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一位父親14個月內接連親手打死兩嬰，震驚社會。除了對這兩個幼稚生命的逝去惋惜外，我們認為這個案例暴露了不能再讓人冷漠以對的根本問題。

據了解，該名父親以打零工為生，並數度潦倒到只能帶著妻小露宿街頭。值得注意的是，接連親手殺死兩嬰的「兇手父親」前案被重判20年，後案則被法官以「他其實疼小孩，但因貧窮壓力大，情緒暴躁闖禍」，判決3年8個月。

無意為兇手脫罪，但我們認為後案的法官判決理由頗值得咀嚼。這個判決，將個人犯意與社會處境做了連結，直指我們多少瞭解，卻始終不願意嚴肅以對的事實：奪命者，乃貧窮也。貧窮，不只是經濟物質的匱乏，更帶來了人性的沈淪。試問，還有什麼比虎毒食子更令人絕望的悲劇？

貧窮的致因很多，但結構性的貧窮卻相對清楚。失業、不穩定的就業，這樣的就業困境，便是當今社會貧窮的製造機。失業使人困頓、沮喪、憤怒，不穩定的就業則總是對應了暴起暴落的情緒與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想要把不斷受挫的災厄處境昇華為無條件的愛，宛如緣木求魚。

更重要的是，由於台灣對於資本主義之弊缺乏系統性的理解，故失業者與不穩定就業者便只能不斷內縮，或向周遭發洩；甚至外界還經常落入譴責受害者的迷思。也因此，貧窮者根本難以成為社會不義的見證，而只能演變成頻仍的家暴。

我們不應把這則新聞當成個案悲劇。實際上，這是社會瓦解的前兆，也是彈性資本主義造成大量貧窮後的自掘墳墓。家庭，是人類最親密，也是最基本的團體單位；甚至可以說是最原始的非經濟互助組織。問題是，資本主義不但長期蠶食我們的宗族、社區等互助系統，並且也逐漸在應驗它的原子化目標。於焉，即便是最小、最基本與最親密的家庭都因之搖搖欲墜，愈來愈不可得。只是沒料到，消滅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乃是貧窮者以親手結束自己子女性命的方式行之罷了。這絕對是個重大的危機徵候。

問題是，沒有任何市場可以脫離社會而運作。當社會被支解成碎肉時，市場本身也必然面臨盛極而衰的極限；其意義如同當自然資源的剝削到底，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同時到頂。

這究竟是我們社會體制的山窮水盡？或者僅僅只是一時衝動與糊塗的意外悲劇？我們不能再繼續把頭埋在沙堆了。

在台灣的漁民間流傳一個笑話：「台灣漁業經濟迅速下滑，但漁工的失業數字卻未增加！」追究其因，實乃台灣漁業早已「外移」，幾乎都被外籍漁工取代，所以漁業的好壞，對台灣的失業率已沒啥影響。

而此次江陳會所洽簽的「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許多人擔憂這是開放陸勞的政策，但政府卻言明此協議僅保障漁船權益。亦即，此協議無關保障台灣漁民的工作權，而僅是降低台灣的船公司老闆，因海上喋血事件、漁工逃跑所帶來的財務損失。對此協議，我們可分為兩方面來看。

其一，海上喋血事件的根源，主要是薪資糾紛。例如合約寫著薪資較高的遠洋漁業，實際登船後才發現是低薪的近海，陸籍漁工發現被騙，但又求助無門，只好將怨氣出在船長等幹部身上。既然根源是待遇問題，政府就應對症下藥，一方面讓大陸漁工的薪資流程透明化，同時，立法保障漁工薪資高於台灣的基本工資，根本性的避免大陸漁工因低薪而發生喋血。

其二，今日台灣並非沒人願意上船、而是上船的待遇太低，所以，倘若台灣政府能提高將基本工資、符合「家庭最低生活費」的2萬3,870元的水平，既可要求船東增雇台灣漁民，也避免發生海上喋血。一舉兩得，何樂不為？

近年不斷發生的海上喋血、漁工逃跑等事件，造成台灣船東的重大損失，故此次第四次江陳會的重點議題之一，即是洽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或稱「兩岸漁工協議」）。

此協議的起因，是長期以來台灣船東對大陸漁工的身家背景、刑事紀錄及健康狀況不瞭解，加上保險責任歸屬不健全，常造成漁工上船後，與船長因薪資而發生糾紛、導致喋血命案頻頻。

而在簽署此約之後，據農委會漁業署沙志一署長表示：之後透過漁船主、我方仲介機構、大陸經營公司及大陸船員四者間的契約，有明確的工資議訂及保險。此外，當船員有重大過失時，大陸業者需連帶賠償。更重要的是，簽署後將讓兩岸漁事糾紛，有正式的申訴及救援管道。

此外，政府也顧慮到台灣船東的成本壓力，為避免簽署後造成台灣船東提高成本，本約也特別訂定陸籍船員的工資需低於基本工資1萬7,280，但也需高於1萬5千，以避免薪資爭議引發喋血。上述看似政府的努力，卻不免令人質疑政府落實的可能性有多少？

正如同民進黨籍立委黃偉哲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畢竟，工作地點在孤立的海上，加上台灣與大陸談判只要牽涉到引渡人犯的爭議，總是矮一截。不禁令人擔憂，這是否又是一個新口號？

幾天前，一位學生送給我她幾個月前翻譯的新書《我不OK！改變世界的力量》，當晚就立刻讀完。一方面因為文字不多、譯筆生動，更重要的是故事十分吸引人。

譯者呂亭詠高中畢業的暑假，前往史瓦濟蘭擔任國際志工。在非洲大陸體驗到貧窮、死亡、剝削、不義的當下，也認識了這本書的作者珍妮‧麥斯威爾，感動於她對非洲的付出，於是在大一時，完成本書翻譯。

故事的主角珍妮原是加拿大著名行銷公司歐尼斯行銷集團的主要經營者，合作的客戶包括迪士尼、加樂氏、吉列、康寶濃湯等大型跨國企業。911事件當日她受困紐約，親眼目睹慘劇與恐慌、經歷死亡與悲傷。回到加拿大後，陷入了憂鬱症的創傷。但因為宗教信仰逐漸走出陰霾，卻竟然天真地計劃前往非洲宣教，經歷幾番掙扎、和當地殘弱的生命真實相處後，終於下定決心在非洲生根，並且成立「非洲之心」（Heart for Africa）協助解決非洲的飢餓、孤兒、貧窮及教育問題。

珍妮和許多基督徒一樣，藉由努力工作來榮耀上帝，雖然都知道要把基督的愛和更多人分享，但對於現實生活，特別是弱勢者的處境，並沒有太多的體會，只會自我感覺良好地在教堂「坐」禮拜。不過，在911事件卻讓她反省到，「並非我從未好好的讀聖經、無法傳福音，而是我根本不了解貧窮和不公義」。於是，她重讀聖經，逐漸體會為何耶穌總是與弱勢者站一起，而這也成了她前往非洲的重要關鍵。

不只如此，珍妮．麥斯威爾擁有豐富的行銷技能與經驗。許多人提到「行銷時」會習慣性地會將企業、資本主義、獲利，甚至是欺騙連結在一起，而在傳播及商管教育中，也經常有意無意的提醒學生，要將進入大媒體、企業當作未來的重要路。然而，珍妮不僅和弱勢者站在一起，更用她的專業服務弱者，在草根中行銷，事實上，弱勢的群體與NGO反而更需要有傳播與行銷的技能協助發聲、推廣理念。

雖然對大學生而言，貼近弱勢者的處境可以讓我們向基層學習、感受同理、自我成長，不過，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和呂亭詠一樣到史瓦濟蘭擔任國際志工。只是，社會的弱勢者也不是只在非洲，或者我們想像的貧窮國家。每個社會都有受到政治經濟壓迫的弱勢群體，都需要我們關心與學習，而我們所學的專業，也不是只能為資本家或國家服務。相反的，用我們的才能和社會底層一起努力，反而會讓我們得到更多的滿足與自我實現。

前輩姚欣進曾於11月底的立報「扣問求音集」中提到無薪假是否會捲土重來。這的確是一個相當嚴肅的問題，因為無薪假的存在不僅是資本家階級一意孤行的結果，更重要的還有勞委會主委的背書，如果台灣勞動力市場的調節器除了彈性化外還多了一條「無薪假」的話，台灣勞工的權益將陷入谷底而難以抽身。

雖說台灣與德國的確屬於幾乎完全不同的國家，但至少有兩點是類似的：台灣經濟高度依賴工業製成品的出口賺取外匯，德國不僅是，而且是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出口國。在2008年底的全球經濟危機下，兩國處境都很艱困，標準普爾於11月預測台灣2009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僅介於1.8％至2.3％之間。德國更慘，德國央行於12月初預測該國今年的GDP萎縮4.9％。至於另一個極度類似的是，台灣的勞動法學界幾為德國留學生的天下，但勞動法學界卻對無薪假漠不關心，跟不上德國的腳步。

德國聯邦政府擔憂經濟危機帶來沈重的失業問題，開始採用縮短工時制度的方式，讓資方不致於解雇勞工，因業務緊縮而面臨資方縮短工時的勞工，可獲得由聯邦就業局發給的部分工時給付，這算是「局部失業保險」，這與樽節的工資相加約可達到之前工薪的60％到80％，德國過去幾年失業人數大約在5百萬人之譜，縮短工時制度施行下來失業率並未增加，德國總理梅克爾因此於11月底表示縮短工時制度將會延長施行時間。如果把德國的就業培訓加進去的話，德國當前在經濟萎縮中依然進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但我們在台灣卻只看到了政府保證的「無薪假」。截至本週，全台無薪假勞工仍有1.7萬人。

其實不僅是台灣，同屬東亞出口導向的歷屆南韓政府，亦未發展出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同樣利用彈性化的方式大砍企業人事成本。即便工會運動在南韓看似強健，但財閥工會僅專注於企業層級的談判，排斥產業別工會的集體協商，並排斥外包派遣勞工。在台灣，國公營事業工會於1990年代中期躍居工會運動主流，本身即因產業特性而較受保護，所出現的狀況與韓國大工會一樣，在缺乏工會對彈性化、非典就業問題的關注下，台韓兩國雙元勞動力市場結構在此波經濟危機後將更形堅固，這也是為何歐洲的開放經濟體，無論是在政府的未雨綢繆，還是勞工運動的制衡下，往往能夠發展出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而東亞的台韓卻付之闕如的主要原因。

無薪假，看來還是得繼續放下去了。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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