅的開端，之後李登輝主政時期實施的兩稅合一制度，亦是大規模的減稅行動；近期陳水扁時期實施的土地增值稅大減稅；今年馬英九實施的遺贈稅大減稅與營利事業、個人所得稅的降稅，不只是減稅，而且都是在為富人減稅。

營業稅在稅務發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政府課徵工商稅的靈魂稅制。然而營業稅幾乎是對日常生活消費之買賣行為課稅，因此課徵對象是一般普羅大眾居大多數，每筆稅額也許不大，但佔一般消費者收入或財富的比例卻不小，致有累退性質，實在是一種「劫貧濟富」之舉。

能源及環境稅實質上包括能源稅及環境稅兩種，屬於綠色租稅的一環，首見於民國91年的「財政改革方案」。95年在產業界的壓力下，行政院提出能源稅稅費分離方案，除保留貨物稅中的油氣類為新稅主幹外，僅納入部分煤炭與天然氣的碳稅，幾乎已背離當初設置能源稅的理想與目的，飽受外界批評。馬政府上台後成立賦改會，將能源稅區分為能源稅、溫室氣體稅、污染稅等3項，後又加以整合正式定名為「能源及環境稅」。好不容易能源稅的開徵有些眉目，產業界又主張重回稅費分離，既無法充裕國家稅收，又是一種完全轉嫁給終端消費者、「劫貧濟富」的稅。

事實上，調降遺產稅應與奢侈稅、資本利得稅等富人稅配套。課徵能源稅則必須同步考量所得稅的調降，以避免加劇貧富不均、求得社會公平。並可藉由稅制的調整，補貼中低收入戶、挹注低碳科技的研發與大眾運輸工具，鼓勵選擇過環保綠色生活的民眾。然而，稅改毫無全盤考量，總是採分割式的逐項釋出，沒有把減稅與加稅整體考量，結果是減免稅法案毫無條件的率先全部出籠；等到現在須加稅的時候，不但籌碼盡出，也得不到應有的支持。

（媒體工作者）

雖然我很不喜歡主流經濟學中關於「理性人」的假設，那的確過於簡化，忽視社會規範、文化對人行為的制約性，且對社會結構存而不論。但若只涉及對單一個人的研究，把人視為理性、追求利益極大化、偏好具有順序且有自主選擇能力的主體，某種情況下還是可以說得通的。

數個工會團體於10月30日（五）動員近2百人，於立法院前抗議《工會法》修法草案在尚未與工會溝通的狀況下，再度排進立院議程嘗試闖關。工會代表在與個黨團溝通後各黨團均於口頭上同意暫時擱置此份草案，待勞委會與工會團體討論過後再議，工會界人士表示，將醞釀一場大規模的抗議行動。11月3日（二）《工會法》卻再度於立院闖關，後雖未成並延於今日（五）再次審議，但也證明政客的「口頭答應」不過就是一口口水。

然而，就在此強渡關山之際，台灣共有3百餘名產職業工會幹部齊赴對岸參加由中華總工會舉辦之「海峽兩岸工會論壇」，讓人不禁感嘆，國內的《工會法》，攸關未來台灣工會發展的遊戲規則大翻修，竟然還比不上中華全總的召喚，台灣的工會界，不僅展示了一次「有意義的選擇」，去對岸談了自己在國內都沒認真坐下來共商對策的「國際金融危機與工會作用」，同時再一次證明了，無論是喊價派還是自主派，都無法抗拒中國的「磁吸效應」。筆者並不認為與對岸政界、工會界交流有啥不妥，反而認為更應擴大交流的深度與廣度，但此時《工會法》正值決戰之際卻大唱「空城計」，著實讓人心寒不已。

相較於工會界的表現，筆者直言，教師會在這一次修法中反倒是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教師會主要的訴求就是要正名為「教師工會」，讓教師工會能夠擁有完整的勞動三權，這一點殆無疑義，理應支持。但問題在於，各校教師會擔憂自己未來或許將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而主張「比照企業工會」，此點值得討論。台灣工會發展之所以到今天都仍是一盤散沙，主要癥結在於《工會法》制度設計下的廠場與企業工會體制，讓工會習於面對雇主、與雇主結成同盟，而不習慣與其他工會進行更緊密的往來與接觸，遑論合作，以致於極似中古西歐封建時期老死不相往來、各據山頭的堡主。筆者擔心的是，即便現在教師會擁有全國與縣市層級的組織，一旦讓最基層的校級教師會法人化，看似給了個名分，但是否會因此變相造成縣市組織虛級化，重蹈台灣工會界各行其是、難以團結的覆轍？不無疑問。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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