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開幕為期12天的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聚集了世界192國的1萬7千名代表與各國領袖、環保人士，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際會議，且受到全球各國不分貧富的一致支持。

這個空前的會議，是因為世界面臨了地球氣候惡化將毀滅人類文明的空前危機，而促使全球各國首度「團結一致」。如果要勉強找一個可以比較的往例，自1970年代以來，美蘇的戰略核武裁減談判，差可比擬：同樣也是為了避免全球同歸於盡的最後悲劇，同樣也是爾虞我詐各懷鬼胎在數字上玩花樣，同樣談了二、三十年談不出具體結果。不同的是：核武器的原本作用即為消滅敵方，而導致地球氣候惡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卻是全球工業化「無心」的後果；裁核談判只限於美蘇兩極，其他各國只有接受核毀滅恐懼的份，但現在地球氣候峰會卻是全球所有國家都與會；裁核談判只有單純的核子彈頭及投擲載具數字之爭，二氣化碳排放量所牽涉的無比複雜的工業生產，有如千絲萬縷。

從不同之處的後兩點，可以看出地球氣候會議轉變的軌跡背景。過去二、三十年以《京都議定書》為中心的減碳救氣候全球環保運動，受到全球第一工業國、亦即第一排碳國美國的反對，迄今幾乎毫無成績可言；而這次哥本哈根峰會之前，美國空前地表現了願意妥協減碳而與全球合作的立場。這是基於兩大現實原因：一是最近兩年多，因美國金融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經濟衰退，美國本身經貿與金融垂危，而以中國、印度、巴西為首的第三世界經貿與金融崛起，導致凡與經貿、生產有關聯的國際重大爭議問題，發言權「配額」改組；二是中、印經貿崛起的基礎，正是與二氣化碳排放量有密切關係的工業化，中、印等第三世界國家的排碳量大幅迅速增長，「迫使」美國不得不向現實低頭而轉向。

也就是說：作為道德訴求的全球減碳運動，美國被迫合作的基礎，卻是「非道德」的第三世界加速加量參與了增加排碳量的現實。過去二、三十年全球的道德壓力，不能使美國願意合作減碳，現在國際現實情境的「非道德」因素，卻可迫使美國願意合作減碳；這個前後對照的本身，又屬「非道德」的。世人可以藉此徹悟：國際減碳運動，如同美俄裁談判一樣，促進它發展的動力，來自「惡」而非「善」。地球氣候惡化最後會毀滅人類文明，也是「惡」使世人瞭悉減碳的迫切重要性。

在這些善惡吊詭情境中，還有另一組情況可能是問題核心：減碳必須增加部分成本與減少部分利潤，不符追求利潤的工業生產、不符美國暴利式工業主義，是一直以來美國企業界挾其政府反對減碳的根本原因。而最近20年的歐盟與現在剛崛起的中、印，又為什麼願意減碳而減少利潤增加成本？這其中有一個利潤的程度問題（是否要暴利）與立場問題（是否願與國際分享），這又顯示了美國在國際政治與軍事之外，經濟利益上也是單邊主義。

有關減碳問題所有的數字之爭，都可以交給技術專家。全球輿論關注的是人類命運中的道德問題；在這方面美國現在開始改變了，哥本哈根高峰會是個起點，過去前功盡棄，現在可以重新來起。

在剛結束的地方選舉中，隸屬勞動黨的高偉凱以4,736票，當選新竹縣議員。對台灣的普羅大眾來說，此一發展象徵著台灣政治在藍綠之外新突破；而對於社會運動而言，此一事件則堪稱舊運動的新發展。

勞動黨長期經營桃竹苗地區的工人組織，高偉凱本人更是長期投身工運與基層工會服務工作，對於工人的處境有深切體會。他本人也為了瞭解工人、推動工運而進入工廠工作或當計程車司機。即使要介入政治，他也不曾「聰明」地選擇主流的政治投機，而是從基層拉出一貫的工人勞動權利與社會福利作為其競選政見，使其當選成為普羅大眾的一次真正的政治表達。

更值得注意的是，勞動黨的組織運作方式可謂非常「古典」。從平時的工會經營、工人組織勞教、抗爭手法，乃至選舉期間的宣傳造勢與政見訴求，從訴求對象、語言到形式等，無不是早被某些後現代論者判死刑的老一套，但恰恰是這些對左翼而言再傳統不過的基本功使其勝選。

拋開各種貌似新穎的組織手法、策略與理論，高偉凱的勝選再次證明了左翼只有回到根本、組織群眾，才可能產生真正屬於自己的新政治力量。

本次地方選舉，勞動黨高偉凱在竹北攻下一席議員席位，儘管就整體政治生態而言無足輕重，對於積弱不振的台灣社運而言卻已是莫大的成績。但正是因為社運積弱已久，光靠社運力量絕無可能使高偉凱勝選，使得這次勝利顯得十分特殊與偶然。

仔細分析高偉凱勝選的因素，除了新竹當地的藍綠各自陣營內部的分裂與疏忽之外，更重要的是竹北地區近年來新湧入數萬名到竹科及其附近工作者，這些人游離於傳統的地方政治網絡之外，給了勞動黨開拓新群眾基礎的機會。勞動黨向來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其毫無保留的統派立場，但由於地方選舉基本上無涉統獨，使得這一問題在地方選舉中相對不凸顯。

最重要的，2007年起的世界經濟危機對竹科造成的重創，無疑給勞動黨此一左翼色彩濃厚的團體一個絕佳的發展機會。在全球經濟危機下，不僅許多傳統產業面臨破產、關廠，就連高科技的竹科園區及相關產業也遭遇困難，無薪假者比比皆是，其中台積電的裁員風波無疑最具指標性，積極介入此一風波的勞動黨，則在本次選戰中獲得最豐碩的回報。

歷史上經濟危機常推動左翼的發展，台灣看來也不例外。

瑞士只有4座有尖塔的清真寺，約35萬名回教徒，多數是來自於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歐洲人，約13％經常去清真寺祈禱。很多人也許會想，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在日前一項禁止興建清真寺尖塔的憲法修正案公投中，57.5％的瑞士公民投下贊成票，擔心瑞士會逐漸基本教義主義和伊斯蘭化，英國衛報報導，這個現象透露了一些端倪。

瑞士人是否比其他歐洲人心胸更狹窄？也許不是。公投是人民短暫的直覺，而非深思熟慮的意見，人民短暫的直覺很少是心胸開闊的，其他歐洲國家有關此議題的公投也許會產生驚人的類似結果。

報導說，將瑞士公民公投贊成禁止興建尖塔，歸因於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也許搞錯了重點，當然，基督教和回教長久以來相互的敵意，以及回教激進人士最近發生的暴力事件，促使不少人擔心回教並不像印度教或佛教，尖塔很容易被人聯想到恐怖的畫面。

但如果瑞士人和其他歐洲人對自己的認同很有自信，他們的回教同胞可能不至於引發如此的恐懼。這也許就是問題所在。西方世界的多數公民在並不很久以前才有毫無疑問的集體信仰和認同象徵，教堂在很多歐洲城市聳立，對多數人有不尋常的意義，很少人與非同信仰的人結婚。

並不很久以前，很多歐洲人還信仰國王和皇后、懸掛國旗、唱國歌、被教導民族英雄的事蹟。國家就是國家。在外國旅行的多半是士兵、外交人員和有錢人，認同並不成為問題。

但受到全球資本主義、歐洲整合、兩次世界大戰使得所謂的民族認同受到汙名、以及有宗教信仰的人大幅減少影響，情況已有變化。多數人生活在世俗、自由和除魅的（disenchanted）世界，多數歐洲人的生活比任何時刻還要自由，不再被神職人員告知該做或想什麼，當他們試著那麼做，多數歐洲人不把他們當一回事。

但這個解放的世界可付出了不少代價。信仰和傳統的自由並未帶來更大的滿足，反而引來更大的混亂、恐懼和憎恨。儘管集體認同的展現並未完全消失，多半僅侷限於足球場，但勝利或失敗可能立即引發暴力和憎恨。

民粹煽動者譴責政治、文化和商業菁英是導致當代世界不安的原因，他們被控執行大規模移民、造成經濟危機、導致一般公民失去國家認同，但如果這些菁英因為造成當代的不安而遭到憎恨，回教徒就因仍有信仰、知道自己是誰、有值得渴望的事情而受人羨慕。

其實，很多歐洲回教徒和他們的非回教同胞一樣的世俗和除魅，這樣的認知有重要意義，那些聳立的尖塔、黑色的頭巾具有威脅，乃是因為它們在很多覺得已失去信仰者的傷口上灑鹽。

反回教民粹運動可在前左派人士中找到一些激進的支持者，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因為他們對世界革命等等已失去信仰。這些左派人士在轉向革命之前，有很多人都來自於宗教界，因此，他們蒙受了雙重損失。在他們對伊斯蘭的敵意中，他們喜歡談論捍衛「啟蒙價值」，但事實上他們哀悼信仰的瓦解，無論是宗教界或世俗界。

瑞士公投所暴露出的社會病，並無特效藥可治。天主教教宗有一解藥，他希望民眾返回羅馬的懷抱，福音傳教士也有一套拯救之道。新保守派人士視歐洲的不安為典型的舊世界墮落，由福利國家和對美國硬權力的軟依賴所滋生的一種集體虛無主義狀態，他們的解決之道在於使西方復甦，在美國的領導下，投入支持民主的武裝十字軍。

但這些方法無一可行。我們最能期待的是，自由民主制度可協助歐洲人度過這段不安時期，煽動性的誘惑將受到抗拒，暴力的衝動受到抑制，畢竟，民主制度過去曾承受過嚴重的危機。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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