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0年元旦開始，東協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中國對東協國家貨物的平均關稅將從9.8％降到0.1％；而東協的6個創始國將從12.8％降至0.6％，其餘4國則從5年後才對中國的90％進口貨物採行零關稅。這個自由貿易區有19億人口，接近世界的3分之1。國民生產毛額6兆美元，國際貿易總額高達4.5兆美元，其中東協國家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高達2千3百億美元以上，近年來並且以每年大約25％的速度增長。自由貿易區啟動後，預估增長速度將超過3成。就人口總數而言，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就貿易總量而言，是僅次於歐盟與北美兩大貿易區的第三大自由貿易區，並且估計不久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啟動，將產生巨大的經濟與政治影響。經濟方面，首先將促進區域內的經濟成長，徹底擺脫金融海嘯所引起的經濟危機，甚至帶動全球經濟的復甦。其次，將刺激韓國與日本的經濟政策，不僅分別與東協實施自由貿易，並且也會促成東協加三的自由貿易區的誕生。一旦這個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區出現，將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印度也很可能跟上來。第三，將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功能，美元與日圓的角色將會日漸退色。

然而，東協與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實施還有更深刻的政治影響。首先，美、日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將會走下坡。其次，長期奉行「脫亞入美」外交政策的日本將面臨更大的挑戰，也許暫時繼續保持與美國的親密關係，但是就如英國對於歐盟的態度一樣，當歐盟日益壯大之際，英國的外交偏向就逐漸從大西洋轉向英吉利海峽，日本也難逃這個地緣政治的規律。當然，日本的這種改變不會一帆風順，甚至會推行各種新聯盟以拉進美國，力圖維持在亞洲國家當老大的目的。但是，這個企圖的成功率不大。再次，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的成熟也將加強亞洲國家在世界政治折衝的作用，削弱歐美傳統世界霸權的作用，從而有助於產生一個比較符合公平正義的世界新秩序。

但是，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台灣受到的衝擊可能最巨大，至少是最直接。台灣的出口將受到大陸的有力競爭。東協是台灣重要的貿易出口地區，東南亞的貿易量如果減少，勢將影響台灣的經濟發展。另方面，東協商品銷往大陸對台灣的挑戰可能較小，但是也不可以忽視。要減少這個衝擊，台灣只有儘速簽訂兩岸的自由貿易協定，並以此作為槓桿而加入東協加一或東協加三，才能避免被邊緣化的命運。作為兩岸自由貿易協定的第一步，ECFA的簽署將是台灣走出邊緣化的捷徑。

元旦前幾天，吳敦義先生到中部工業區走訪時又強調台灣要發展綠能產業。他說「節能減碳」是全球產業趨勢，包括綠能建築、智慧電動車，都是國家要推動的重要產業，以協助振興台灣的經濟。但是，最早要求產業結構調整、減少耗能產業、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環保團體，並不是為了替產業集團解套，不是要振興經濟，而是要對已經造成環境大負荷的污染產業耗能產業進行規範。

再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立法過程，國人看到產業利益與政治角力黑暗的一面。從產業利益來看，太陽能、風力等業者在立院遊說多年，先不說長年穿梭藍綠立委間，期待的是市場利益，連政府補助這塊大餅也計較著。為了緩和各利益集團間的矛盾，整個能源與產業政策宣傳上都瀰漫綠能就等於價格上漲，用這種邏輯霸權要一般民眾接受荷包更瘦的道理。但對企業就不敢宣傳利潤應該減少，反過來是各種名目的價格補貼、設施補貼以及利潤保護方案。

把環保口號當保命令符的馬政權（馬吳、馬劉都差不多），硬生生把「節能減碳」搞成企業利益進補時機的招財貓。大商人靠節能減碳可以有未來藍海，一般民眾信節能減碳就乖乖多繳費。誰能說這種政策沒有厚此薄彼？沒有利益責任不平等？

國科會委員會在2009年6月通過審議定案，正式啟動「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5年內將編列高達303億元預算，發展低碳家園與綠色能源產業，其中近150億元投入能源技術發展，包括太陽能、風力發電、生質能源、海洋能源、氫能系統、新核能工程及地質能源7大項，根據委員會的成員表示，太陽能產業發展是投入最多預算的技術。這其中不無是對台灣已逐漸群聚的太陽能產業的回應。

目前將把太陽能、風力發電、生質能源及核能工程列為優先研究，其次為海洋能源及氫能、地質能源。 台灣若發展太陽能產業，可以在五年內帶來九千億元的產業效益，二氧化碳也能減少二十三．六公噸；風力發電產業預估到二○一三年可佔全球能源配比達到三．四％，創造二九一億元產業效益。

有些人擔心，能源國家型科技將對產業結構帶來重大影響，可能導致產業外移，或因風力及太陽能發電，造成環境景觀破壞，但在規劃報告中似乎有被過度樂觀對待的瑕疵。我認為，風力及太陽發電造成的其實是「視覺污染」，而且未來要選地設置，個案上也有不同情況。國家的研究團隊應以前導研究為目的，提供政策參考。

簡單說，節能減碳與商機先結合，這個政策才能走出環保主義的教條思考。

台灣幾家大報譯載2010年元旦克魯曼的評論，又一次提到人民幣應否升值的問題，焦慮地說中國貨幣緊盯不斷貶值的美元，將影響美國百餘萬人失業云云，並且歇斯底里說這算是「掠奪」。前年10月克魯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台灣的《商業週刊》專欄就評價過他立論的基本立場，是僅為美國設想而並非關心全球。「掠奪」一辭向來專屬西方霸權，如此惡言栽誣，不值一笑。

克魯曼顯然忘了：元旦當天生效的「東協10加1」，將使得已試行半年效果良好的人民幣國際結算，迅速擴大進入東南亞，也就是將在全球第三大自由貿易區流通，亦即成為區域性國際強勢貨幣；以東協與美國、歐盟的龐大貿易額來看，人民幣大量流通東南亞，而與美元、歐元有新的複雜外貿外匯關係之後，不可能再堅守對美元不升值。

元旦台灣的旺報，評介了哈佛大學教授弗格森去年底在倫敦金融時報的評論，該文表示「西方霸權已邁向盡頭」、「中國將取而代之」。弗格森的立論觀點比克魯曼開闊，以相當宏觀的視野，指出中國取勝的六大優勢，以及美國「財力不足」而要依賴東亞資金的脆弱點；並且語帶謙遜地感喟「西方5百年來對全世界的統治已走到盡頭」──雖然這個說法仍有些優越感的誇張，西方的優勢並不到5百年，「統治」全世界更不到250年。

弗格森含括近5個世紀的觀點，要比克魯曼的急促短視舒緩而中肯得多。他的另一個看法更為一針見血：「勤儉節約的中國和肆意揮霍的美國之間無法維持的危險關係，很快便將重整全球秩序。」這個深論告訴世人，過去一年多美國因為金融與經貿太脆弱而傾向中國，其實只是一個開端，未來這個趨勢還會有更大更深的發展。

根本的關鍵在於弗格森的一段形容語：「2007至2009的金融危機期間，亞洲最新、規模最大的工業化革命也幾乎沒有停下稍事喘息。」這段話的精闢之處有兩點：一是西方因近代工業革命而「統治」世界的歷史經驗，正在轉移到亞洲；二是這並非僅中國一國與美國或西方的全面關係發生變化，而是整個東亞──日本最近一反過去60年而對美、中關係立場的劇烈激變，可以為證。

僅從金融、經貿、匯率來看最近兩年全球之變是不夠的。兩百多年前英國工業革命並帶動整個歐美，而徹底改變了全人類文明，現在正形成這件事的「第二輪」，只是主角換了，世界就不得不再次巨變了。

近年來的政治科學研究公認，在一個多元而開放的社會裡，政治領導格外重要。這政治領導能力，不再是單純的利益分配者，更是能整合各方歧見、溝通無礙，而且心有宏觀願景或堅定立場的政治人物。而這些願景、立場不是個人主觀偏好，而必需切中時弊、符合群體最大利益的大方向。

換言之，一個稱職的政治領袖，必須兼具提出正確政治方向、堅定不移的立場、卓越溝通說服能力以贏得群眾支持政策、有效執行政策來整合各方大小利益衝突等條件。以此來看，當前檯面上的兩大主流政黨的主要政治人物，可說是離此基本標準甚遠。

民進黨一向較能貼近群眾，政治風格剽悍；上述標準中的溝通能力與堅定立場可說是格外凸出。然而，民進黨近乎於愚民政策的法理台獨、戒急用忍政策，大有可議之處，在現實中也難以落實執行。方向錯誤，其餘能力再好，也是枉然。

而國民黨陣營的領導能力，更在這兩次的政治事件中，美國牛肉進口與陳雲林訪台，充分暴露出拙劣不堪的領導危機。美牛進口牽涉三方不同利益的衝突，即台灣民眾生命安全利益、美國農業外貿利益，與台灣維持中美台中間角色之整體國安利益。這並不複雜也並不是根本性的政治問題，卻在馬團隊一貫菁英心態漠視民意的運作下，弄到裡外不是人的地步。

可想而知，台灣社會內部基本政治共識猶待深入整合，期待馬英九發揮溝通領導以達成共識，無異於緣木求魚，毫無希望。這次國民黨上下逢迎陳雲林的表態，更是嚴重缺乏台灣整體安全意識，對於中共政權也毫無民主批判。這都與台灣民主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

總結來說，即使在現行資本主義社會的利益架構裡，這兩大黨都缺乏宏觀的政治遠見、過人的溝通技巧與細膩而耐心的政治執行來整合台灣政治歧見。

無從整合、凝聚台灣基本政治共識，就不可能穩定執政，更不可能在此關鍵轉變時刻中，成為民眾信賴、支持的政治領導中心。而一個長期缺乏領導中心的社會，其民心之渙散、進步力量的整合也將日益困難。

從政黨的歷史性格與當前客觀角色來看，筆者認為，這兩大黨已喪失掌握歷史轉變契機的能力，已不足以擔負起未來更加艱鉅、複雜的台灣政治前途發展的領航員。

今日台灣社會的各方進步力量，應自我期許，責無旁貸地思考台灣應有的正確社經發展方向，向民眾負責地提出基本社經政策，尤其是兩岸關係政策。唯有不斷將台灣政策理念，擺在公共論壇上，接受公共論辯的考驗，才能逐步形成出深刻而具共識的政治領導。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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