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各省原是水鄉澤國，河湖密佈，於今卻遭逢百年大旱，截至23日，受災人口超過6,130萬，農、工業重創，直接經濟損失估計將近237億人民幣，蠢蠢欲動的糧價更對民生造成嚴重威脅。

由於3月22日正是「世界水資源日」，在檢討全球用水問題之際，中國災難性的旱象更引人深思。根據聯合國22日當天發布的年報，1990年到2010年這20年間，全世界用水進步最快的國家是中國和印度。中國在1990年只有67％的人口擁有飲用水源，如今已達89％；印度則在同樣的時間之內從72％進展到88％。然則，中國當前的酷烈旱象，無疑是對聯合國這一樂觀數字的巨大嘲諷。當我們從電視上看到雲南、貴州、廣西、四川、重慶等地龜裂的農田、枯死的麥禾以及連幼童都必須被動員去挑水的畫面時，豈能不對人類用水的問題心生警惕！

我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夠警醒：水，就全球範圍來看，其實是長期處於匱乏的狀態？根據聯合國「世界水資源評估計畫」（World Water Assessment Programme，WWAP），每人每天的生存基本需求用水（包括飲用、炊煮、洗滌)約在20公升到50公升左右，但是，全球有8億9千4百萬的人口到現在還無法享有這樣的最低用水量。WWAP所提出的另一個警訊是：水源嚴重污染。每天，地球上有兩百萬噸廢棄物進入河流和湖泊，這些源自工業、農業和家庭的垃圾殘渣嚴重影響健康。污水廢水帶來霍亂、傷寒、痢疾等傳染病，每年有150萬未滿5歲的幼童因為飲用髒水而夭折。發展中國家有80％的疾病可以直接歸咎於飲用水匱乏以及衛生設備不足。

就這次中國西南大旱而言，已有媒體指出，除了天災之外，也不能排除人禍。譬如，為供應工業用水用電，許多地方密集興建水電站，壟斷水資源；此外，為了工業原料的需求，許多原生林被砍伐殆盡，改種極端耗水的橡膠林和桉樹林。而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工業用水排擠了農業用水和生活用水，農業大量使用化肥和畜牧業過度使用抗生素，都造成地下水的嚴重污染。

其實，台灣在工業發展過程中，水資源也長期處於緊張的狀態。過度擴張的水庫和攔河壩造成水流分割、斷裂，破壞了生態和自然景觀。台灣西南沿海地區因地下水污染而造成的烏腳病以，及二仁溪污染而爆發的類鼻疽群聚感染，都是美麗島上令人傷痛的事件。台灣的水資源，並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豐沛，當然，也沒有想像的那麼潔淨。在「國際水資源日」，我們對於用水問題，應有更深刻的省思。而中國西南的酷厲旱象，我們除了悲憫之外，也不該忘記自我警惕！

左看：立即實施 不可再拖

12年國教議題，歷經數十年爭議與請願，到現在始終停留在政策方向確定、但卻實際執行日期延宕、不定的狀態中。

教育部的說辭，大約是：這是牽涉面廣泛而複雜的政策，若要順利執行，必須先將政策的周邊環節做好，有了整體配套措施之穩健運作後，才可啟動12年國教政策。

針對官方說法，顯然有兩大方面值得商榷。

其一，若是目前處於周邊配套措施的逐步實踐階段，後續階段才是正是實施12年國教政策的話，則教育部應公布整體政策實施之完整期程，即包括前置作業階段的配套措施之各種細目、階段時限，與根據這前期階段期程，明確提出正式啟動12年國教政策的日期。

換言之，即使這政策之執行有其前置作業階段，但哪有連完整的期程表都提供不出來，以致於這前置作業階段到底何年何月結束，何時是後續階段的12年國教政策啟動日期，都無法提供呢？

其二，事實上，目前乃是絕佳實施12年國教的良機， 因為民國101年至110年間，15歲至17歲的人口將從94萬人驟降到61萬人，在學學生人數滑落的同時，每年政府要投入的津貼壓力，將會比過去少許多。此時不實施，又待何時呢？

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先做好前置作業

近日，某些教改、社運團體又針對12年國教發起抗爭，指責教育部延宕12年國教政策的推動，並揚言將放棄直接對府會推動，改採直接到立法院推動修法。而且為了配合2012年總統和立委選舉，明年起這些抗爭團體將直接遊說選區立委。

12年國教的議題是很重要，也非常正面的社會議題，理當提出於公共論壇中來據理論辯。而教改團體長期為此議題而提出論述宣導、遊說立法院等，都有其無可置疑的議題宣導之正面效果。

然而，如今此議題早已成為朝野共識，更被教育部納為既定政策，並在網絡上成立專屬官方網站，定期更新目前該政策的推動期程與實際狀況，顯見此議題的政策落實，乃是時間遲早問題，教改團體似乎毋需過於心急而片面指責。

更重要的是，12年國教若要落實，其所直接牽涉之相關教育體制與政策層面非常廣泛而複雜，不僅必須全面配套而且務需逐步穩健進行後，才能水到渠成。事實上，教育部在這幾年來正是著力於這些周邊政策的逐步落實，例如拉近公私立高中學費、偏遠學校資源的改善分配等等。教改團體何不以較長遠眼光、較穩健步伐來處理12年國教呢？

陳安君／大學教師

■徐世輝（企畫人員）

今天的新聞就是明日的歷史。外界幾乎都把Google撤出中國這件事看成是中國人權形象的一大打擊，然而，過了幾年之後，我們再回顧這個事件，我們也許會把它視為企業在國際範圍運作道德議題的典範：Google成功的將道德議題的焦點轉移、中國政府不自覺的成了企業的擋箭牌。

Google的商業利益、策略佈局並不在中國。根據國外相關報導所透露的訊息，中國地區的營收，大約只佔該公司的1％左右，而且，Google在中國的市佔率，可能不超過40％。從商業的角度來說，中國市場對於該公司的重要性，並不值得如此大張旗鼓。

表面上，Google撤出中國的決策與該公司「勿以惡小而為之」（not do evil）的方針有關，儼然是企業恪守道德準則的典型。不過，如果要論道德形象的議題，真正關鍵的，其實不在中國，而是在美國。

首先，是蘋果控告宏達電侵犯手機專利的訴訟。如果依照目前的共識，這個訴訟案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蘋果藉著控告宏達電而向Google示警。宏達電是苦主、Google才是蘋果的真正目標。

其次則是電信業者Viacom控告Google購併YouTube時，所流出的相關訊息。本地媒體對於此新聞，是大幅報導台裔美籍青年陳士駿，在此案可能獲利數億美元，儼然要重新炒作陳士駿作為「網路創業新典範」的新聞議題。但是，媒體卻對於Viacom在訴訟中引用陳士駿與創業伙伴之間的往來信件內容，作為Viacom主張「YouTube之所以成功的基礎，是將其他公司有版權的影片資產、無償放在自己網站」的說法，予以低調處理。

這兩個訴訟案對於Google在商業、企業形象的影響力，遠超過「搜尋引擎不想配合中國政府進行網路審查」。因為，YouTube是Google的重要併購案，宏達電所開發的手機則是該公司策略佈局中的灘頭堡；兩案對於not do evil的負面象徵意義，遠大於中國的人權議題。畢竟，搜尋引擎與中國政府之間的爭議仍未落幕，嚴格說來還有轉圜空間，但是，在美國發生的兩件訴訟爭議，則是該公司已經塵埃落定的執行成果。

然而，歷經幾個月的運作下來，眾人的焦點卻完全的被中國政府的強悍回應所吸引，而忽略其他兩案的衝擊。從企業經營、危機處理的角度來說，這應該是跨國企業將危機，轉換成企業正面形象的成功範例，至於中國政府，為什麼在明知自己的人權紀錄可能成為企業擋箭牌時，卻無力防止，這絕對會成為歷史學家研究的課題。

■羅德水（教師）

經過十多年延宕，金門大橋（連接大小金門的跨海大橋）興建案，今年2月終獲行政院院會審議通過，消息一出，不僅特定媒體嘲諷金門大橋是馬的終統大橋，更引來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群起批評。

反對者除了以金門長住人口太少、建橋不符經濟效益外，更多的說法是，金門大橋會減損金門的軍事意義。立委蔡同榮說：「建橋經濟效益不高，更可能造成中國軍隊可以輕易進入金門。」黃偉哲則說：「金門大橋興建，更讓過去構築金門防禦工事的辛苦白流，讓中國軍隊長驅直入，還有什麼戰略、防禦可言？」

應該先指出，談到所謂金門的軍事意義，通常不是指對其本身有無意義而言，至少在1949年以後，金門的軍事意義指的其實是對台灣有無意義。必須進一步討論的是，究竟金門有何軍事意義？現階段是否還具有軍事意義？在金門大橋興建之後，金門的軍事意義是否因而減少？當然大多數人的理解，包括前揭民進黨立委的說法，都是以軍事意義去理解金門，問題是，軍事屬性並非金門在兩岸關係中的全貌，或者說金門的軍事屬性，說到底還是脫離不了兩岸的政治角力。

基本上，60年來的兩岸關係剛好以1979年為界，隨著中美關係的正常化，30年來兩岸的軍事對峙已較1979年前和緩不少；事實上，即便是1979年以前，各方對金門軍事價值的解讀也是各異其趣。

先不提先前台北長期在外島駐紮重兵的真正動機，究竟是基於其所宣稱的反攻所需，或是為了鞏固政權的正當性。對北京來說，在1950年代初為武裝解放台灣，確實不無先行佔領外島的盤算；然而，到了1958年以823砲戰為中心的第二次台海危機時，毛澤東在美蔣矛盾中提出了對金馬等外島的全新戰略思維，也就是著名的「絞索政策」，毛的談話鮮活地點出北京眼中的金門定位：「金門和馬祖是我們和台灣連結起來的兩個點，沒有這兩個點，台灣可就同我們沒有聯繫了。金門、馬祖就是我們的兩隻手，用來拉住台灣，不讓他跑掉。」對此，後來赫魯雪夫還曾不解的質問：「毛同志，你何以在即將達到勝利之際卻停下腳步？」

相當程度上，自北京提出「絞索政策」之後，金門的政治意涵即遠高於其軍事意義，事實證明，主事者不同的戰略高度確實也決定了金廈兩門過去30年的發展樣貌。最讓人擲筆再嘆的也正是如此，距「絞索政策」提出半世紀、廈門成為經濟特區也已30年後的今天，台北的國會議員竟然尚在爭辯，金門大橋會不會減損其軍事意義。在兩岸角力過程中，台灣之所以漸趨下風，難道沒有原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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