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住屋運動又要再現了。經過20年的沈寂，當年發起無住屋運動的李幸長再度號召社運團體夜宿忠孝東路。李幸長重現江湖，當然鑒於最近房價暴漲，特別在北台灣，房價攀升程度已經遠超過市井小民承受的極限。更令李幸長以及當年發動無殼蝸牛運動者不滿的，乃是政府缺乏有效的對策，完全傾向財團、建商、炒作客，無視於庶民的承受能力。

20年前的無殼蝸牛運動聲勢浩大，喚起民眾的居住權意識，並促使統治階級注意住屋問題，掀起台灣社會運動高潮，影響深遠。然而，即使經歷這場波瀾壯觀的社會運動，台灣並未解決房價飆高的根源。在20年後老將重新披掛上陣之際，我們除了表達欽佩與支援外，提出對於當今房價飆高的看法，希望有助於運動的深化。

20年前房價飆高，一個根本原因在於，當時閒置資金太多，缺乏適當政策引導至生產部門；台灣房地產交易稅又是依照遠低於市價的公告價格課徵，有利炒作。這個因素今日仍在，唯一差別在於台灣的閒置資金不若當年富足，但是這個差別卻被國際熱錢的湧進彌補。國際熱錢在金融海嘯之後，由於各國儘量放鬆銀根而大增。這些熱錢又由於歐美經濟復甦前景未明而湧到亞洲，炒熱亞洲國家的房地產。此外，台灣民間雖然不若當年富裕，但是貧富兩極化卻遠比當年嚴重，因而造成房地產市場的奇異現象：一、兩千萬的中小坪數乏人問津，億元以上的豪宅則交易熱絡。對豪宅的強烈需求，也會拉高整體房地產的價格。

瞭解這個根源，就要對症下藥。首先，對於誘導炒作的公告價格必須從速改革，交易稅不按照交易價格扣取，純粹圖利炒作客，政府不能以任何藉口包庇。以市價為依據扣取房地產交易稅，應當成為新一波無殼蝸牛運動的主要訴求。

其次，對於國際熱錢的投機炒作，政府不能以自由化為藉口放任不管。誠如無殼蝸牛運動者一再強調，房地產不是一般商品；因為居住是基本人權，不應以商品邏輯為藉口侵犯基本人權。熱錢可以炒作證券市場，卻不能予取予求地剝奪台灣民眾的居住權。我們建議無殼蝸牛運動者研究這方面的對策。

最後，近年來，房地產日益成為投資的商品，而非住宅。這誠然由於人們普遍認識到財富可以轉化為金融商品所致；但是，對金融商品缺乏管制，極容易造成經濟危機。兩年前的金融海嘯，正是金融商品過渡泛濫所致。歷經驚心動魄的金融海嘯，不能再聽任金融商品自由放任。如何管制，這是深刻而高難度的問題，正挑戰金融海嘯後人們的智慧，包括統治階級與社會運動者。

左看：尊重生命背後有交易的影子

內政部次長簡太郎日前被媒體報導說他表示，要提高生育率，國人有必要接受未婚生子。一時間造成台灣社會議論紛紛。畢竟這種說法就直接觸犯台灣社會兩根敏感神經，一是道德壓力，二是政府對提高生育率是否「沒步了」。

簡太郎的解釋有兩個重點：其一，未婚生子將來不管是過去現在都存在的現象，未來這個趨勢可能增加；其二，既然現象存在，不管如何，任何小生命出世，都應該予以接受跟尊重。問題是，他多說了被預期的附加價值：順道解決國家機關對人口老齡化的危機感；或者換句話說，生存權的包含對象擴大不再是進步官員的理念實踐，更有著國家機關的使命。

問題更曝露的是，國家機關想把低生育率問題拉抬為公共議題，一旦議題被合理化後，投入社會福利措施等公共資源加以改善就是政績。然而低生育率作為一公共議題，也可以是另一更根本軸向的思考：為什麼年輕夫妻逆來順受財務負擔重的現有社會結構？難道我們都不必質疑，讓青年人無法累積財富，因而必須接受現有工作壓力下背後的「工作－薪資」體制，其實很不人道？與其動用社會津貼來減低不人道的嚴重程度，為何不直接拿掉那個讓人生不起、不敢生的勞動體制？

康世昊／博士後研究

右看：資源應用於導正社會秩序

內政部次長簡太郎表示「台灣應該接受未婚生子的觀念，可以提高生育率」的談話，引發爭議。雖然他後來澄清，內政部從來沒有鼓勵或推動未婚生子的政策，他個人也沒有鼓勵的意味，只是認為應該接受並包容未婚生子的現象。有些學者認為，應該讚賞官員的想法已撇開道德包袱，承認社會變遷的現實。我則從資源使用正當性上加以質疑。

未婚生子提高生育率的想法，實讓人難以苟同。似乎台灣社會已不討論大是大非的生活態度，很多社會亂象都是因為道德淪喪所造成的，身為主管內政事務的官員不但遺忘了道德規範之防線，反而擅自分配國家資源，投入到應該加以框正的對象上，這是雙重的資源浪費。

學者和長官們似乎忘記，台灣的價值觀跟歐美有很大的懸殊，例如法國的新生嬰兒中有45％的比例是非婚生兒，一般歐美國家的比例平均達到40％，台灣只有4％，這代表台灣跟歐美國家的價值觀跟對婚約的看法差異很大。但這無關對錯，憑什麼要硬把未婚生子現象當成一個公共議題討論的假命題？

社會演進有其軌跡，潮流趨勢急遽地影響我們，但若不能劃分道德規範底線，為達成任務就犧牲另外的價值觀，勢必造成家庭結構崩解、社會秩序混亂。

吳敦發／公務員

■王北固（社會評論者）

美國健保新案在國會眾議院險勝，23日歐巴馬以總統身分簽署正式生效，之後僅5天就急飛訪阿富汗，在國內重大民生問題贏得聲勢之後，重返外交陣地。時間如此急迫，因為此前一天，英國下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一份報告，要結束二戰後以來英美長達60多年的「特殊關係」。

相當於美國眾議院的倫敦下議院，這份報告的主要依據理由，是檢討過去7年英國緊密追隨美國侵伊拉克的戰略，並聲稱已成為美國的「跟屁蟲」（這個比為虎作「倀」好聽得多）。這應該是之前倫敦政壇窮追猛打前首相布萊爾伊拉克罪行的後續動作，要與美國「反恐」戰略劃清界線。

追剿過氣布萊爾的過去政績過失，當下的實質政治意義並不大，應該有弦外之音，而可能是借題發揮、隔山打牛，另指阿富汗。兩個月前美國在倫敦的阿富汗局勢檢討會議，已放出重大風聲，要招撫塔利班進入聯合政府，以配合歐巴馬將在今年7月份撤軍的承諾。現在，情況進一步發展，倫敦政壇繼續發酵，竟然到了要刨英美關係老根的地步。

阿局情況的繼續發展有兩方面。第一是之前華盛頓方面孤嗓乾唱了近半年之久，北約要借道中國運兵或補給阿富汗的白日夢，以北京方面始終相應不理而夢醒。第二是這兩天歐巴馬急訪阿富汗，其實是去「壓陣」的──之前幾天，「美國傀儡」新當選的阿富汗總統訪問北京，尋求經濟援助與投資，並藉北京盟友巴基斯坦「壯膽」。

北京對喀布爾的投資已躍居全球第一，雙邊貿易也直線上升。這件事可分三方面觀察。一是現實經貿實力上，北京手握2.4兆美元外匯存底，全球到處找地方「消化」，半年前已經對上海合作組織（SCO）的中亞落後貧窮成員國投資援貸一、兩百億美元，現在延伸到他們的鄰國阿富汗，再投下幾十億美元，十分正常自然。

二是美國的阿富汗戰略，和戰兩難之間，阿國仇美民怨日深，為維繫喀布爾「傀儡」政權，美國必須為其人民、社會做一些事，但華府毫無經濟餘力，只好借重於中國。

三是後冷戰至今20年，前10年美國利用塔利班席捲阿富汗，到2001年冬又藉911之名翻臉痛打，主戰略是要接管蘇聯撤出之後的阿局，附帶的是防堵後蘇聯時期中國民生經濟、對整個中亞與阿富汗的「滲入」。華府成功地延緩北京對喀布爾經濟影響10年之後的今天，後二者以百倍於10年前的數字與聲勢，展開極高層而正面公開的合作。

■姚欣進（社會評論者）

台灣社運發展至今日，應有兩項基本共識。其一，總體力量要大力發展，就必須在各方面得到大眾的認同與支持。其二，要讓各項社會權益訴求能真正落實，社運團體不能繼續仰賴主流政黨，只扮演遊說團體的角色，而必須將社運力量轉化為政治力量，直接貫徹社會權利。

換言之，各多元社運抗爭力量不應是侷促於一隅，不應是社會邊緣者角色。各項社會權益訴求應成為台灣社會整體價值的一部分，甚至是基本價值觀，應逐漸獲得大眾的衷心認同。惟其如此，台灣社運力量才有可能扭轉今日的主流政治潮流。否則，台灣社運力量就只能繼續以邊緣者角色不斷無助地吶喊、悲憤的肢體抗爭、不符起碼運動成本的遊說活動，而終至於無法突破的局面。

因此，如何讓台灣進步力量的各種權益訴求，成為社會的願景，乃是當前台灣社運者無可置疑的任務。即，台灣進步力量首先必須展現出新的社會基本價值觀，提出新的社會總體願景來對照、批判當前現實中的主流價值、主流文化，從而才能在新的社會價值取向下，闡揚社運各種抗爭的意義，激發廣大民眾的認同。

一旦台灣社運能透過這種價值內涵的理性論辯溝通，來說服民眾，則今後社運各種特定議題的抗爭，就不會再僅限於特定當事人的權益抗爭，只能訴諸相對少數、也必然是社會邊緣力量的群眾，而是普遍價值下一般民眾力量的認同與支持了。質言之，這正是當年西方左翼運動中最具原創性思想家，葛蘭西所再三強調的文化領導權的運動實踐。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概念，有兩項重點。首先，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統治根基，不在於政治力量的直接壓制，而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早已穩固地深入人心。因此，要真正掌握政治領導，首先就必須在社會文化領域中，贏得文化領導權，即本文所說的左翼之社會基本價值觀的建立與民眾認同。其次，這文化領導權功能與範圍，乃是能將各多元社會領域在根本性的價值取向上統合起來，讓這些不同性質的社會生活實踐能在根本性的發展主軸上結合，從而在政治抗爭發揮整體性的認同來掌握政權。

自戰後以來，西方左翼運動者深諳葛蘭西的論點，也早在運動中實踐這文化領導權抗爭，但為何多年來，西方左翼運動並未成功奪取文化領導權，也因此從未掌握政權來建立一個左翼的公民社會呢？若如此，台灣社運又能從文化領導權的理論與歷史經驗中學習到什麼呢？

這乃是另一個重要議題，本專欄今後將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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