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世人還記得戈巴契夫的可能已不多，他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性是，1991年底蘇聯在他手上瓦解了。這個天大的事，掩蓋了莫斯科崩潰之前，他曾與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希相約，不久之後要高峰會談全球氣候問題。當年美蘇氣候會談的「兩極」模式，因為垮掉蘇聯那一極而未談成，事隔將近20年，現在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高峰會上，卻以「變形」的G2模式，勉強談成了一個跛足的協議：G2之一的中國「率領」第三世界另三大國，與美國合提給聯合國的協議──雖然，中國始終拒絕G2這個談法。

提戈巴契夫與蘇聯，是為了強調，當時仍為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都把地球氣候問題，看成類似核武談判的超級戰略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一團混亂與近乎富國詐欺行騙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就可以弄清楚工業國家玩手段的真相，與拆穿歐盟十幾年偽善假面具：他們內心深處真正急切關注的，並不是工業廢氣使地球暖化將毀滅人類文明的空前大危機，而是如何想盡一切計謀，阻止第三世界工業化的速度。這原是個國際大戰略問題，而並非歐盟戴了近20年偽善道德面具、所聲言的拯救地球云云。

工業國家想要藉哥本哈根峰會玩數字的戲，把全球減碳責任配額的相當部分，不公平地偷天換日轉嫁到第三世界各國身上。這13天會議的種種醜惡障眼法與權謀機詐的被拆穿，以及第三世界獲得氣候會議與空前國際會議的空前發言權，是這次高峰會的第一個重大收穫。

而在這次峰會之前數日，第三世界重要國家已獲悉工業國家可能的陰謀，預先在北京密議；以中、印兩大人口國為主，空前的團結合作，預先達成共識，絕不在峰會上接受工業國家不合理、設圈套詐欺式的陷阱協議。接著在峰會13天爭議期間，果然奏效。這個過去罕見的多數弱國「預謀」抗爭少數強國陰謀的成功，以及第三世界空前的有力團結，是第二個重大收穫。而在北京「密議」之前10天左右，印度總理才剛訪美對中美合作大發不滿牢騷，使這個收穫更彌足珍貴。

第三個收穫不但更難能可貴，而且空前地具有改變全球重大國際問題討論未來模式趨勢的可能。這第三個重大收穫是提氣候問題協議給聯合國的五國名單，所顯示的世界大事發言與決定權的分配比率意義。

五國是中、美、印度、巴西、南非，這個「G2加上亞非拉三大洲代表」的組合，如果以大半年前匹茲保G20峰會時，巴西總統魯拉的銘言「全球金融都是白人國家搞爛的」來看，混血種的巴西本身當然不承認是「白人國家」，中、印、南非更不是，則只剩下美國一國，佔提議國家的5分之1。再以歐巴馬本人「半白半黑」，以及美國官方前幾天剛修正預測、2050年美國白人將在半數人口以下來看，這5分之1還要再減半成為10分之1。這個象徵比率，暗示了美國最近一年一再吹捧的G2，必須聯合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非白人」，也就是第三世界，共同謀劃全球福祉前途。同時也暗示了，「第二世界」中的歐盟因偽善詐欺而沈淪。

以這三個重大收穫為基礎，未來的全球氣候會議，應該以真正公平與人道的人均排碳量算法，儘速逐步取代現有的以國家為單位的算法，人類才可能有希望得救。

總部位於巴黎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向來被視為富國俱樂部。但墨西哥、南韓加入之後，日前又再邀請智利於2010年初正式加入，展現了主導的政治經濟勢力調整國際關係架構、吸納後進國家的靈活手腕。

OECD向來以自由市場為宗旨，更在瓦解勞動市場管制、推動「彈性化」政策上著力甚多；後進國家的加入並未改變這一點。反過來說，倒是這些國家按照OECD的標準改變了自己，才獲得加入的機會。俄羅斯、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南非等，也已經成為OECD考慮爭取的對象。而且類似的趨勢並不僅止於OECD，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後的G20的成立，亦是一個清楚的指標，顯示這些自1980年代以來最積極擁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國家，終於以內部工農生計、本國經濟自主為犧牲，換來了資本世界體系中的席位，進一步削弱了既有的發展中國家聯盟，比如聯合國下的G77；墨西哥、南韓於加入OECD之後便退出G77。

如果以過去的三個世界概念觀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仍是第一世界，終於躋身資本世界的發展中大國是新的第二世界，而第三世界則是那眾多的貧窮小國，如今更加無人聞問。

成員以美國、日本、德國等先進國家為主的OECD，向來是各種國際組織中最具富國色彩的一個，加入條件甚嚴，不僅經濟發展與市場開放需達相當標準，審查程序亦相當繁複。但繼1994年中美洲的墨西哥加入後，1996年亞洲的南韓也加入，連南美洲的智利也將於2010年加入。OECD甚至還考慮與巴西、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討論加入的可能性。

同時，如果看看近年來的國際局勢，不論是全球金融危機前的「金磚四國」、「新鑽十一國」論述，或是危機後的G20取代G7、G8，以及甫結束的哥本哈根會議上中、美G2的具大影響，皆可看出過去被貶抑的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力量已逐漸抬頭。

很清楚，這些國家之所以能夠日漸強大，除了經濟危機重挫歐美國家的間接效益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他們都積極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車。尤其智利是1970年代率先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標竿國家，當時還因為軍事強人皮諾契特係以政變推翻左派阿葉德政府，引來國際輿論批評。如今智利30年來的發展道路終於獲得世界全方位的認可，顯示與全球化結合而非對抗的策略，才是落後國家發展的唯一可行之路。

英國衛報指出，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全球氣候高峰會已經落幕，但並未提供大幅改變的希望，各國領袖也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龐大繁雜和急迫性。但這樣的結果不令人意外。儘管這場高峰會的宣傳如天花亂墜，籌辦單位和參與國家根本無意改弦更張，停止或扭轉顯然無法永續成長的過程。

衛報認為，部分的問題在於，氣候變遷這個議題漸漸被描繪為各國之間的利益競爭，因此，這場高峰會被各界解釋為兩大強權──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或一小群已開發國家和一小群新興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和南非）之間的鬥爭，或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之間的鬥爭。

過去富裕國家追求經濟成長所產生的不利後果，開發中國家正深刻感受到，不僅是過去，目前已開發國家平均每人的溫室氣體排放，仍是包括中國在內很多開發中國家的好幾倍。因此北半球的評論家試圖掩蓋這個事實，並譴責若干開發中國家的高排放，已被多數開發中國家視為已開發國家再殖民的進一步證據。

但衛報指出，將這場高峰會描繪為各國之間的鬥爭，可能搞錯了重點：氣候變遷這個議題與經濟體系──資本主義──確有關聯，這個體系仰賴快速成長為主要動能，即便此一成長並未給民眾帶來更好的生活。因此，沒有人質疑這個假定：人口成長率下滑的富裕國家，必須維持GDP成長，而非尋找創造和分配經濟生產，以建立更好生活品質的不同方式。在經濟成功的開發中國家，也沒有人辯論成長模式，這些成長模式有很多是以不公平擴大、大部分人口感到不安全感、以及對環境造成巨大破壞做為代價。

儘管這些問題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高峰會連提都沒提，各國在會後簽署了某種共同聲明，似乎有了不錯的結果，但氣候變遷這個問題根本沒有解決，而且急迫性更甚以往。

樂觀派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在雙贏下獲得解決，透過綠色成長和新科技，提供非物質的生產（dematerialised output），因此，此種成長對環境的衝擊將逐漸減低，卻產生了所謂傑文斯矛盾（Jevons paradox，為英國經濟學家威廉‧傑文斯William S. Jevons所創），即科技的進步增加資源的使用效率，卻會增加資源消耗的速度。

奧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約翰‧佛斯特（John B. Forster）在2002年出版的新書《生態革命：與地球和平共處》（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中，強力闡釋了這個觀點，他認為自然和社會之間新陳代謝的合理重組，不僅針對氣候變遷，也得針對其他環境問題。他寫道：「人類所面臨的巨大危機，不是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而是出自於失去控制的錯亂社會體系，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何以致此？約翰‧佛斯特寫道：「資本透過地理擴張和開發這種空間修補，正從整個生物圈的範圍逼近生態界線，如先前的案例所顯示的，這種情況根本難以逆轉，經濟帝國主義──這個體系的中心透過對邊陲生態的徹底剝削，以無法持續的速度成長──開始製造遍布整個星球的經濟矛盾，傷害整個生態圈。」

這並不代表中心民眾的利益將無可避免地與邊陲民眾的利益對立，因為兩者都受到這種生態失衡後果的負面影響，相反的，這代表了現在是我們擺脫對成長的迷戀──這只會增加資本家的獲利──轉變到建立更合理的社會組織、人類與自然關係的時刻。

因此，確實有所謂的雙贏解決方案，但絕對不能建立在現存的經濟典範上。好消息是，愈來愈多人道和民主替代措施，可能達到永續成長，又能兼顧環境保護。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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