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美國高層決策透露，準備在阿富汗增兵3萬多人（其中要求北約各國分擔1萬人），大力進剿塔利班。兩天之後的基督教感恩節前夕，全球第三大石油輸出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宣布延緩半年支付對國際的到期債務，重創亞洲股市並震撼歐美金融界。
杜拜與塔利班都是全球著名的伊斯蘭族群政治實體，都與阿拉伯民族有深厚密切淵源，而兩者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關係，前者如膠似漆、後者勢同水火；兩者在兩極完全不同的國家情境與經濟生活絕對本質上，對映出西方資本主義暴利文明在第三世界資源地區的兩種魔魘投影。
如果世人不健忘，當還記得今天全球經濟困境的源頭，是大約兩年前的美國次房貸金融危機。杜拜危機的根源也是房地產，冒險僥倖手段也是舉債轉投資以求暴利；不同的是美國國內房市與民生市場奇大，承受風險的迂迴彈性相當廣闊，杜拜不但是沙漠中的彈丸之地，而且本身毫無腹地與工業生產規模，純以服務業的奢華觀光旅遊，針尖式的在國際資本市場搏倖取巧。
杜拜債務危機引發全球震撼僅5天，即由阿聯中主要的產油公國阿布達比與阿聯央行力挺，而未釀成國際金融風暴，全球股市也暫告回穩。然而這不僅不是危機真正解除，反而更暴露出問題的根源：杜拜最近若干年的大舉投資建設奢侈觀光娛樂腐化享受式的房地產，以所謂「世界第八奇蹟」不斷變形的摩天大樓為噱頭式招徠地標，其所以有持無恐的依靠，本來就是他的兄弟公國阿布達比雄厚的石油美元後盾。
而石油美元自1974年石油危機問世以來，在大量軍購與大興土木之「餘」，就是向西方國家投資購買可孳利的服務業，因油國本身沒有工業與科技人才，而無法學日本式的對西方國家投資設廠消化多餘美元。經過30多年演變，最後最近的階段，是返回油國自我投資觀光旅遊服務業而與原先的大興土木轉型結合，並引進西方國家的房地產暴利術及其泡沫化風險。典型的代表就是杜拜。
這是多年來隱秘的阿拉伯後宮充斥西方美女與奢華享樂花樣之外，另類公開的並廣事招徠的、西方當代物質享樂主義經濟開發文明，對於波斯灣油國的腐蝕，以及產油國無能工業化，改採以觀光娛樂建設現代化的悲劇滑稽。
9年前的紐約「911」恐怖攻擊事件，假如真的如法國、日本記者與美國國內不少學者所揭發，是美國本身陰謀所為，而並非賓拉登主謀，則這位塔利班忠實盟友的另類面貌、命運與價值觀，或有相當可供世人參考來觀察評判杜拜之處。早年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有極密切關係的富家子賓拉登，其特殊關係的基礎就是承包大批王室工程建設並經手一些銀行金融業務，也就是可以說：賓拉登在尚未奔赴阿富汗支援抗蘇「聖戰」之前的事業模式，其實就是今天杜拜模式的祖師爺源頭。
20多年前賓拉登為何放棄世間第一等享受生活、投入阿富汗的世間第一等艱苦危難生活？至今是難解之謎；而他投身阿富汗塔利班之前的沙烏地王室密友歲月時期，與石油布希家族究竟有何祕辛關係？更是不解之謎。今天歐巴馬收拾小布希爛攤子而日漸深陷阿富汗的苦戰時，杜拜危機暴露西方資本主義房地產金融泡沫與債務文明對第三世界的腐蝕，兩相對照，若世人未能深省，仍將浮沈於浮士德式的暴利泡沫宿命輪迴悲涼。

2009年10月中，博智－中策集團簽約從AIG手中買下南山人壽，11月17日又宣布將把南山股權與中信金換股，此一過程至今引發許多爭議，工會也起而抗爭，要求保障員工與保戶權益。
這一連串的事態發展，源頭即是如今尚未平息的全球性經濟危機重創南山母公司AIG，導致原本營運正常的南山人壽無端遭受打擊。此一問題原應與整體社運及民眾對經濟危機的回應一起思考，無奈近年來台灣社運力量疲弱，工會更趨保守，對經濟危機根源的批判與分析基本上不在本地工會組織的視野之內，導致在因應危機的種種惡果時顯得十分被動而侷限。
就政府而言，南山事件發展至今則充分暴露出政府對於跨國資本的不設防態度。尤其是面對博智這樣的私募基金，本就不適合經營銀行、保險等需要長期信用的行業，但政府卻沒有明確的規範與事前防止，各種資格審查也有流於形式之嫌，竟還乞求於私募基金的「保證」凸突顯出政府從心態、制度到手段皆不足以對這類資本形成任何管制力量。
此一案例尚在發展中，結果難以預料，但我們卻已看到了一個從上到下皆對資本不設防的台灣。

號稱「港資」的博智－中策集團聯手買下台灣的南山人壽，是近年來台灣最大的金融壽險業併購案，其中最引人質疑的當然是博智－中策是否具有中資背景，購買的背後是否具有不良動機等問題。目前政府已初步認定博智－中策之資金並未來自中資，重點遂轉向適格與否的問題。尤其博智－中策買下南山之後旋即與中信金達成換股協議，引來各界對於博智－中策是否有長期經營南山的誠意，以及工會與保戶對於自身權利保障的質疑。
但是，在香港早已「回歸」多年的今天，我們不禁要問：港資與中資有差別嗎？諸多港資早已深入大陸內地開展業務，陸資也早已進入香港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兩者早已關係密切，更別提大陸官方對於香港的實質統治與掌控，要影響所謂「港資」的運作可說易如反掌。在這些情況下，硬要區分港資與中資，未免太過一廂情願。
更何況，以今日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來看，區分資本的國籍不僅做不到，可能也沒有太大意義。反過來說，即便是中資又如何？只要其營運適格，主管機關負起監督責任，並能夠確保保戶與員工權益，遵守相關法令，中資未必不如外資。

本世紀人類的兩大挑戰就是管理氣候變遷和克服貧窮，如果輸了其中一場戰役，就等於輸了另外一場。因此，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即將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之際，全世界面臨嚴峻的抉擇。
我們是否合作並採取行動，達成明確的政治協議，削減氣候變遷造成的毀滅性危機，並迅速開啟低碳經濟成長所帶來的機會？以這種方式，我們是否能克服貧窮和促進繁榮？或者，我們屈從於狹窄和短期的利益，彼此爭吵、缺乏企圖心和拖延敷衍，因而讓氣候變遷帶來的風險擴大到危險地步，阻礙富有和貧窮國家的發展？
最重要的是，為了確保地球未來的和平和繁榮，世界領袖必須承認，哥本哈根將是本世紀最重要的國際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一定得達成明確的政治協議，絕對不能有失敗的藉口。
最近幾週和幾個月，各國紛紛表態要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顯然如果每個國家一起行動，就能找出延伸行動的方法，也能讓全世界踏上責任之路。如今我們發現，確實有可能達到一份有效、可行和公平的協議。這份協議能讓我們避開氣候變遷的最大風險，克服全球的貧窮，並在更吸引人和更堅實的經濟成長──可支撐的低碳成長──基礎上，迎接令人興奮的新時代。
在接下來20蹈30年，透過創新和對綠能和節能科技的投資，朝向低碳經濟的轉型，可能成為經濟史上最具動能的成長階段，我們所創造的低碳世界，將會更安靜、更乾淨、更節能和生物多樣性。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們急切需要領導。尤其是已開發國家，必須勇敢面對在發展和氣候變遷方面的責任，因而需要激進的改革和龐大的資源。我們發現各方都有達成協議的強大意願，也展現強大的企圖心。若富有國家善盡角色，已開發世界將加速減少排放行動，我們可以達成國際合作，轉變世界運作的方式。
要在哥本哈根達成有效和公平的架構，有3個關鍵因素必須注意。首先，若要避免全球平均溫度比工業革命前高過攝氏2度，我們必須降低全球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從目前的約5百億噸降至2020年的440億噸，2030年再降至低於350億噸，2050年降至低於200億噸，或者低於1990年排放量至少50％。
第二，各國必須訂定減排目標，為了公平起見，歐盟、日本和美國在2050年必須達到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80％的目標，印度和中國等開發中國家也需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成長速度，然後開始減少，但所採取的方法必須符合經濟持續成長和降低貧窮的企圖心。
第三，有鑑於富有國家和貧窮國家的相對財富，富有國家有責任為過去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負起責任，且極需採取行動，已開發國家的防範氣候變遷行動際化，必須接受富有國家可靠和實在的援助。這對兩造降低排放量的際化，以及克服氣候變遷對他們處理貧窮所帶來的額外挑戰，極其重要。
已開發國家應在2015年前履行承諾，每年提供5百億美元，2020年前增至1千億美元，2020年後再增至2千億美元，開發和執行各項低碳計畫。
最重要的是，除了現存的官方發展援助外，還得提供額外的財務協助。儘管金額聽起來可能很大，5百億美元僅佔富有國家2015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約0.1％，與我們沒有達成處理氣候變遷的明確政治協議，可能付出的代價相比，這點錢實在微不足道。這筆經費的當務之急在於停止砍伐森林，支援非洲和其他脆弱國家改造，支援開發中國家的技術改革。
在哥本哈根，各國領袖應尋求建立一個組織架構，附帶明確的政治承諾，而非僅是一份正式條約，若這個政治架構明確，各國可在2020年簽署正式條約。但如果缺乏這個架構，將很難簽署條約或類似協議，現在是各國領袖負起責任的時刻。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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