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美國人口資料局公布的「2009年人口估計要覽」，台灣與德國已並列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國家。我國內政部於2010年2月的最新統計進一步顯示，台灣2009年的出生率比起上一個年度又減少3.7％。也就是說：台灣的出生率不僅是全球最低，而且還在持續探底之中。為此，內政部長江宜樺已將提高生育率列為施政主軸之一，並祭出種種獎勵生育方案，試圖緩解新生人口下降的趨勢。

不過，到目前為止，政府所能夠提出來的多是經濟誘因，未能在思維上改變人們對人口問題的疑慮。畢竟，自馬爾薩斯1798年發表《人口學原理》以來，全球即陷入「人口爆炸」的災難預言之中。馬爾薩斯的論證很簡明：糧食是人類生存的首要條件，而如果沒有限制的話，世界人口增長呈等比數列倍增，糧食生產則呈等差數列緩增，因此，人類終將面臨缺糧的重大生存危機。台灣自1950年代推出「節育計畫」，中國大陸自1970年代開始推行一胎化政策，這些政策的推動當然都還配合著人口爆炸危機的教育和宣傳。幾十年來，有關人口危機的宣傳已經深入人心。

再加上「羅馬俱樂部」的學者於1970年代初提出石化能源枯竭的警訊，1973年到1974年之間爆發的能源危機，更進一步證實他們的憂慮。何況，就全球各地的現實而言，這些年來，糧食危機、能源危機、氣候危機、金融危機……反覆攪亂人類賴以生存的空間，馬爾薩斯的災難預言，似乎比預期的還要提早到來。

其實，早在馬爾薩斯之前，哲學家威廉‧培提（William Petty）於1682年就從聖經裡亞當、夏娃以來每一世代人口倍增來估算，到了地球上每半公頃土地要承載兩個人口時，也就是「世界末日」的來臨。培提和馬爾薩斯的說法都很容易被接受，因為他們的推論很簡單，也很科學：地表面積有限，地球資源稀少，因此最後的災難無可避免。差別只在於，究竟還能撐上幾年？而由於地表面積無法擴張，地球資源註定日趨窮竭，因此，減少人口壓力變成惟一可以推遲末日災難的手段。而馬爾薩斯認為，只有自然原因、災難、道德限制和罪惡才能限制人口過度增長。於是乎，人口爆炸和糧食危機的陰影，早已擴衍為一種無形的「道德限制」，約束了人們生養後代的欲望。

也因此，江宜樺部長若是要改變台灣出生率不斷探底的危機，恐怕不僅只是提出經濟誘因就能夠生效，而是要如何在思維上科學地破除人們對人口與資源問題的既定焦慮，也就是要如何破解從馬爾薩斯的詛咒到羅馬俱樂部的警訊所衍生出來的「道德限制」。亦即，解決人口問題的關鍵，可能不在數學，不在經濟，而在道德與哲學。

左看：以道德教化來取代

近日之死刑廢除爭議，事關重大應深入討論。

贊成死刑的論述，大約有兩個基本理由。其一，被司法體系判決處以極刑的罪犯，乃是以不人道手段奪取他人生命之徒。這些罪犯不僅應為其罪行後果付出代價，而且社會應有基本法律正義，以相應其無法寬恕之罪行的最嚴厲處罰來伸張正義。換言之，執行死刑，不是表面上的以牙還牙的報復心態，而是被犧牲者權益與加害者罪行處罰的社會公義之伸張。

其二，若大逆不道的歹徒能夠保存性命，這無異於讓其他心存歹念者有僥倖之心，以為即使做出傷天害理之事也能保命，這豈不是間接鼓勵了罪行蔓延？所以，為了遏阻未來對社會更大的危害生命罪行，國家必須採取最有效的遏阻手段。

這兩個論點其實都有可議之處。社會正義的伸張，是無法以一命換一命來實踐的。被犧牲者的生命已無法透過罪犯的死刑來得回，另一方面，對於罪犯最大的社會懲罰，乃是永久地剝奪其自由權。這樣一來，這罪犯就毫無可能再危害他人生命。

至於社會遏阻罪行的效力，有什麼比感化人心來根除罪行更有效呢？要真正的遏阻罪行，不是法律嚴厲制裁，而是道德、宗教上的轉化與啟發。

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死刑有效、伸張正義

前法務部長王清峰堅持廢除死刑而下台，台灣社會應否廢除死刑，值得我們深入省思。要討論死刑存廢與否，就必須追問死刑得以執行的理據：

首先，我們是否認為，任何人沒有理由奪取他人生命，除非在個人生命遭受對方嚴重生命威脅的自衛行動？其次，若前述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則作為社會最高權力機構的國家，有何理由來執行這奪取他人的生命？

第一個問題的陳述，顯然是基於人權價值觀，即人人都是生而平等，有其個人生命權，無人可以剝奪（包括親生父母）。因此，倡導廢除死刑的論述，會基於第一個問題的肯定答案，而在第二個問題上得出否定的答案，即國家沒有正當性來執行死刑。

但贊成死刑的論述，可以在第一個問題上站在肯定立場，在第二個問題則提出解釋，兩者之間並無矛盾。即，國家負有維護社會秩序、安全的重責，若有人惡意殺害他人，為了有效遏止極端的暴力行為，國家就應殺雞儆猴，以最嚴厲但權宜的手段來震懾不法之徒的效尤。

這並非是報復主義，而是基於社會功利的維護其他良善民眾生命安全的措施。沒有這權宜手段，在現實中就難以落實維護守法民眾的人權。

陳安君／大學教師

■徐世輝（企畫人員）

關於「軟實力」的說法，近年來在兩岸頗受到重視；藉由文化形象、創意實力來提升企業經營、國家地位的說法，儼然是當代顯學。不過，這個看法卻未必是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因為，我們對於「軟實力」的看法是個雜湊，嚴格說來，只是反映了我們的集體焦慮。

因為，「軟實力」的源頭，只是一個粗糙的建議，它從沒有被認真的實行、驗證過。

對於「軟實力」的想像，早期幾乎都是假托在美國的奈伊（Nye）所寫的書。但是，奈伊在提出這個概念的背景，卻是想要替美國在1990年代的國勢衰弱，提出一個外交上的解決方案。當時，美國遲遲無法走出70年代經濟衰退的陰影，象徵國力的製造業，包括汽車、電子，又被日本、東亞四小龍所趕過。

於是，棲身於理論與實務界的外交人士，就開始提倡，在軍力、外交主導權皆可能失效的狀態下，美國應該有另一套運作原則。原始的構想是要建構出一套替代方案，於是，曾經參與美國外交政策執行的奈伊，就在他擔任教職的時期，提出「軟實力」的觀點。

不過，他沒有明確界定「軟」到底是什麼，只是模糊的提到，美國的國力、經濟實力下滑時，仍有一些「項目」會維持不墜，例如民主、活力、談判說服力；而且，這個方案也沒有詳細規劃從「硬」到「軟」的轉換。

簡單的說，這只是一個粗糙的概念。奈伊提出之後，顯然是遇到一些困難，因為他後來並沒有把它深化。而且，美國政治圈的策士，對於這個概念也不認同，提出「文明衝突論」的杭廷頓（Huntington）就曾經很不以為然的說：「軟實力最終的基礎還是在硬實力。」之後，這整個概念只剩下各自表述的「作文比賽」。然後，美國在90年代的柯林頓主政時期，開始經歷一段國力上升的「幻象」，從網路公司、股票大漲、赤字消除，再加上美軍在眾人都不看好的狀況下橫掃伊拉克、阿富汗，更讓「軟」在外交領域失去生存空間。

就在這時，「軟實力」遠渡太平洋，搖身一變，成為國力在上升過程中，塑造新形象的良方。我們把「軟實力」當成放大國家力量的加速器，而忽略了，它的原始出處，是被當成挽救國力的配套，也與文化、國家形象無關。

兩岸華人把「軟實力」談得很起勁，很有19世紀民族國家興起時的風格，儼然「軟實力」是美國主流。卻完全忽略了，它可能只是一個軟趴趴的概念性提法，不值得嚴肅面對。

■吳忠泰（教師）

你在哪個年齡開始無視於歲月的嬗遞？

校內那棵小葉欖仁，在7年前慘遭刀斧，鋸掉主幹以抑制拔高的身軀之後，7年來，利用季節的演替，已重新樹立接棒主流。這個可畏可感的故事，怎麼只有他知道？

這棵樹一開始會痛徹心肺吧？但3個月內，它就在橫枝上長出6、7個上拔的枝芽，然後就是接班人的選拔賽，一年多以後，上述6、7個枝芽中的第二枝，取得體型上的優勢，和其他同時長出的枝幹腰圍愈差愈多，剩下的就是怎樣取得正統而已。

大約是用了3年的時間，新的接班人體型愈來愈粗，但也將身子向主幹的鋸斷點靠過去，反過來看，主幹好像也把身子向新的接班人靠近，於是現在外人竟看不出這裡經過慘烈的砍伐，及生命重建傳承的吶喊。

畢業生一屆一屆離開，沒有人看到校園這棵欖仁樹的掙扎和努力，雖然這比任何生命教育課程更直接，更有現場感。我們的教育不是告訴學生「大自然就是老師」嗎？為什麼發生在自己身邊的滄桑，反而比不上一張考卷！

今年的春天，寒暖交替得特別激烈，走三步退兩步不只兩三回，然而小葉欖仁們的葉子，依然精準的在3月7日全部掉光，老葉子終究將光合作用交棒給新生代，嫩芽也準確的在隔週誕生，看著幾千點油亮、黃裡透綠的新生命，「錦江春色來天地」原來不必等到去雲南羅平看無盡的油菜花就能感動。他不再選擇在校園內獨行。

他和學生約好，明年要把全校的欖仁葉掃在一起，曬乾後染成七彩，鋪成繽紛步道；他拜託學生去傾訴老葉和新葉的對話；他笑著同意學生主動請纓把殘葉一次搖下（比風慢慢吹快一點，但樹幹也已粗到學生快搖不動了），難得學生有興趣想仿冒一下造物主！

解識春風無限恨，解識是無窮的課程，解識是一種愛，不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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