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台灣為健保虧損幾乎釀成內閣危機之際，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也在為健保問題爭議不休。昨天，美國在總統歐巴馬強力推動下，雖然驚險（219票對212票），眾議院終於通過健保改革方案。由於參議院已經於去年通過這個方案，眾議院的通過便完成了修法程序。歐巴馬競選的一個主要政見，雖然打了不少折扣，終於還是在克服重重阻撓後，達到改革的目標。

台灣、美國都在進行健保改革，可是問題並不一樣。台灣主要是為了解決健保的長期虧損問題，目前開出的藥方是提高保費，並以政府貼補中低收入者的方式，照顧中下階級的困難；美國改革的重點，在於解決大量被排除在健保體系之外的窮人（約占總人口15％），辦法是強制納保，保險公司不得拒絕窮人投保；而窮人的保費則以政府的補助來支付。兩者改革的內涵雖然不同，但都注意到對中下階級的照顧。不過相較之下，歐巴馬的改革幅度較大，因為原先美國的窮人根本不可能投保。如今，他們終於不用擔心生病看不起醫生。因此，歐巴馬改革所造福的廣度與深度，均遠超過台灣的改革。

兩者都受到劇烈的反對，但是理由不盡相同。台灣反對主要來自選舉的考量；美國也有選舉因素，但更直接涉及對政府介入民間保險企業的憂慮。美國人一向排斥政府對民間營利事業的干預。他們擔心如果政府強制要求私營保險公司必須納保窮人，就會違反自由市場的原則，即使保費由政府負擔；而窮人保費由政府負擔，也可能導致政府對私人企業的干預。此外，還有一些反對者認為全面保險必然造成人工流產合法化以及泛濫化，因為他們認為窮人人工流產的機會高，所以部分人士基於宗教理由，堅決反對全民健保。

美國的健保問題非常嚴重：窮人保不起、醫療費用占據太多社會資源（醫療健保產業規模高達1.6兆美元，占美國GDP的6分之1）、醫療糾紛嚴重等等。但是，醫療產業利潤驚人，任何改革都會損傷醫療產業資本家的利益。在自由市場，宗教等理由的背後是既得利益的問題；既得利益者也善於利用自由市場、宗教等意識形態來反對改革。這造成美國的健保問題越來越嚴重，成為政客不敢觸及的地雷，代價就是窮人的醫療健康越來越沒有保障，貧富階級差距日益嚴重。歐巴馬的改革對窮人、對美國資本主義體系的長期生存都是有利的，但是，他所受到抵制也是少見的；即使目前強渡關山，既得利益者絕不會甘休。美國的健保改革將是考驗美國資本主義體系的試金石。

左看：否定社會對話的健保費率

健保即將破產不是新聞，歷任衛生署長都曾表示必須解決。相較過去各任署長的鄉愿態度，楊志良凸出了不在意官職的個人形象。問題是，健保費率勢調漲的公平性絕對不僅在於專家的大聲疾呼是否受到重視，而是醫療資源作為社會福利緩解階級矛盾的形式，不同社會力是否進入對話、談判、協商。

從健保費率事件浮現檯面開始，各界關注焦點多在費率調整與立委補選的關係、楊志良個人去留、調漲的薪資界線，或差別費率、單一費率問題。不少人都忘記健保作為一項公共政策，根本還沒有進入任何公共參與和民主協商機制，而是讓費率調整案變成有能力喊話者的戰場。

六大工商團體為捍衛自身利益透過媒體抗議負擔比例，不算稀奇。危險的是，衛生署與健保局官員若只顧著與資方協商，卻忘記諮商勞方代表，將打破符合社會協議精神的最低原則。更諷刺的是，費率調整攸關廣大受薪階級權益，代表勞工權益的台灣工會組織卻可能面臨無論述可派上用場的窘境。這個窘境不只反應台灣工會實力仍待補強，更表明決策官員沒有公共參與對話的壓力。說穿了，費率調整資本家不爽可大聲放話，受薪者的意見與訴求卻根本沒放入帳本裡。

劉徹／健保受益者

右看：開源與節流的投機之道

健保費率將於4月1日調整，企業雇主負擔的成本也將因此增加。六大工商團體因此老大不高興，呼籲政府不要再多增加雇主勞動成本，以免影響企業競爭力。面對企業界的抗議，衛生署長卻召開記者會回應表示，有些企業確實很辛苦，但有些公司的尾牙卻辦得很豐盛。健保不穩，對工商也不利。

「拚經濟」是馬團隊當初重要的競選口號之一，更是馬政府一再宣示的重要政策。但拚經濟有賴客觀環境的創造，使得企業願意投資，百姓收入能夠增加，政府稅收得以成長，出現三贏的局面。但對於健保費率問題，馬政府卻高舉虛妄的「庶民經濟」口號，大行「民粹主義」之實。「開源」與「節流」實為一體之兩面。但對健保財務破產問題，政府多年來卻從未積極改善藥洞黑價、基層院所造假浮報、民眾濫用健保資源，以及地方政府欠款等重要問題。此外，政府迫於選票壓力，將對一般薪資收入民眾給予調整保費差額補貼，但企業卻需自行負擔保費差額。此種作法顯有違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

我們相信多數企業賺取利潤的同時，仍願意為這片土地盡份心力與責任。然而政府民粹主義式的作法，對工商發展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黃大夏／媒體工作者

■王北固（社會評論者）

希臘債務危機兩個多月的演變，現階段是德國及其領導的歐盟都袖手不管，雅典方面已準備向國際貨幣基金IMF告貸。這個情況表象看來似有些蹊蹺，真相也相當複雜。

且不說上週才爆出的希臘前幾年加入歐元時財務報表作假，德國對這個「半調子」資本主義國家，本來沒有多大好感，柏林方面真正介意的，是歐盟要攫取希臘緊鄰的巴爾幹諸小國。而希臘牽連出的危機「豬群」國之中，德國真正關心的只有義大利；不僅因為這是歐盟原初6國（1951年歐洲煤鋼共同條約）之一，更因為北義大利曾屬於歷史上的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

歐元的危機問題，政治性遠超過金融與經濟性，而它的政治性，就是以單一貨幣來密實鞏固歐盟的團結與擴展。美、英對歐盟及其擴展，深懷戒慎恐懼，而樂於見到歐元危機。本世紀初歐元問世及歐盟東擴後，倫敦的《歷史與今日》刊物，曾把歐盟比擬為神聖羅馬帝國。

這個帝國在1648年結束的「30年戰爭」後被拆散，但19世紀又重建奧匈帝國，曾統治今天巴爾幹諸國中的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歷史與今日》強調神聖羅馬帝國，其實是障眼法，要避開一戰後再被拆散的奧匈帝國，因為它是希特勒要「努力恢復」的「祖國」。

歐元的金融與經濟問題，有兩個大時代前提與一個當下技術性問題。兩個前提是：先在1960、70年代，美國就向西德借貸過強勢馬克；後在1980、90年代，西德以成批馬克貸給華沙集團並拓展雙邊貿易而拖垮了他們，德國得以統一並領導歐盟。

當下的技術性問題又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是柏林意志過度，歐盟東擴太迅速太猛烈，引來一批「就食」的窮國，其生產力並不足卻也奢望過西歐水平的經濟生活，而陷入舉債危機；第二層，歐元是區域貨幣、非全球性，無法如美元可以把虛值轉嫁給國際，於是過度舉債之後向美元伸手，而墜入其衍生性金融商品陷阱。

這第二層是歐元危機的主要病根，德國與歐元國對希臘袖手，就是既防範這個陷阱擴大，又逼迫希臘與「豬群」國自求脫身。側面的大背景是：德國與歐盟繼續在美國陽奉陰違的國際金融監管問題上追加壓力；而全球另外四大區域貨幣（波斯灣、拉丁美洲、人民幣、俄羅斯構想），正在蓄勢待發取代美元。

目前美元回穩是迴光返照；歐元情況再壞，至多壯士斷腕逐出幾個歐元國，以圖未來。當下即將爆發美、中貿易匯率大戰，結果不論兩敗俱傷或重新和好，美元優勢都要再下挫。歐元將再起，因為政治上歐盟必須維持下去。

■姚欣進（社會評論者）

本專欄上週指出，要達到提升社運政治化的目標，目前主要策略是提升民眾對政治的認識。如何提升，筆者提出了基本方向：可由各多元議題抗爭力量的相互連結、相互支援來著手。本文以具體經驗來繼續討論。

去年1月全球金融風暴後，台灣社會首次大規模無薪假風潮時，筆者參與「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的新竹地區無薪假訪調工作。訪調中許多勞工說，之所以接受無薪休或勞動條件惡質化，主要原因在於為了孩子的教育機會，希望能多賺點錢讓孩子多補習考上好學校等等。

受訪勞工絕大部分有家有小，不僅是勞工，也是家長。因此，與受訪勞工討論教育公共化訴求，就獲得非常正面的迴響。換言之，解除教育費沈重負擔的教育公共化，是大多數勞工的重大現實利益。

我們可進一步分析這種多元社會角色、社會利益匯聚一身的現實。一個勞工，不僅在工作場合可能受到不合理的對待，在其他社會關係中也可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例如，在上述家庭關係中，以家長角色而背負著教育商品化的重擔。

因此，勞工權益訴求與教育公共化訴求就可立即聯繫起來，直接表現在運動實踐中的相互支援壯大的良性結果。例如，勞工訪調工作由學生來進行，而教育公共化抗爭時，勞工朋友就以學生家長身分聲援。這樣一來，不僅不同議題抗爭的群眾力量都會增長許多，更重要的是，這會讓生活領域不同的群眾，透過交叉互動、相互連結而豐富整體社會視野，更深刻體會自己的公民角色與權益。

另一方面，這種多元抗爭的連結，往往也是社運群眾自我反思、教育的過程。例如，一個傳統價值觀的勞工，固然對勞工夥伴很夠義氣，願意團結為勞工權益打拚，但他也許同時在家庭中卻是沙文主義、威權性格父親。而在當地社區生活中，他更或許是主流政黨的樁腳，經手過買票文化等情事。

但若一個多元而整體的社會運動，不僅包括了勞工、教育、性平等、公民政治等議題抗爭，而且彼此抗爭過程乃是交叉連結、相互整合，則歷經這場運動衝擊的民眾，必然會以更成熟的社會視野來履行自己的公民責任。相反的，如果一場工運僅是爭勞動權益而無法同時多方聯繫到其他相關議題，以觸發勞工作為一個現代公民更完整人格的成長衝擊，那這工運對整體社會價值的轉化進步，不僅有其侷限，更無法作為改造整體社會之關鍵樞紐。

當前新的社運，不僅必然是以多元抗爭形式來進行，而且也應透過相互啟發，來落實一個打造全新社會價值觀的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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