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南部缺水嚴重，建水庫的主張再度大行其道，甚至十餘年前已被擱置的美濃水庫計畫都被再度提起，並將興建與否定位為「糧食與蝴蝶間的取捨」。然則，今年88水災的重災區如旗山、六龜、甲仙（小林村所在），其實就在美濃周遭，而美濃水庫預定地的黃蝶翠谷也多處出現滑坡落石的現象，可見該地地質實不容對千百年山林開膛破肚的巨大工程。水庫工程所威脅到，除了山林中翩舞的蝴蝶和其他萬千物種之外，還包括山下數百年來耕讀漁樵安居樂業的生靈！

對台灣工程業界而言，築壩儲水似乎是靈丹妙藥。然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環境規劃系教授康多夫（Mathias Kondolf）早就對水庫迷思提出警告。康多夫的研究指出：所有水壩多少都會截留沉積物，會改變洪峰和季節性水流之多寡，因此也大大地改變河流的功能和特性。水壩擾亂了長期連續性的河流系統，並干擾了「輸送滾帶」運送沉積物的功能。水壩上游所有的推移式承載和大多數的懸浮式承載的沉積物，都留在水庫裡靜止的水中，減少水庫的儲存量。由水庫釋出的水具有移動沉積物的能量，卻沒有承載什麼，這種由水壩釋放出的「清水」被稱作「消瘦的水」（Hungry Water）。通常在水壩完成的幾年後，這種「瘦水」消耗它的能量在沖蝕河道、河岸，造成切割（河床上的裂縫），並使河床變得粗糙。水庫也可能使下游的洪峰減弱，引起河道萎縮和促使細小的沉積物沉澱。

康多夫的「瘦水」理論，在台灣大多數的水庫幾乎都已獲得證實，石門水庫和曾文水庫這南北兩大水庫於今所爆發的問題，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引為警惕？近年來台灣海岸線退縮、地層下陷、物種消失、生態耗損、維生經濟破壞等負面影響，難道都不需要往「上游」的水庫或「上層」的政策去檢討？

自1992以來，政府規畫的幾座大型水壩當中，美濃水庫與瑪家水庫案遭受在地居民強烈反彈。反水庫運動的正當性獲得台灣社會的理解，對半世紀的發展主義霸權引發反思與挑戰。反水庫運動帶出二種思辯關係：一、展開南北對話；二、尋求另類的水資源發展模式；就像是1980年代台灣的反核運動獲得國際反核運動的理論與實務的啟發，1990年代的台灣反壩運動，不僅在本土點燃了邊緣對抗中央的戰火，扭轉北方所主導的發展主義式的水資源治理，在國際上也實質參與了南北對話，匯入國際反大型水壩運動的行列。遺憾的是，迄今政府決策者和工程業界似乎還陷溺在「缺水就要建水庫」的發展主義思維中，他們應該重新回顧20年來國際社會以及台灣有關水庫問題的重要思辯。

別因為陸客來台、陳雲林來台就忘了中國仍是轉型中社會！最近幾個月，在中國發生了垃圾焚燒廠該在何地建置的激烈爭論。民眾陳情抗爭事件也在廣州、武漢、北京等一些中國大城市都出現過。抗議垃圾焚燒工廠的群體性事件先後發生，在可見的未來會繼續出現。這個現象既反映出公民維權與環保健康意識在中國社會各角落的增長，另一方面將考驗新興的環保NGO參與者，在環保市場也面臨集團資本化的轉型過程，如何擺脫主張靠新建設獲取利益的博弈者。

根據中國環保產業的相關商機預估，到2010年，中國垃圾發電行業的年投資額可以達到8百億人民幣。報告更不忘強調中國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服務期限一般為25年左右，也就是它的穩定收益要長達25年。官方支持使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收益穩定、營運成本低廉並享有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能給投資者帶來穩定高額的回報。也就是說，未來此起彼落的垃圾焚燒廠投產將不是單純的垃圾處理能力，更代表背後代表的投資利益背書。

因此一個進步的垃圾減量政策在現階段中國如何進場，除了串連民眾參與，也是考驗著當地環保團體能否將反對設置垃圾焚燒廠的鄰避效應能量，轉化為推動垃圾減量信仰的生活模式。另一個根本任務還在於，必須讓黨政高層支持的那些焚化爐產業集團出現在陽光下。

中國大陸的環境專家也清楚，隨著城市人口激增，城市垃圾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長，現有的各地垃圾填埋場即將爆滿，而土地資源在中國只會更緊缺。因此很多城市當局希望通過建設垃圾焚燒設施，大幅壓縮需要填埋的垃圾量；加上垃圾焚燒可以發電，垃圾焚燒廠建廠看起來也不能完全加以否定。

然而，無論是填埋還是焚燒，都容易產生二次污染。台灣垃圾政策在上世紀90年代初也抱持過中國政府當下的看法，同樣把垃圾量成長問題當作城市發展必須承受的負擔，於是面臨各地對垃圾場設置的反彈。後來推動成功的垃圾分類和減量化，應該是當前中國對於垃圾焚燒廠建設可以參考設置的前置條件。

眾多中國城市在完全沒有意識到上述條件必要性的情況下，盲目建設大量焚燒廠，讓人擔心最終將導致焚燒效率偏低、焚燒危害加大。問題是這些可以參考的前提是政府的監管決心。如果當前中國在這部分的監管偏弱，那麼台灣經驗將會泡沫化。中國各級政府必須放棄威權姿態，願意承諾加強訊息公開，讓市民大眾參與監督垃圾焚燒廠的運行和排放情形。

總之，唯有讓民眾有興趣參與垃圾事業並且視之為集體獲利，從而信任管理者和垃圾處理企業，對岸社會才能早一步走出垃圾焚燒廠選址碰壁的困局。

行政院研考會最近大張旗鼓收集十大民怨，預計將納入行政院「改善庶民行動方案」。據統計，有超過3成以上的網民把都會區房價太高列為民怨第一名。

經建會為解決房價過高的問題，規畫了13條都會區域通勤鐵路系統，並配合捷運、輕軌或巴士等方式接駁，使郊區至都會區的通勤時間縮短至一小時以內。經建會希望透過路網建設，疏散大台北地區高房價壓力，讓買不起都會區房子的人，可以買得到郊區較平價的房子。內政部因應高房價問題，也提出了「住宅輕鬆GO」3年計畫，預計增加房屋供給，選定淡海新市鎮土地、機場捷運沿線土地，興建合理價位住宅，以解決都會區「居不易」的問題。此外，內政部還提出「以房養老─反向抵押貸款」，讓擁有房屋的老人可透過抵押自宅，獲取現金給付或一定的信用額度，以取得養老基金。

政府長期以來忽視鐵道運輸，策略混亂，導致台鐵總是在長程運輸和短程運運的需求中擺不平，使最不應該有塞車問題的鐵路卻經常大塞車。經建會在沒有重新檢討交通政策與評估興建經費、興建時間、使用效益之下貿然畫大餅，顯然有點異想天開。

無論建立通勤路網、開發新市鎮與在都市周邊地區興建平價住宅，甚至是「以房養老」政策等，其實都有一個隱而未顯的前題，就是不能衝擊現有房價，不能損及建商利益。一方面要讓深受高房價之苦而買不起房子的人，摸摸鼻子住到偏遠的地方，退出都會房屋市場；另一方面，用以房養老的政策，也讓正在為要不要買房而躊躇不前的年輕人，被榨出僅剩的退休預備金，向高房價屈服。

由民怨統計中可見，買不起房子的人所在多有，因此目前都會區高房價的原因不在於供需，而是投資客太多與資金氾濫，造成市中心有許多空屋及土地卻未能有效利用，不能進行正常交易或得到合理房價，根本上是屬於一種市場失靈的狀態，而政府正是撐起這個畸形房市的共犯。

政府為振興經濟大幅降息、降低遺贈稅、兩岸金融開放引進陸客投資等，都導致市場資金氾濫。這些海外回流的資金或投資的熱錢，沒有如預期投入台灣的生產事業，反而加入投機炒作的金錢洪流。特別是價格極不合理的豪宅，更被稱為財富移轉、逃漏遺贈稅的高速公路。振興經濟政策沒有振興經濟、解決失業問題，反倒是讓台灣社會貧富更加兩極化。

平抑房價，政府有太多貨幣、財稅等政策工具可用，根本不必大興土木、曠日廢時地建立效益不明的通勤交通。房地產泡沫愈吹愈大，政府不快點面對問題，一旦病入膏肓，到時要救也難。

ECFA究竟是啥，現在好像沒人可以說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紙在WTO架構下的兩岸自由投資與貿易協定；也因為涉及兩岸問題，藍綠兩邊的選民又開始自動選邊站。但情況可能還要更為複雜。

民進黨的宣傳基本上是反對，並認為一旦簽下去，台灣的經濟將面臨邊陲化的困境，比如說，投資中國將取代投資台灣、投資中國將導致台灣失業率居高不下、投資中國將造成台灣薪資所得停滯，同時造成家庭收入差距擴大。這些說法看似有理，實際上能否建立密切的相關性，實在不無疑問。

就拿失業狀況來說，台灣自1980年代末期即經歷了製造業等傳產關廠歇業的風潮，當時的問題真的出在對中國開放嗎？許多因素指向雇主為規避當時勞基法雇主責任制下的退休金，也有些是因為輸美配額問題轉向東南亞與中國等國家設廠。至於薪資所得停滯的因素約略有二，其中未必與「供需」原則相關。其一的確是因為全球化下來自開發中國家的廉價商品充斥，物價膨脹有限，連帶使得勞工薪資成長受阻，當然這往往也與台灣工會的結構（國公營為主）以及工運衰落有關，這縮限了擴大再分配政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是吾人熟知的工時彈性化以及就業型態非典化，降低了勞動力成本的意思，就是實質所得增長幅度受限甚至降低。而家庭收入擴大化，也與全球化下賺錢機會與節稅機會的階級化有關，前者涉及全球化下的機會多寡，後者則與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相關。也因此，泛紫聯盟會在前些年大力推動稅賦改革、發動抗稅，絕非無的放矢。

因此，把一切問題都歸諸於投資中國的確失之偏頗，因為這無疑掩蓋了台灣中央政府財經與勞動政策，在降低勞動力成本與圖利富人中的角色；而且，如果投資中國會導致失業率上升等一切弊病，那與其他國家簽訂FTA（自由貿易協定），難道就不會出現相同的問題？說來說去，這一切都還是服務於政治目的下的說詞，民進黨的反對意見如此，國民黨的贊成意見亦然。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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